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愛國電影人的命運

文: 曹米糯 

之前聊阮玲玉的時候有件事沒有說,當年叱吒上海灘的很多電影人,比如羅明佑、黎民偉、黎北海(黎民偉之兄)、鄭正秋、蔡楚生、林楚楚、阮玲玉等等,都是廣東籍,不過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電影尚處於無聲片階段,所以也沒有什麼國語片、粵語片之分。

別看當時廣東籍電影大咖不少,但最先開拍粵語片的卻是一位浙江人——1925年成立的「 天一影片公司」的老闆之一邵醉翁。 1932年,粵劇名伶薛覺先攜時裝喜劇《白金龍》登陸上海,邵醉翁慧眼識珠,決定將這部粵劇拍成電影——這就是中國影史的第一部粵語電影。 1933年,電影版《白金龍》在滬港兩地上映大賣,這次成功也帶動了隨後近十年的第一波粵語片繁榮期。

六十年代邵氏鼎盛時期的片場大合照。

這位邵醉翁,本名邵仁傑,家中排行老大,他二弟叫邵仁棣(號邨人),三弟叫邵仁枚(號山客),六弟叫邵仁楞(號逸夫)。邵醉翁是經商高手,天一成立初期便派三弟、六弟去南洋開拓市場,試水粵語片成功後又在香港設立分廠。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36年天一香港片場失火,次年日軍又大舉侵華,天一公司趕在上海淪陷前將業務遷往香港,並改組為「 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接手負責。

儘管時局動盪,但1932年至1941年間,「 天一」「 南洋」「 大觀」「 南粵」「 全球」以及黎北海創辦的「 中華製造聲默片有限公司」等本土廠牌依然未曾止步,統共製作了525部粵語片。直到香港淪陷,因所有電影公司都拒絕與日本人合作,粵語片甚至整個香港電影產業才進入停滯期。

抗戰勝利後,南洋公司片廠重開,到了50年代初,該公司再度改組,更名為「 邵氏父子」。 1956年「 電懋」成立,邵邨人掌控的「 邵氏父子」每況愈下,於是邵逸夫由南洋回到香港,接管了「 邵氏父子」的製片業務,於1958年成立了改變華語電影史的「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著名的「 SB」LOGO。

邵逸夫先生熱心慈善,尤其是對中國內地,幾十年來捐贈的善款總額遠超百億,很多地方都見得到以其名字命名的學校和醫院,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有著極高的口碑。不過公正而言,邵逸夫對慈善、公益、文化之類的支持大都是80年代之後才有的事,「 邵氏兄弟」風頭正勁的那段日子裡,他僅視電影為賺錢工具,幾乎沒有什麼鮮明的藝術追求和政治立場。

「 觀眾至上」「 生存至上」的法則令邵氏挺過了不少波折,但同時代的另外一批南下至香港的愛國電影人卻沒有那麼幸運——注意,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的、理想主義的愛國電影人,而不是那些諂媚的、見風使舵的所謂「 愛國電影人」。

比如1949年5月遷居香港的費穆導演。其實在1950年,費穆曾經為了他所熱愛的電影事業和祖國返回過北京一次,然而迎接他的卻是已經大權在握的電影處處長藍蘋的刁難——她勒令費穆必須寫一份無中生有的檢查。藍蘋是誰大家自己查去吧,我只補充一點,此女在拍攝《狼山喋血記》(1936)期間曾因戲份太少而遷怒於費穆,甚至放話說,如果不能把自己捧紅,那就是費穆的無能。

同年,費穆在香港創辦了「 龍馬影業公司」,全心製作國語片,然而沒過幾個月,即1951年1月31日,他便因心髒病發去世,年僅45歲。很多人都相信,以「 溫良恭儉讓」著稱的費穆是被藍蘋「 氣死的」。

費穆去世後,其好友、同樣南下的電影人朱石麟接手「 龍馬」,改組成立了「 鳳凰影業」。在香港電影史上,「 鳳凰」與另外兩家同期成立的電影公司「 長城」「 新聯」經常被合稱為「 長鳳新」,因為這三家公司的核心成員不少都是1949年前後內地來港留港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電影人,說白了,這三家公司都屬於「 左派」。

費穆

朱石麟和費穆一樣熱愛電影。他1922年進入真光戲院兼職編譯,因在《真光影報》撰文而結識了參加徵文比賽並最終拔得頭籌的費穆。 1923年,朱石麟加入華北電影公司,27歲時因趕寫劇本突發腰痛,後被庸醫誤診留下殘疾,從此無法彎腰。即便在病床上朱石麟依然沒有放棄電影,他編寫了多個劇本,其中《故都春夢》於1930年被孫瑜導演搬上大銀幕,成為「 聯華影業」的開山力作。

「 孤島時期」朱石麟為求生計幫周信芳先生編寫了不少京劇劇本,期間還發掘並提攜了編劇出身的後輩李培林,此人的另一個名字大家更為熟悉——桑弧

抗戰結束後,對國民黨統治心灰意冷的朱石麟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先是為「 大中華影業」拍攝了多部影片,1948年又為「 永華」拍攝了廣受好評的《清宮秘史》。這不是一部「 宮鬥劇」,而是一部飽含著強烈愛國思想的歷史劇。

《清宮秘史》海報

主持「 鳳凰」期間,朱石麟一方面大力培養新人,比如陳靜波、任意之、羅君雄、鮑方等等,一方面又堅持多元化路線,除了獨樹一幟的都市喜劇,在歷史劇、傳奇劇、戲曲電影等方面亦可圈可點。

儘管身在香港,朱石麟的愛國熱情卻絲毫不減,與內地的聯繫也一直沒有間斷。他曾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了1951年在武漢召開的中南區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1954年任全國政協特邀代表、全國文聯理事;1960年與珠江電影製片廠合拍潮州戲《陳三五娘》;1961年將曹禺的名作《雷雨》改編為電影;1963年又接下了夏衍改編自巴金《憩園》的劇本,次年拍成了電影《故園春夢》。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WG爆發,此前「 長鳳新」三家左翼公司製作的262部影片幾乎全部被定性為「 文藝黑線」產物。三家公司的負責人、導演、編劇、文宣人員……一批接著一批回內地接受教育,「 否定自己過去所做的一切」。這種政治對文藝創作無休無止的干涉,令香港左派電影與社會現實嚴重脫離,最終導致了「 長鳳新」的集體衰落。

1967年1月1日,內地官辦雜誌《紅旗》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週/揚》(有興趣的盆友可以找來看看) ,文中引用了最高領袖的一段話,其中有這樣一句——「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1月5日,香港《文匯報》轉載了這篇文章,朱石麟讀後大受打擊,當天下午突發腦溢血不治身亡,享年68歲。

朱石麟

理想主義的愛國者們有錯嗎?其實沒有。如果一定要說的話,他們只是低估了自己的愛國熱情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歷史就是歷史,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提還是不提,它都擺在那裡。我不想再問什麼「 歷史會不會重演」之類的老問題,我只想問,如果「 理想的愛國主義」行不通,甚至連「 生存至上」都行不通,那麼香港電影人、香港電影、香港社會,還能有什麼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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