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援助帶來更加饑餓的非洲——自上而下的貧窮與自下而上的富裕

文: 童大煥  

一  作為人類搖籃的非洲

由於優越的氣候和地理位置,插根木棍都能長樹的非洲,在達爾文的筆下是人類的搖籃。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起源與性的選擇》一書中對此作了大膽的推測。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起源於非洲還是亞洲,一直是古人類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個幼年南猿頭骨以來的70餘年,在非洲發現了一系列的人類化石,這一系列的化石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相比之下,亞洲出土的化石很難與之相提並論,因此,大部分古人類學家都認為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可能性較大。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類搖籃的非洲,一個食物資源豐富的非洲,今天卻成了貧窮、落後、動蕩、疾病的代名詞。這是為甚麼呢?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歐美之於非洲,是殖民奴役者、資源掠奪者。非洲今天的問題,是歐美數百年剝削和掠奪的結果。

但實際上,這種評價是不客觀的。連基本的農牧業都不存在的黑非洲,有甚麼東西可搶?西方人不可能爭奪他們傳統的狩獵與採集資源。西方也的確從非洲開採了工業資源,但千萬年來,這裡深埋地下的自然資源,對原始狀態的非洲人毫無意義。相反,西方人帶來的現代文明、買走的資源,給了他們非洲人原始生存狀態下,不可能創造擁有的物資享受。

二   被西方慈善摧毀的非洲

實際上,和許多人「落後就要挨打」的「掠奪認知」正好相反,西方對非洲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幫助,在過去50年中,歐美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高達2.3萬億美元!

恰恰是這些巨額援助,毀掉了非洲正常的市場機制,進而摧毀了非洲。

亦鳴《西方的慈善,如何毀害了非洲? 》向我們描繪了一幅非洲被慈善「溶解」的現世衰敗圖:

政治正確的西方,必須尊重貧窮國家的主權、保護他們的自尊心;因此,自然是把白送的糧食交由非洲政府,再由政府機構,一層層發放到非洲百姓手中。

不可避免地,糧食會一層層被截留,最後能到饑民手裡的數量和比例,只有天知道。

問題在於,貪污截留下來的巨量糧食,官員可不是只供自己吃,而是要把糧食變現,變成錢。

按市場價賣?太慢!那就按遠遠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吧,反正,糧食是白送來的,怎麼賣都不賠錢。

非洲本地老實種地的農民,這時發現,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成本比人家售價還高一大截,根本賣不出去,只能堆在倉庫裡發霉。如此一來,還有誰想種糧、敢種地呢?

本來就落後的農業,被一記重拳。無人種糧後,就更缺糧食了,而官員手裡糧食的價格,自然就可以再抬上來;買不起糧的人多了,饑荒挨餓更嚴重了,又可以呼籲國際社會更多的援助。這樣的惡性循環不斷升級,百姓的日子日益艱難,官員階層的利益,卻不斷水漲船高。

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Nathan Nunn做過一個調查,他們從1972年一直跟蹤到2006年,發現一個國家得到的糧食援助每增加10%,這個國家的暴力動亂程度就會增加1.14%。道理正是如此:因為一個底層真正缺糧的貧民,是沒有辦法直接拿到援助糧的。要麼被政府官員貪污走,要麼被手裡有槍的反政府武裝、游擊隊搶走。這些有組織的暴力會劫持控制這些糧食,也由此變得更強大。最典型的就是索馬裡,大量的捐助糧都在半途被武裝組織比如海盜、游擊隊、反政府武裝劫持。

同樣問題,在工業領域也一樣發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項本來功德無量的聯合國慈善計劃。 2005年,美國國際開發署撥付了8000萬美元,用於聯合國發起的非洲「遏制瘧疾計劃」,這次行動中,購買了大量蚊帳,計劃免費分發給貧窮的非洲人,讓他們不受蚊子叮咬,降低染疫可能。

結果,這些蚊帳不出意料地出現在非洲鄉邨城市的黑市上,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非洲本地大量的蚊帳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稅收;第二年,想要蚊帳的人,要麼拿著錢也買不到蚊帳,要麼價格變成天價,買不起了。於是,瘧疾的發病率,在美國援助後,居然攀上了新高峰!

直接給錢又如何?不少非洲國家的政府,大量的財政收入,就來自外來援助,比如喀麥隆,有41%的收入,來自國際援助。

然而,既然不費力氣就能有錢花,那麼,哪個政府、哪個官員、還稀罕本地企業交的那點可憐巴巴的稅收?還花甚麼力氣發展經濟呢?於是,非洲國家的私人商業資本,就自然地被輕視、被排斥了。

同時,大量湧入消費市場的援助資金,帶來的,是無法遏制的對內嚴重通脹。手裡有了外幣,政府也有了底氣大量發行本國貨幣,久而久之,貨幣發行就不計後果了,最後,導致津巴布韋那樣無法想象的通貨膨脹。最終的結果:摧毀本國的國民經濟系統。

而被援助喂肥的政府官員,大把的美元,放在哪裡保險呢?自然不是動蕩的非洲,而是安全的西方;借錢的債務之類,則留給了國內。

50年巨額援助後,大部分非洲百姓,實際上比以前更加貧窮;最有說服力的數據,是非洲占全球貿易的份額,由6%,下跌至2%。

三    經濟學的「白癡」線

現實情況是,世界上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每個人,而且擁有足夠多的合適農田來養活每個人。不幸的是,由於低效、不公平的分配系統和糟糕的耕作方法,數百萬人得不到足夠的營養。

50年來西方給了非洲巨額的援助,但形成極端諷刺的是:自1968年以來大的饑荒只發生在非洲國家,這些國家飽受腐敗、動蕩、內戰和周期性幹旱的困擾,數以億計的人被餓死。

當人們處在饑餓、貧窮、孤獨、無助的時候,往往會期待一個大機構、尤其是期待大政府來救濟、庇護自己;

當社會處在「貧富差距拉大」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期待公權力來拉平收入差距,來糾偏「市場失靈」或「市場只顧效率不顧公平」。

但是,非洲長達半個世紀的慈善實踐,用無數生命的代價告訴我們:

政府,不是可以期待的福音,恰恰是最需要嚴加防範的兇神惡煞!

當我們期待政府以至聖至德、眾生平等、無所不能之聖心聖手來懸壺濟世、普度眾生的時候,通過非洲慈善的過程,我們會發現,各級官員在分配慈善資源的時候,從政府到官員,遵循的恰恰不是「道德人邏輯」,而是「經濟人邏輯」:

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和官員的利益,公權私用成為常態;

公權私用過程中,遵循的是價格競爭這一經濟學規律:低價賣糧,低價賣蚊賬,以求快速搶占市場以出售獲利。

直接援助資金,則直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發展經濟、培養稅源更是被拋諸腦後。

當人們期待政府掌握更多的資源(尤其是生活資料和現金)以實現更好的分配、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的時候,我們發現,結果和願望正好相反:

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社會越腐敗,分配越不公;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市場價格體系一定越受到破壞,進而破壞整個市場機制,然後進一步摧毀全社會。

也就是說,當政府掌握越多的資源,不僅會加劇存量資源分配的巨大腐敗和不公,而且會通過破壞市場機制,全面抑制增量財富的創造。

這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逆的經濟邏輯!

那些白左、白蓮花們一切試圖抑制資本、加強權力的理想設計,最終一定是「種下龍種,收獲跳蚤」,許以天堂,收獲地獄。

英國思想家、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寫道: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

必須補充一句:若財產公有,必權力私有。

哪怕只是由政府來臨時分配財產,也必然使權力私有,淪為替官員謀福利的私有化工具。

人類社會最根本矛盾——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是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矛盾,是市場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資本和公民的矛盾。

公權力掌握資源越多,社會一定越腐敗、低效、落後。

期待自上而下的力量包打天下,一定會加劇貧窮與落後;寄望於自下而上的市場力量,社會一定會興旺發達。

這一條楚河漢界是否清晰,可以成為檢驗一個人,在經濟學領域是白癡還是正常人的根本標志。

四  自上而下的貧窮與自下而上的富裕

如果說,非洲的政府主導西方慈善資源的分配,導致了整體的、自上而下的退步、落後與貧窮,那麼,中國相反的例子,則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與活力釋放,帶來了農民的自由與富裕。

這個例子就是農邨的包產到戶。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6月27日10:46《杜潤生:包產到戶一錘定音》回顧了這一歷史進程: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邨的商業網路。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後一年時間,中國農邨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而鄧子恢和杜潤生卻因言獲罪,幾年以後,中央以農工部「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徹底撤消了這個部。文革」初始,有過被「大炮轟」經歷的杜潤生成了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人物。

再現政壇,已經是十多年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回農口。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邨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爭議所在。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他們主張僅限貧困區,其他地區明確不準。而會上只有遼寧的任仲夷、內蒙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等少數幾個人明確表示支持。

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於是杜潤生和胡燿邦、萬裡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潤生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75號文件是一份承前啓後的文件,但也是一個妥協的文件,是大家爭論的結果。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

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吳象發表的一篇題為《陽關道和獨木橋》的文章,就描述了當時的爭議。

其實,早在75號文件之前,山東、四川、廣東等若幹省份已經有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嘗試。廣東省委曾派工作組去糾正,可是越糾越多,而且實現包產到戶的地方,生產一季翻身,把吃飯問題解決了。杜潤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包地的農民和工作組的幹部捉迷藏,來檢查時,他們就集中起來做出幹活的樣子,幹部走了,又各幹各的。」當地的省農委領導馬上認識到:糾不過來不如順著辦。

1981年春夏之交,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邨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 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開了全國農邨工作會議,會後,國務院領導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讓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

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邨政策研究室就根據中央的這一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而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1982年——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邨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

集體化20多年中,國家每年收購糧食300億-350億公斤,多購1/10就會擠占農民口糧。可是,一搞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到1984年,糧食年產量就增加到了4000億公斤。同時,農業總產值增加68%,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國農邨經濟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五  觀念反複的「歷史旋渦」

包產到戶的三十年爭論史,其實走了一個終點又回到起點的「歷史的旋渦」: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

結果是情況更糟,不僅市場體系遭到破壞,導致資源產出更加短缺,而且,執行過程中巨額成本居高不下:

「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

最後是各地偷偷摸摸搞包產到戶,效果立竿見影:

「早在75號文件之前,山東、四川、廣東等若幹省份已經有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嘗試。廣東省委曾派工作組去糾正,可是越糾越多,而且實現包產到戶的地方,生產一季翻身,把吃飯問題解決了。

最後,經過長達30年的爭論和地下實踐,包產到戶終於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一錘定音得到肯定。

六   市場,只有市場,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

市場,只有市場,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

不論是福利經濟學,還是救災經濟學,更不用說市場經濟學本身,都是如此。

有人說,救災應該不一樣吧?集中資源到政府手裡,便於「集中力量辦大事」。

但是,不論火災、水災、海嘯、地震,等等,99%以上靠的是預防和現場救災,尤其是人命關天方面,往往只有幾分鐘時間。而災後,往往會有交通、通信等的阻礙,妨礙外部救災力量的及時介入。外部力量主要只能在災後重建方面起較大作用。

救災還面臨著決策的隔膜性與滯後性、執行過程的巨額成本、資訊傳遞的遲滯與失真等等。

因此,當地的市場力量越發達,越完善,面對各種自然災難和社會危機的自我救助、自我重建的力量也越發達,越完善,越精準,越及時。 

 

來源  經緯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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