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19 日

【秘密檔案】湖南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文:朱開陽

華夏大地本是禮義之邦,在中國農村,大多數人本著傳統的天理人情,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

二十年代,毛澤東倣效列寧的極權模式,在湖南鄉間搞起湖南農民運動,人為製造仇恨,鄉村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之間的矛盾衝突,被挑撥得非常尖銳。流氓無產者被鼓動組成「農民協會」,以「革命」的名義,大肆燒殺搶掠。但凡流氓無產者看上的財產,只需給物主冠上一頂「土豪劣紳」的帽子,便可公開掠奪,更有甚者,給有錢人戴高帽子遊街、關入監獄,乃至槍斃。這種「無法無天」的造反,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是違法犯罪的極端暴亂行為,卻被中共「崇高化」、「合法化」。

文革中,紅衛兵學習當初的湖南農運,給所謂「階級敵人」戴高帽遊街,手段比四十年前的湖南農運更為殘暴下作。很多被紅衛兵戴高帽批鬥、被逼下跪的「老革命」, 就是當年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子的「革命農民」。

毛澤東被任命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1923年6月,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中共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6年3月19日,國民黨常委召開會議,毛澤東被任命為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5月3日,第六屆農講所開學。利用這個講台,毛澤東大力宣傳俄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民粋派主張,即到民間去發動農民奪地主土地,分給無地農民,做到農民家家有田地種,人人有衣穿,過平等富裕生活。毛從中國歷史上各朝代農民運動講到當時國民革命運動,指出所謂「地主剝削農民,給農民帶來苦難」,激發學員對土地占有者的仇恨。

7月,毛澤東帶領50名農講所學員,赴韶關實習一星期,參觀考察農民運動情況。8月中旬,又組織全體學員赴海豐兩星期。實習中,有學員提出,農村地主勢力很強大,農民不容易發動起來,毛澤東則說農民中有一批遊民無產者,這些人行動勇敢,天不怕,地不怕,是一支可用的力量。

毛澤東不執行「二五減租」決議

1926年10月5日,第六屆講習所畢業學員回到派出省份,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

當時,國共兩黨已達成共識:國民軍北伐的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不以暴力手段沒收地主土地權。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從地主手中搶奪土地,這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既定方針。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實行贖買土地的溫和農村改革政策。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二五減租」決議案。這是一項正確維護統一戰線的政策,即滿足農民的部分利益祈求,又不太傷害地主利益。但毛澤東不感興趣,不去布置執行,《決議》成了一張空文。

煽動流氓無產者做「革命前鋒」

1926年11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作出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是當局的中心,指示傳到中國,毛澤東極為贊成。根據他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農民運動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澎拜、阮嘯仙等七人為委員。

毛澤東到職後,制定了《目前農運計劃》,計劃規定:「在目前情況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奧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目標是奪取地主土地,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在毛澤東看來,只要農民發動起來,敢於造地主的反,什麼統一戰線不統一戰線,已無實際意義。

1926年下半年,國民革命中的農民運動已由廣東向湖南發展,湖南成了農民運動的中心,廣州農講畢業的湖南學員回湖南後,在毛的旨意下,開展農村工作。

對鄉下農民來說,要他們打破世代的鄉村的平和,起來造地主的反,並不容易。但村間遊走流竄的無產遊民,有些以乞討為生,有些是盜匪黑幫,有些純粹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之流,他們對鄉村沒有歸屬感、責任感,因此敢搶敢奪,敢打敢殺,鄉下人把他們看成沒有規矩的地痞流氓,也就是流氓無產者。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中共就是煽動這些流氓無產者做「革命前鋒」,利用他們來再發動普通農民造反的。

到1926年底,湖南農村已經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大批流氓無產者掌握農村大權,想幹什麼幹什麼,想鬥誰鬥誰,大地主、小地主、小地主出租者、富農、富裕農民,不分等級都在打倒之列。搶他們糧食、占領他們房屋,捉他們遊街。國民革命軍的中下層軍官,在前方打仗流血,湖南家裡的土地卻被奪走,這激起很多國民革命軍官的反抗。國民軍35軍軍長何鍵的岳丈被農會捆綁批鬥,共產黨湖南早期領導人李文山,因為家裡是地主 ,亦被抄家,其父也挨打。

流氓無產者甚至在鄉村砸廟宇,燒、毀菩薩。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三區農民破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 毛認為,這是「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革命運動」。[1]

這群地痞流氓,以暴力加利誘,裹脅越來越多的普通農民加入其中。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農民協會的會員已增至二百多萬人。當時整個農村混亂不堪。有錢的、在城裡有親戚的都跑了。社會輿論一片咒罵、指責,批評「農運是流氓地痞運動」、「糟糕透了 」。

農村動亂,時局動盪,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瀕臨破壞。一些中共領導人認為,為穩定社會秩序,此時應該教育農民:國民革命當前要打倒的主要敵人是北洋軍閥,而不是參加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地主階級,這樣才能推進國民革命。但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

毛澤東認為,「痞子運動」「好得很!」

1926年12月3日,毛澤東參加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深入湖南農村考察。2月26日,毛澤東就考察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完全不同,始發現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社會一致的「痞子運動」的議論;以從來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報告說:「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運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

回到武昌後, 3月5日,毛澤東起草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週刊,分三次連載發表。陳獨秀不同意報告中的極端思想,《響導》週刊只發表了前半部分。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充分肯定農運的極端暴戾的行為:「痞子運動」「好得很!」他毫不避諱地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認為「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在農會稱王」,「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為所欲為」,「動不動捉一個戴高帽子游鄉」,「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看過後,「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農民運動升級為無底線的階級鬥爭和屠殺

《報告》發表後,由地痞流氓把持的農會發出「布告」,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極端口號,有些農會實權落到遊民無產者手中,他們說了算,帶領農民吃大戶,吃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富裕一點的農戶也被吃;土豪劣紳劃線的標準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隨機,有的地方把凡是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者一律歸成土豪,把凡是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劣紳,還有的地方開大會,只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就沒有人會反對。有時對土豪劣紳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下跪陪斗,把地主打倒在地,還踏上一隻腳,闖進地主家少奶奶的床,拉屎拉尿。還有的在群眾審判當場被立即槍決的,有的「土豪劣紳」被人用梭鏢刺死,有的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連當時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也在農運中,以「土豪劣紳」之罪名被槍決。在共黨指導下,農民運動逐漸升級為無底線的階級鬥爭和屠殺。

1927年4月11日,湖南大知識分子、清朝最後一名狀元葉德輝,被共黨控制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授權成立特別法庭判處死刑,公開處決,罪名是「封建餘孽、豪紳領袖」。 [2] 葉德輝事實上是因為罵農民協會的一幅對聯被處死的。柳直荀《馬日事變的回憶》:「葉德輝的對聯是『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3]

「馬日事變」

葉德輝被處決後,形勢急轉直下。湖南紳界震動,紛紛投身國民黨軍隊,國軍震驚於共黨的殘暴,決心戮力將其殲滅。

1927年4月,暴力的農民運動,以及同期中共鼓動的工人運動所造成的赤色恐怖,使蔣介石公開宣告與蘇聯和共黨斷絕關係,同時發布通緝令,通緝共黨首要。5月,國民革命軍駐軍開始鎮壓農工運動。5月中旬,臨湘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慘殺;18日常德近郊農協會委員長被凌遲處死;19日夜何鍵部將益陽縣工會、農協會占領,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被繳械;5月20日晨,何鍵部、熊震旅,將常德所有革命團體都包圍起來,工人糾察隊起而抵抗,遭機槍掃射,死80多人。5月21日,駐長沙國民革命軍獨立三十三團團長許可祥在何鍵策划下,在長沙鎮壓工會、農會,捉捕工農領袖人物,開槍殺共黨。史稱「馬日事變」。馬日事變後,許可祥部在長沙一連屠殺七八天。湖南有二三十縣的群眾遭屠殺,到6月10日,被殺害群眾達1萬餘人。這種種報復行為,完全是毛澤東極端暴力思想引來的惡果。

湖南農運造成嚴重危害,國共聯合統一戰線被破壞。7月14日夜,汪精衛主持召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政府會議。通過了分共決議。17日,國民革命軍武漢駐軍,開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以中共的背叛而告終。

評述:

如今,在中國大陸能讀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已是歷經幾次修改。 1948年的版本中,存有毛澤東對無產遊民的定義分析:「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赤貧階級「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1951年再版時,以上段落都被刪除;現在的版本,「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段話,也被刪掉了。估計都是中共擔心影響自己的「光輝形象」吧。

注釋:

[1]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年 第32頁。內容如下:

「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興。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攤神)游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實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的。」

[2] 署名同意判決葉德輝死刑特別法庭之委員,為吳鴻騫、馮天柱、謝覺齋(即謝覺哉)、戴述人和易禮容。其中,吳鴻騫(國民黨員)時任湖南省高等檢察廳廳長;馮天柱(國民黨員)時任湖南省高級軍法官;戴述人(中共黨員)、謝覺齋(中共黨員)都是當時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易禮容(中共黨員)則是湖南農協負責人。[維基百科]

[3]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4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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