愚國者商鞅,愚民者韓非

兵馬俑

文: 言九林 

秦漢而下至於明清,是為中國的「 秦制時代」(或謂 「 秦政時代」)。

「 秦制」、「 秦政」,皆是由來已久的詞語。宋人歐陽修曾言,「 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至近代,則有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放言:「 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所謂「 秦制」,是一種古代東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國延續的時間最為長久,發育最為成熟。它有兩個基本特徵:

(1)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的統治基礎。封建貴族有可能與皇權正面博弈,形成較為穩固的契約或類契約關係,進而有可能誕生私有產權之類的理念。但官僚集團一方面是皇權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與皇權之間的衝突,幾乎不可能形成穩固的契約或類契約關係,秦制所追求的是「 莫非王土」和「 莫非王臣」。

(2)皇權與官僚集團在施政中的主要訴求,是盡可能提升人力與物力的汲取強度與汲取總量。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致力於消滅一切有影響力的人與組織(包括控制、消滅官僚集團內部的「 朋黨化」),追求一種散沙化與原子化的扁平社會結構。

秦制的萌芽成型,與西周封建體制的衰落崩潰大略同步。它的基本理念,至晚可以追溯到《管子》(書的作者並不是管仲)。這本書記載了這樣一種政治理念:

「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大意是:財富的流通渠道必須單一,必須由政府控制,也就是「 利出一孔」,不能讓民眾有多餘的錢,不能讓他們有其他發財的渠道。政府做到了「 利出一孔」,就可以「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賜與剝奪、貧困與富有,全由政府、君王決定,民眾才會視官府為日月,愛君王如父母。

不過,作為齊國「 稷下之學」的產物,《管子》一書帶有強烈的「 雜燴」氣息。比如,它提出了「 利出一孔」這般典型的秦制理念,卻同時又在強調「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提倡「 利出一孔」 ,顯然不能說是「 順民心」;提倡「 順民心」,顯然應該反對「 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韓非子完成的。

      一、《商君書》的強國之道

商鞅的出身,歷史資料已不夠詳盡,大略可以知道的是:他原是衛國貴族遠支,成年後投到魏國執政大臣公叔痤門下,自稱「 衛國公孫」,所以也被世人稱作公孫鞅或者衛鞅。商鞅,是他在秦國受封於商地後才有的稱呼。

據說,公叔痤臨終前,曾向魏王推薦商鞅,讓他接替自己做執政大臣,且告誡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應將其殺之。這大約不是史實,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後,為推銷自己而編造出來的謊言。公叔痤死後,商鞅在魏國丟了飯碗;大約同期,新即位的秦孝公發布了招賢公告,「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商鞅遂決意西行,去碰碰運氣。

在秦國耗費了約兩年時間,通過賄賂宮廷寵臣,商鞅見到了秦孝公。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三見秦孝公,分別談了帝道、王道與霸道,秦孝公的選擇是霸道。對於秦孝公的選擇,《史記》存留有商鞅的一段「 自述」:

「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大意是:我最先拿出來推銷給秦君的,是儒家的「 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 顯名天下」,不願等待「 數十百年」,於是我換了一套「 強國之術」,獲得秦君青睞。秦君的這種選擇雖佳,卻也將導致其國之「 德」難以與尊奉「 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並論。

這段「 自述」,來歷相當可疑。 「 帝王之道」與「 強國之術」的分野,是漢儒喜歡討論的議題;「 難以比德於殷周」這樣的感慨,更像是「 後見之明者」刻意將自己的觀點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實,商鞅是一個所學龐雜、並無固定思想皈依之人。君王喜好「 帝王之道」,他就推銷「 帝王之道」;君王喜好「 強國之術」,他就提供「 強國之術」。他可以在道、術之間自由切換、毫無思想壓力。秦王選擇「 霸道」,於是就有了「 商鞅變法」。

嚴格說來,商鞅變法其實有先後兩次。第一次始於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見到秦王后的第三年。這一年商鞅榮陞「 左庶長」,頒布了自己的第一份變法令,史書一般稱作「 變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這一年商鞅升任「 大良造」,相當於國相,借遷都之機再次推動變法。

前後兩次變法,主旨上並無太大差異。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第一次變法時頒布的「 變法初令」,主要內容包括:

(1)將民眾編為「 什伍」,實施「 連坐」之法。具體的辦法是「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不舉報「 奸人」者腰斬,舉報「 奸人」者獲賞等同於斬敵首,藏匿「 奸人」者受懲等同於投敵。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成年男性卻不分家者,雙倍徵收賦稅。

(3)鼓勵公鬥,按軍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鬥,按情節輕重量刑。努力耕種紡織之人可以恢復他的自由身,從事商業及因懶惰而貧困者將被降為奴隸。

(4)宗室也得靠軍功來謀取富貴,「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制定明確的爵位俸祿制度,田宅與奴隸的多少與爵位直接相關。有軍功才有社會地位,無軍功之人再怎麼富有也無法提升政治身份。

有說法認為,商鞅的這些變法措施,打擊了「 頑固腐朽的秦國舊貴族勢力」,為底層平民提供了一種上升通道。

這種效果,或許確實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並不在此。強化對民眾的控制(什伍、連坐與告姦)、將有力量的宗族打散為無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打擊阻礙國家直接治理民眾的封建貴族、將人的社會地位與軍功大小、耕種產量直接掛鉤,這一整套變法措施,核心目的都是為了提升秦國的資源(包括人力與物力)汲取能力。

秦國致力於消滅諸侯。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給戰車添磚加瓦。按《商君書》(該書雖未必是商鞅親筆所寫,卻屬於商鞅思想言論的彙編無疑)的說法,要讓這種添磚加瓦暢通無阻,首要之務是消滅「 六蝨」。

「 六蝨」的概念,見於《商君書.靳令》,具體是指這六種東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東西,在今人眼中屬於最基本的人類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卻構成了對國家強盛的妨害。商鞅另有一套強國邏輯:

「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商君書.靳令》)

大意是:國家貧窮多搞擴張戰爭是有益的,既可以損害敵國,也可以保證本國沒有「 六蝨」,國家必強;反之,如果國家富足卻不對外擴張,民眾生活安逸了,就會追求詩書禮樂,就會講究孝悌貞廉,就會倡導仁義反對戰爭,「 六蝨」全跑了出來,國家必弱。

《商君書》還解釋了國家為什麼應該制定告密製度,讓民眾互相監視:

「 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商君書·開塞》)

大意是:罪行發生後,再對犯罪者實施刑罰,不能起到「 去姦」的效果;義舉發生後,再來獎賞當事人,也起不到「 止過」的作用。刑罰不能「 去姦」,獎賞不能「 止過」,國家就會亂。所以,統治者必須趕在民眾違法之前,提前刑罰他們,如此才不會出現「 大邪」;統治者必須賞賜告密的民眾,如此才不會忽略「 細過」。統治民眾,能夠做到「 大邪」不生、「 細過」不失,國家就會大治,就會強盛。

針對上述邏輯,商鞅有一句簡練的總結:「 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仁義只會抵達「 暴」,殺戮反而會歸於「 德」。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 告密」納入國家製度,也是「 事前懲罰」制度第一次被付諸實施。這種體制化的告密之風,與秦國的興亡相始終,直到漢文帝時代,才得以改變。據《漢書·刑法志》記載:

「 及孝文即位,……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大意是:孝文帝與眾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訓,以寬厚為務,以告密為恥,上行下效數十年,才使得「 告訐之俗易」,社會上的告密風氣得到糾正。 「 事前懲罰」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罪疑者予民」(近似於「 疑罪從無」)。

商鞅的變法邏輯裡,還有一條叫做「 國富而貧治」。原話是這樣說的:

「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商君書·弱民》)

大意是: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力富);富有之後,就會有多餘的想法,追求多餘的東西(淫),然後國家就有「 蝨」,就不能強盛。所以,民眾富裕了沒地方消耗,就該設計製度,促使他們拿出實打實的糧食來換取爵位。他們重新陷入貧窮,就不會怠惰農業耕作,精力全在農業耕作上,就不會有多餘的想法,追求多餘的東西,「 六蝨」就不會產生。這種讓國家富有、讓民眾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可以讓國家強上加強。

也就是說,商鞅主張將民眾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溫飽線上。

上面這段話裡的「 蝨」,前文已經說過,指的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六種基礎文明。至於「 淫」,《商君書·外內篇》中有一段解釋:

「 奚為淫道?為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

「 淫」的本意是多餘的東西。按商鞅的理解,「 淫道」包括了靠辯智得到富貴、靠游宦進入體制、靠文學獲取個人名聲。也就是說,只有靠軍功和耕作來獲取社會地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靠人脈資源、靠學識來提升階層的做法,都屬於邪道,都對國家有害——儘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著「 辯智」和「 游宦」而得到秦國的重用。

將國家與民眾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民眾的愚昧與貧窮之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民眾越弱、越愚昧,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邏輯。對此,《商君書》有大量不厭其煩的陳述和解釋。試舉幾例:

「 昔能製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書·畫策》)——能夠制服天下的統治者,必須先制服他的百姓;要想戰勝境外的強敵,必須先戰勝境內的百姓。

「 民愚則易治也。」(《商君書·定分》)——民眾越愚昧,越容易治理。

「 (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 《商君書·弱民)————「 樸」是「 淫」的反義,沒有知識、沒有人脈、沒有溫飽之外的追求之意。這句話的意思是:民眾甘於「 樸」就弱,追求「 淫」就強;民眾弱,就安分守己,民眾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越志)。

「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如何引導民眾不去追求知識,是商鞅在改革過程中深入思考過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戰功與農耕之外,以任何理由賜予官爵,尤其不可讓民眾有機會通過知識來提升階層,久而久之,民眾就會很自然地鄙視學問、專心務農。民眾不重視學問,就會愚昧。民眾愚昧,就不會與外界有多餘的思想交流。沒有多餘的思想交流,民眾就會一心務農。民眾一心務農,國家就會強盛。

「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遊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商君書·墾令》)——大臣與士大夫們,不許去做任何展示博學多聞、能言善辯的事情,不准外出遊歷、寄居他鄉。這樣的話,農民就沒有機會聽見「 變」(通「 辯」,論辯)與「 方」(學問、道理)。 「 智農」沒有機會結識大臣、士大夫,也就沒有機會離開農業生產;「 愚農」無知,不喜歡學問,也會一心一意繼續務農。

為了徹底貫徹「 民愚則易治」這一邏輯,商鞅在變法過程中有些做法相當極端。比如,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

「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民眾反對變法時,商鞅曾把他們抓起坐牢或者砍頭;民眾轉變立場稱讚變法,又被商鞅抓起來流放邊關。反對不可以,歌頌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種「 民莫敢議令」的氛圍。民眾不能議論,就會減少思考。民眾只需要遵守變法政策,不需要思考變法政策的好壞。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對此,商鞅本人是有預感的。他的變法,幫助秦孝公極大地提升了秦國的資源(人力與物力)汲取能力,但這種提升,是以打壓秦國的封建貴族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國的封建貴族從嘴裡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務不在汲取,而在君位的鞏固。君位的鞏固,需要獲得國內政治派系足夠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勢力仍盛的封建貴族。而取悅封建貴族、獲取他們支持的最佳辦法,就是誅殺商鞅。

為了苟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請隱退,告歸封地,希望利用封地武裝保護自己(削弱貴族力量,恰恰是商鞅變法的核心訴求),並聯絡魏國權臣,欲以秦國利益為籌碼換取魏國的幫助(但魏國無意為了商鞅與秦國開戰)。最終,秦軍攻入商地,「 滅商君之家」,商鞅本人被公開車裂。

但他的強國之道,卻留存了下來,被歷代秦君尊為治國圭臬。

      二、《韓非子》的牧民之術

商鞅之後,將弱民、貧民、愚民之道進一步具體化、使之具有強烈可操作性的人,是韓非子。

與商鞅一樣,韓非子也是反智的。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㨽痤則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並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韓非子.顯學》)

大意是:民智這東西,跟嬰兒的心一樣靠不住。給嬰兒剃頭剖創,是為嬰兒好,但被慈母抱在懷裡的嬰兒,並不知道自己受的這一點點小苦,將給他帶來很大的好處,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眾去墾荒,他們認為太殘酷;制定重刑峻法,他們覺得太嚴厲;徵收賦稅錢糧,他們認為太貪婪;要他們都去服兵役,他們覺得太暴虐。這些政策,都是為民眾好,但民眾全都不領情、不高興。以前的大禹、子產,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所以,民智這東西「 不足用」,沒有價值,沒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裡,韓非子還發過這樣一番感慨:

「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聽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動幾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眾有了「 智慧」,懂得為自己的利益盤算,不肯被官府牽著鼻子走。

那怎麼辦呢?

韓非子說,常規的辦法是「 勸之以賞」——用利益來誘惑民眾、「 畏之以罰」——用刑罰來恐嚇民眾。但這樣做還遠遠不夠,在《五蠹》、《六反》等篇章裡,韓非子建議,應該對民眾實施改造。具體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有五種人需要被清除。

這五種人是:學者(約相當於儒家)、言古者(約相當於縱橫家)、帶劍者(約相當於遊俠)、商工之民(商人和從事各種技藝的人)和患御者(約相當於食客或者權力掮客)。

這些人或聚眾講學,或遊走各方,他們有知識、也有資源,還懂得體制的運作邏輯,對秦制國家是有害的。韓非子把他們合稱「 五蠹」,五種會蛀蝕樹心的蟲子。

其次,有六種人需要被教育。

這六種人是:畏死遠難之人、學道立方之人、遊居厚養之人、語曲牟知之人、行劍攻殺之人、活賊匿姦之人。

若僅從「 畏死遠難」這些形容詞來看,上述六種人似乎確實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 畏死遠難」這些字眼,只是韓非子個人的價值判斷。似乎是為了讓執政者可以更便利地分辨出這六種人,韓非子在文章中,還留下了普通民眾對這六種人的價值判斷。他們依次是:貴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學之士(追求學問的人)、有能之士(大略相當於能出門遠遊謀生的人)、辯智之士(大略相當於能用智力口才謀生的人)、磏勇之士(大約相當於能提劍殺人者)、任譽之士(相當於敢違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韓非子的邏輯了:這六種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維護自己的利益,對追求最大程度的人力物力汲取的秦制政權而言,是有害的。

其三,有六種人必須獎賞表彰,樹為模範。

這六種人是:赴險殉誠的人、寡聞從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純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賊遏奸的人。

若僅從「 赴險殉誠」 這些形容詞來看,上述六種人似乎確實都是極好的人。但要注意的是,「 赴險殉誠」這些字眼,也只是韓非子個人的價值判斷。按韓非子的記載,普通民眾對這六種人的價值判斷,依次是這樣子的:失計之民(只知道為官府去死的蠢人)、樸陋之民(見識短淺服從權力的愚民)、寡能之民(除了種地沒別的本領之人)、愚戇之民(沒有智識逆來順受之人)、怯懾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謟讒之民(給官府充當耳目之人)。

這五種人,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會叫喚,是韓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秦國國民。

這種對民眾的篩選與改造,與商鞅的理念高度相似。在商鞅看來,合格的「 秦民」不應該具有「 思考」的意識。所以,他先是殺了一堆反對變法者,後又流放了一批「 有來言令便者」(跑來讚頌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種「 民莫敢議令」的氛圍,再沒人敢議論新法的好壞。反對者被殺,歌頌者也被流放,這看似矛盾的做法,實質正是不願民眾思考變法政策的好壞。反對是一種思考,歌頌同樣需要動腦子。民眾動腦子,不管是往哪個方向動,商鞅都不喜歡。

但民眾畢竟不是工蟻。正常情況下,正常智力的民眾,絕不會主動願意去做失計之民、樸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戇之民、怯懾之民與謟讒之民。那又該怎麼辦呢?

在《說疑》篇裡,韓非子提供了一套辦法:「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禁事、禁言,大致相當於不許遊學經商和著書立說。禁心的意思,韓非子的解釋是「 遠仁義、去智能」,具體說來就是:一手控制資訊,一手灌輸錯誤邏輯。二者結合,可以做到無往而不利。比如,三國時代用五斗米道統治漢中的張魯,就深諳韓非子所述的這種「 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發展信徒的辦法,是讓信徒「 有病自首其過」,但張魯不會告訴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癒的——這就是一種控制訊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後病癒,這種單純的先後關係,就可以被張魯渲染成因果關係,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沒好是你自自己反省不夠——這就是在灌輸錯誤的思維邏輯。

按《史記》的說法,秦始皇讀到韓非子所寫的《孤憤》篇與《五蠹》篇後,曾浩然長嘆:「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三國志》也記載,劉備在遺詔中囑咐後主劉禪,閒暇時要多讀《商君書》,多向丞相請教《申子》、《韓非子》、《管子》。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孫表,因向道武帝進呈《韓非子》而獲賞。再往後,則如明人趙用賢所云:

「 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恆諱其跡。」

用商鞅、韓非之道治國,而諱言自己是商鞅、韓非的信徒,是中國兩千年秦制時代的常態。

     三、秦民的生存困境

以商鞅之道與韓非之術構築起來的秦制國家,其核心訴求,大體可以歸納為「 汲取」與「 控制」這四個字。秦帝國的內政,也完全圍繞著這四個字展開。

試舉兩個例子。

(1)「 以法治孝」的玄機

統一六國之後,秦帝國將「 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 以法治孝」。

在秦國,「 孝」是一種絕對義務。史載,秦始皇車裂了「 假父」嫪毒,遷太后於咸陽宮後,曾遭到齊人茅焦的批評:「 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始皇不得已,「 乃自迎太后跪咸陽」。皇室內部的鬥爭,也常常會把「 孝」拿出來作為武器。秦始皇死後,趙高矯詔令扶蘇自殺,所用的名義,也正是「 扶蘇為人子不孝」。

針對「 不孝罪」,秦律的刑罰是非常嚴厲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記載:「 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大意是:「 問: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免老)告發兒子不孝,請求判處其死刑,應該執行’三環’(一種具體涵義尚存爭議的法律复核/寬宥程序)的程序嗎?答:不應該執行,應趕快將他抓起來,別讓他跑了。」

而且,在處罰犯「 不孝罪」之人時,還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見為準。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 士五(伍) 咸陽才(在) 某裡曰丙,坐父甲謁鋈其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論之。遷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將傳及恆書—封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縣次傳詣成都,成都上恆書太守處,以律食。」大意是:「 士伍咸陽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請求將他斷足,流放蜀郡邊遠縣分,叫他終生不得離流放地點而定罪,按甲所告將丙流放,並依法命其家屬同往。現將丙斷足,命吏和徒隸攜帶通行憑證及恆書一封送交令史,請更換吏和徒隸,逐縣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將恆書上交太守,依法給予飯食。」

如此,就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衝突:商鞅曾將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毒害國家的「 六蝨」。認為只有剷除這「 六蝨」,兵民才會樂於被國君所用,國家才會強盛。結果,秦國不但不剷除「 孝悌」這種觀念,還給它加上了「 法律保障」。

這種衝突,是否意味著秦國的執政者,拋棄了商鞅「 剷除六蝨」的政治理念?其實並不是。相反,秦國大力推行「 以法治孝」,正是踐行商鞅以汲取和控制為核心的政治理念的必然結果。

為了加強控制與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壞了秦國原有的聚族而居的傳統(比如「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賦加倍徵收),導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這種變化,產生了兩種後果:(1)小家庭面對官吏及其所屬機構的盤剝時,嚴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對變故(比如災荒、疾病)時,抵禦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商鞅又推崇「 民愚則易治也」,主張「 國富而貧治」,致力於使小家庭長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溫飽線上。這會促使小家庭盡可能地將財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來供養已分家的父母。 (2)上行下孝,上位者鄙棄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等等,將之視作必須清除的「 六蝨」,普通秦人的道德觀念,也會很自然地隨之下降,進而影響到秦人的家庭倫理,使之不願意供養父母。

對於這兩大後果,西漢初年的政論家賈誼,曾有過很具象的描述:

「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大意是:自商鞅變法,拋棄禮義、仁恩,一門心思集中於耕戰進取,不過兩年時間,秦國的社會風俗就壞掉了。秦人家庭富有,兒子長大後就分家單過;家庭貧窮,兒子長大後就入贅他家。借給父親一柄耕具,會流露出恩賜的表情;母親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裡斥責。給孩子哺乳,不迴避公公;媳婦與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譏。一方面慈愛孩子貪圖利益,一方面輕忽簡慢自己的父母,這種行為與禽獸已沒多少區別。

漢初的另一位政論家賈山,也明確告誡漢文帝,秦有一大弊政,即「 亡(無)養老之義」,漢不可重蹈覆轍。

養老問題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秦國的執政者自然是知道這一點的。現實是:(1)願意/能夠承擔該項責任的正常家庭(聚族而居),已被變法拆散(變成小家庭);(2)秦國政府只對汲取感興趣,無意承擔該項責任(即賈山所謂的「 無養老之義」)。

那該怎麼辦呢?對秦國執政者而言,最好的辦法,自然就是將「 孝」寫入法律,強迫那些貧弱的小家庭,去承擔他們承擔不起的「 養老責任」。

其實,一個社會沒有了「 孝」的風氣,絕不會只是民眾倫理素養方面出了問題,也絕非用法律強制民眾去「 孝」所能解決。秦人「 不孝」的根源,在於秦制的汲取與控制太過厲害,在於其弱民、貧民政策太過殘酷。不改變這種政策,寄望於用法律手段強制秦人「 盡孝」,實屬緣木求魚。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儘管秦法嚴苛,但秦人「 不孝」的風俗並未被扭轉,且一直延續到了漢初。賈誼曾感慨過這一點,他說,漢朝建立後,「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今其甚者殺父兄」——那種不講禮義、捐棄廉恥的秦代舊俗,延續到了漢代,且變本加厲,不但不願贍養父兄,甚至還常常發生殺害父兄的事情。這些話,是賈誼說給漢文帝聽的,他不至於當著漢文帝貶低他治下的社會道德水準。

雖然秦國「 不孝」的風氣並沒有什麼改觀,但通過將「 孝」寫入法律,養老這項事關社會穩定的重要負擔,確實成功地被施加在了秦民身上,儘管他們正承受著繁重的汲取。秦國「 以法治孝」的本質,其實是為其嚴苛的汲取與控制打補丁。

(2)「 秦法繁於秋荼」的後果

類似旨在為汲取與控制服務的政策,還有秦律的繁雜細密。

秦國追求凡事「 皆有法式」,制定了非常多的律條。用《鹽鐵論》中的話說,就是「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無論秦民幹什麼說什麼,總有一款秦法適合你。睡虎地秦簡的出土,也證實了秦律的繁雜細密。

按現代人的常識,只要具體條文充分考慮了事理與人情,法律細密是件好事。但秦國的情況與現代不同,秦政推崇「 民愚則易治」,民眾受教育程度極低,繁雜細密的法律條文,對秦民而言等同於巨大的知識屏障。且秦制政權自上而下並無獨立的監查制度,無法約束秦吏用法律公正地「 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現代人一般尋求獨立的法律援助。所以,秦國的法律條文越是繁雜細密(哪怕每一條在字面含義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就越是容易陷入一種動輒觸法的困境。

當然,秦國也並非完全沒有針對秦吏的監督機制。 《商君書》曾提供過這樣一種制度設計:

民眾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律條文,官吏須如實解答,並留存檔案(符)。檔案裡要寫明詢問日期及所詢問的法律條文,然後將檔案(符)的左片交給詢問者,檔案(符)的右片由官府歸檔保存,作為日後抽檢吏民執法、守法情況的依據。

但這種制度設計,不可能產生效果。理由很簡單——為了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勢力,秦律規定民眾「 不得族居」,「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從而讓底層社會結構趨向原子化,以保證由秦吏組成的秦國基層政權,在統治底層民眾時擁有組織優勢。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由一群秦吏去監督另一群秦吏,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 治理」的命運——秦法越繁雜細密,秦吏從中做手謀利的機會就越多;更何況這秦法,本就是秦國執政者單方面的立法。

這也正是秦國內政真正的殘暴之處。所謂的「 天下苦秦久矣」,重點並不在焚書坑儒這種突發性暴行,而在於「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這種制度化傷害。

只有明白了這種制度化傷害的嚴重性,才能理解劉邦入咸陽時,為何要與「 父老」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馀悉除去秦法」——「 父老」 ,是秦政所不喜歡的民間有組織能力的人物;盡廢繁雜細密的秦法,代之以極其簡單的三條約法,正是為了回應民間因動輒觸刑而積累的對秦法的深重怨恨。

當然,待到天下底定,劉邦是一定要拋棄「 三章」的,取而代之的是蕭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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