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9日,她親手結束了父親的生命

她的父親是被她親手殺死的。

那天,在父親和母親的一致哀求下,最終三個人商量好,由她親手為他們割斷頸動脈。

這是最快捷的一種死亡方式,結束生命僅需一分鐘。

她是個醫生,這對她來說,很簡單。

她叫穆增蕊

那天,是1966年8月29日凌晨。

穆增蕊,高中畢業於天津市女七中。女七中的前身是天津著名的私立中學——南開女中。1952年私立學校被取消,南開女中改為公立學校,名為天津市女七中。

穆增蕊所在的班級是女七中那一屆唯一的高中班。她是我姐姐的同班同學。她的同學們都記得,她原來是一個文靜、謙虛、樂觀向上、待人誠懇、品學兼優的女孩。

高中畢業,她考上了醫學院。大學畢業,分配到天津市兒童醫院工作。她在醫院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廣受患者愛戴。文革前,曾被評為醫院的先進工作者。婚後的穆增蕊,丈夫在北京工作,兩個人分居兩地,為了工作,她甚至將第一次懷上的孩子做了流產,以後就再也沒能懷上孕。

1949年以前,穆家是開茶莊的。穆家茶莊的茉莉花茶在天津賣出了名氣。相聲大師馬三立的相聲《起名字的藝術》有這樣的內容:「哪兒買茶葉?正興德……這字兒讓你容易記住,叫著還順嘴兒。」「正興德」就是穆家茶莊的名號,在老天津可以說幾乎人人皆知。

1956年,國家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正興德茶莊「公私合營」歸了國家,穆家不再做生意了,祖上的家產唯獨就剩下了一棟三層小樓。穆增蕊的父母住在二樓,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住在一樓,一樓還有一間屋子對外出租。這一間屋子的租金就成了她父母唯一的收入和生活來源。1964~1965年,穆增蕊參加農村巡回醫療隊下鄉服務,工作過勞加上生活條件艱苦,後來一下子病倒了。66年返回市里以後她就回了娘家,住到了父母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式開始。社論宣稱:「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我國,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解放16年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是不能和平共處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最徹底的革命,這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最頑強的反抗。」

8月26日一大早,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手持皮帶、大棒,砸開院門,衝進穆家院裡,開展革命行動。一部分紅衛兵進屋抄家,另一部分就對住戶施虐。他們先把穆增蕊和她父母三人的頭髮剃成陰陽頭,用剪刀把褲子剪得稀巴爛,接著將人捆綁著拉到胡同口罰跪,進行批鬥,批鬥中拳腳相加,配合著皮鞭、木棒抽打,往身上、臉上刷墨汁、刷漿糊,百般凌辱,要他們承認是從事剝削、妄圖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資本家。

穆增蕊很不理解。實際上,穆家從穆增蕊的父親開始就沒從事商業,她的父親過去是個畫家,穆家那時候既沒有工廠、作坊,也沒有公司、商店,從何而來的「剝削」?紅衛兵蠻橫地說,一樓出租一間屋就是剝削,就是不勞而獲,就是陰謀復辟。

抄家從樓下抄到樓上,一層樓一層樓、一間屋一間屋刮地三尺般地進行:凡是能夠打碎的全部打碎,凡是能夠燒毀的全部燒毀、凡是能夠拿走的全部拿走。他們瘋狂地打砸,把一切物品砸了個稀巴爛,連飯碗都沒有留一個;書、畫全部堆到院子裡付之一炬;其他物品,全部貼上封條,等待用車拉走。

抄家中,紅衛兵們發現了穆增蕊的父親過去在美國舉辦畫展的一份資料,如獲至寶,這可是裡通外國的鐵證,於是毆打、凌辱升級。從清早到晚上9、10點鐘,穆增蕊和父親、母親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紅衛兵的毒打,不許休息、沒有水喝、沒有進食,每天從早到晚,幾乎沒有間歇地遭受折磨:揪頭髮、扇耳光、用皮帶抽,用木棒打,邊挨打還要邊高喊「我有罪」、「我陰謀復辟,罪該萬死」。一批紅衛兵打累了就撤,又來一批繼續,又是一番鞭打、凌辱。僅剩下半邊頭的頭髮被一綹綹地薅下來,臉頰被抽腫了,牙齒被打鬆動了、斷裂了,嘴角、眼角流著血,膝蓋跪破了,露出血淋淋的肉,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幾乎體無完膚……這種折磨整整進行了三天。

三天裡,大人粒米未進,只給她哥哥的孩子煮了一點點掛麵。屋子裡陡然間變得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所有的東西要麼被砸碎、砸爛,要麼被撕碎、燒毀,要麼被貼上封條等待拉走。電線被剪斷,說是防止他們自殺。夜裡沒有燈,怕紅衛兵隨時闖進來,不敢躺下,更難以入眠,每晚摸黑坐等天亮,膽戰心驚地等待第二天再次開始的凌辱、批鬥和毒打。

第三天,8月28日,又是從清早到黑夜不停地罰跪、鞭打。28日夜裡,穆增蕊依舊和父母在黑暗中席地對坐,又是整整一夜坐到凌晨。他們再也沒有力氣坐下去和跪下去了,也更經不住新的一天即將開始的毒打和批鬥了。

「阿蕊啊,媽熬不住了!」先是媽媽輕輕地發出了顫抖的聲音。穆增蕊抱住了衰弱得稍微一碰就會倒下的媽媽的瘦削的身體,可是卻一句勸解的話也說不出來。她能說什麼呢?她沒法鼓勵媽媽挺住,也更不能對媽媽說她能夠保護父親、母親,連她自己也挺不住了啊!

爸爸在依稀可辨的朦朧中下了決心,說:「阿蕊,你幫我和你媽解脫吧!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你是醫生,你知道怎麼搞能快一點。」

這個世界沒有他們的活路,他們無處可逃,無處可藏,唯一的選擇是離開這個世界、了結自己的生命。絕望中,他們想到的唯一解除痛苦的辦法只有死亡。穆增蕊說:「爹,媽,我和你倆一塊去!」

於是,三個人就開始商量如何自殺。熹微的曙光中,他們看到凌亂不堪的房間地板上,紅衛兵落下的一串鑰匙上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對於作為醫生的穆增蕊來說,這就夠了。她告訴父親、母親,她可以用這把水果刀先割斷他們的頸動脈,然後再自割。這種辦法走得快,一分鐘就可以結束生命。

家裡只有她是醫生,也只有她才能準確、快速地找准、割准頸動脈,所以,給父親、母親割頸自然只能由她來操刀。而究竟先割爹還是先割媽,父親、母親兩人卻互相爭執起來。因為先走可以先解脫痛苦,還有後走的為其送行,也不會感受眼看親人死亡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父母雙方互相都想把優先條件讓給對方。這也算是這個即將解體的家庭最後的一次溫馨和親情的體現吧!這也是他們最後能為親人表達的一點心意吧!

最後決定,還是父親優先——先被女兒割頸。由於商討和爭執耽誤了一些時間,當穆增蕊給父親割開血管,天色已經放亮了,眼看著鮮紅的血液從血管噴出來,父親還擔心地問她:「成功了嗎?」穆增蕊滿手滿身都是父親的鮮血,她還未來得及在父親停止心跳失去知覺之前告訴父親,轉身正要給母親割頸,聽到她二哥慌慌張張上樓說,聽到大門口有紅衛兵來了。穆增蕊眼看給母親和自己割頸已經來不及了,時間容不得她多想,離開塵世去往沒有屈辱和痛苦的陰間是她唯一的選擇,於是她毫不猶豫撞開房門,快步跑上三樓,推開窗戶朝樓下縱身一跳……

不知過了多久,穆增蕊醒來了,發現自己在醫院的病房裡,她的左腿小腿脛骨折斷,右腿大腿骨橫斷骨折,面前還坐著兩個威嚴的審訊人員。她躺在床上不得不接受審訊。或者是為了穩定她的情緒以便交代問題,審訊人員告訴她,她的媽媽跟著跳樓,但是被他們一把拉住,現在沒有一點問題,她這才知道媽媽還活著。這期間,她的嫂子來醫院看過她,告訴她是哥嫂把她抬到醫院的,以後在監獄中,哥嫂來看她時,一直沒有告訴她母親的真實情況。

九天以後,也就是1966年9月7日,穆增蕊被宣布逮捕,在病床上戴上了手銬。醫院不再給她治病,不管三七二一,立即取下她腿上的夾板和牽引帶,公安人員把她押到監獄醫院。穆增蕊的斷骨又重新斷裂,中午11點到監獄醫院,醫務人員要午休,直到下午兩點才給她治療,又重新穿鋼針,重新拉牽引,一次又一次,放下又拉,又放下,又拉,最終斷骨沒有對準,她的右腿骨只有五分之一連合,成了終身殘廢。

穆增蕊關在監獄到了1968年,法院實行軍管後,她的案子被定性為「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罪加上政治罪,數罪併罰,她被判了無期徒刑。判決書如下:

查被告穆增蕊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某某某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及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穆增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她為了不連累丈夫,便提出與丈夫離婚。她一直以為母親還活著,她怕母親聽說她死了而痛苦,監獄裡再苦,她也要為母親活下去。她在監獄好好表現,除了努力完成監獄工廠的定額指標,還發揮她的專長,為監獄管教人員的家屬和牢友看病,爭取減刑出去看到母親。她由於改造得好,她的刑期由無期改為有期,1979年,文革結束三年後,她被宣布無罪釋放。

出獄後,穆增蕊才知道母親早已死了,才知道母親死前遭到的非人對待和痛苦:她跳樓後,母親跟著跳樓,她哥嫂把她和母親抬到醫院,她因為殺人,公安局有審訊需要,醫院給她治療,但是她母親「自絕於人民」,醫院完全不治療她母親,她哥嫂只好抬回家裡,老人腿骨折斷,內臟出血,痛苦煎熬幾天就死了。

她的精神一下被擊垮了。從此,她天天生活在「我到底有沒有罪」,「我到底是不是殺人犯」的自我拷問中,腦裡經常跳出「是我親手殺死了我爹」的提示。這種拷問和提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影隨形地折磨著她,她總是不停地喃喃自語:「我殺我爹對不對?我怎麼能過得了這個坎,怎麼能原諒自己呢……我平時連一個螞蟻都不敢踩死呀,那天怎麼突然下的了手呢?」

穆增蕊出獄後,仍然回到兒童醫院工作。她力圖克服精神上的壓抑和折磨,爭取適應正常社會。她努力補習荒廢的業務,對工作依然如故地忘我、認真、負責,每天可以看到她拖著殘廢的右腿穿梭於一樓到五樓的的8個病房,幾乎天天工作14個小時。

然而,熟悉她的同事和同學卻明顯地感覺到,往日那個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穆增蕊不見了,再也回不來了!1994年10月16日,南開中學成立九十周年紀念日,原班同學相聚在母校,許多同學對穆增蕊特別關心,大家發現她身體不好,精神抑鬱,不愛說話,和在校時判若兩人。稍微了解情況的都私下偷偷講說她一家在文革時的遭遇,但誰都了解得不確切不具體,誰都說不完整說不清楚,然而誰都不敢問她本人,怕觸動她內心的傷痛。我也是聽姐姐說,她是在那次聚會最後一次見到穆增蕊。據說她出獄後患上了高血壓,身體和心靈的創傷損害了她的健康,最終她鬱鬱寡歡、沉默無言地離開了人世,走完她苦難的一生。

雖然,她總算無罪釋放,然而她失去的父親母親誰能還她?十多年的冤獄和損失的青春有誰能夠補償她?她身心遭受的摧殘又該由誰負責?領導和組織文革的那些人,本質有一絲一毫的改變嗎?當年施惡的紅衛兵們已經成了退休的大爺大婆,你們懺悔和改正了嗎?你們退休後,還在天天唱紅歌跳紅舞,呼喊「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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