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呆:二十四史和古代史學名著的作者,竟然全是「民科」

驚呆:二十四史和古代史學名著的作者,竟然全是

中國歷史上,在文史哲領域,從來就不存在一個自封自誇的「學術」「象牙塔」。

先說文學。《詩經》之詩多采自民間。《離騷》是官員屈原的抒懷之作。輝煌的唐詩宋詞多是士大夫修身養性的業餘產品。古往今來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作者也是地道的業餘選手。最早的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同樣是官員閒暇之作。總之,沒一人是「專業人員」。

再說哲學。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是站在中國哲學山巔上的一群人,他們沒有一人是象牙塔裡的人物。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王陽明,他們的著作,全是用業餘時間寫出來的。以前,佛道也不如現今擁有專門的「學院」。據說六祖慧能不識字,《六祖壇經》基本是他的人生感悟。總之,沒一人是「專業人員」。

也就是說,儘管中國古代的文學、哲學高度繁榮,但是,幾乎全部是「民科」的成果。

總之,今天的文史哲「象牙塔」,完全依靠幾千年民科成果構築的。一篇「業餘」塗鴉的《石頭記》築起了「專業」的「紅學」;一本文盲口述的《壇經》引出了高大上的「禪學」。

下面專說史學。

重視歷史記載,是中華的傳統。僅以傳世的史籍而論,自公元前841年起,中華大地上每一年發生的大事,史書皆有明確記載,後人難以隨意編造。

最晚在夏商周時期,中國就建立了設置了專職的史官,建立了完備的修史制度。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外篇》曰:「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伴隨專職史官的誕生,史學也專業化。早在唐代,科舉考試中,史學便列為一個獨立的考試項目。

因此,中國史學極其發達,早在漢朝,就形成了成熟的史學流派。《史通·內篇》曰:「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有趣的是,代表中國史學的成就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通典》、《水經注》、《元和郡縣誌》等等皇皇巨著,均屬史學「民粹主義者」的瞎折騰的結果,因為,這些作者,統統不是「史學專業」的人物。

先說《水經注》。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專著,作者是南北朝時期酈道元,這是一位「沒有受過歷史地理學專業訓練」的官員。《北史·酈道元傳》: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為書侍御史……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後為河南尹……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台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後除御史中尉……遣為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酈道元終身為官,最後為叛軍所殺。他一輩子好學不倦,工作之餘「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通典》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典章制度史」專著。作者杜佑是唐代著名官員,位至宰相,他也是一位「沒有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官員。《新唐書·杜佑傳》:

「杜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出為蘇州刺史……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拜司徒,封岐國公…….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週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杜佑終身為官,經歷豐富,多擔任任務繁劇的地方官和主掌國家財政的長官。他一輩子「夜分讀書」,利用業餘時間完成了《通典》。

《資治通鑑》的作者,是眾所周知的司馬光。儘管《資治通鑑》名氣巨大,但是,事實上,司馬光是一位「沒有經過史學專業訓練」的「民科」。《宋史·司馬光傳》:

「司馬光……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籤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通判并州……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判禮部……同知諫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台歸洛……《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司馬光進士及第後,終身為官。工作中,因為覺得史籍浩繁,有必要編撰一部便於皇帝以史為鑑的專著,他便利用業餘時間動筆了。寫了幾卷呈給皇帝看,皇帝閱後大喜,賜名《資治通鑑》,親自作序,並為他完成全書提供條件。此後,即便是擔任宰相時,司馬光也利用一切業餘時間撰寫該書。後來,因為與王安石等朝廷官員政見不合,便懇求赴洛陽出任「判西京御史台」,遠離政治中心,集中閒暇時間,完成了《資治通鑑》。

再說二十四史的作者。

眾所周知,《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司馬遷是今天所謂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嗎?錯!《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漢朝的太史令即「天官」,是主持國家天文台工作的官員,《後漢書·百官志》: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用當今的話來說,司馬氏世代為天文學家,而不是當今的「歷史學家」。至於司馬遷後來擔任的中書令,則是「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擔任漢武帝的祕書了。

由此可知,司馬遷先是國家天文台台長,後是皇帝祕書,總之,撰寫《史記》,並非他的「專業」工作。

《漢書》的作者班固,比司馬遷的情況還要差。他在動筆撰寫《漢書》時,僅為一介平民。《後漢書·班固傳》: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檄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

班固家世代書香門第,「家有賜書,內足於財」,藏書豐富,家境富裕。父親班彪去世後,他回到老家專心致志地撰寫《漢書》。後被人告發而下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朝廷,獲得漢顯宗(漢明帝)召見,皇帝讀了班固的著作後大為讚賞,立即任命班固為蘭台令史,讓他專業從事修史工作,支持他完成《漢書》。由於他才華橫溢,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時,專門請班固擔任助手。

如此說來,班固原本是一個「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鄉野「民科」。幸虧班固弟弟班超膽子大,班固的作品被皇帝看見並獲得皇帝認可,被調入「學術圈」工作,因此,班固勉強可以夠得上「官科」了。

《後漢書》的作者是范曄。范曄終身為官,雖然博學多才,但熱衷於政治,還因參與謀反而被殺。《宋書·范曄傳》:

「范曄……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腳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為司徒從事中郎。傾之,遷尚書吏部郎……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為始興王浚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浚為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在擔任宣城太守時,開始撰寫《後漢書》。這部史書,他完全是在業餘時間完成的。毫無疑問,這位終日瞎折騰的范曄,是「沒有經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

《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陳壽本為蜀國臣子,蜀滅後入魏晉,後在晉做官。同樣,撰寫《三國志》也是他業餘成果。《晉書·陳壽傳》:

「陳壽……仕蜀為觀閣令史……及蜀平……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陳壽去世後,根據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人的建議,朝廷派人到陳壽家中抄錄《三國志》全文,因此,《三國志》得以傳世。

《晉書》,是唐朝宰相房玄齡主持編撰。此人眾所周知,不再贅述。

《宋書》,是南朝梁朝權傾朝野的沈約所撰。此人眾所周知,不再贅述。

《南齊書》,為南朝公子蕭子顯所撰,他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公子王孫,更不可能接受史學專業訓練了。

《梁書》、《陳書》,由唐朝姚思廉所撰,他是唐太宗創業時期核心團隊的十八學士之一,據《舊唐書·姚思廉傳》,基本情況如下:

「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三年,又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采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並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

《魏書》,由北齊官員魏收主持編撰。據《北齊書·魏收傳》,魏收編撰《魏書》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

《北齊書》,由唐朝名臣李百藥所撰。《舊唐書·李百藥傳》:

「貞觀元年,召拜(李百藥)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

《周書》,唐朝名臣令狐德棻所撰。《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令狐德棻……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祕書丞……貞觀三年,復詔……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

《北史》、《南史》,唐代李延壽所撰。《舊唐書·李延壽傳》: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台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嘆美久之,令藏於祕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隋書》,由大名鼎鼎的魏徵主持編撰。

《舊唐書》,由後唐、後晉時的宰相劉昫編撰。《舊五代史·劉昫傳》:

「劉昫……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歷二年,都篡父位……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闢為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為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福初……詔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以病卒,年六十。」

《新唐書》、《新五代史》,是北宋宰相歐陽修主持編撰。此人眾所周知,不再贅述。

《舊五代史》,是宋朝初期的宰相薛居正主持編撰。關於薛居正修史時的情況,據《宋史·薛居正傳》:

「薛居正……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闢為從事……奏署鹽鐵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府尹,奏署判官……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乾德初,加兵部侍郎……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逾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宋史》、《遼史》、《金史》,為元朝宰相脫脫主持編撰。關於脫脫修史時的情況,據《元史·脫脫傳》:

「脫脫,字大用……年十五,為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制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六年二月……脫脫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

《元史》,為明初重臣宋濂主持編撰。關於宋濂修史時的情況,據《明史·宋濂傳》:

「宋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逾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寧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為《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濂上箋謝,並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采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

《明史》,為清朝大學士張廷玉主持編撰。此人眾所周知,不再贅述。

上述名家,竟然沒有一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

另外,《清史稿》,則是一群完全沒有接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晚晴餘孽」的產品。

如果按照當今某些人的說法,上述這些人物,無一例外,全是「民科」。

據說,近日,有歷史學家宣稱,歷史學是一門門檻不低的學問,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者是不夠格進入的,因此,歷史學是歷史學家的事情,非歷史專業的民科別瞎參合。

想想挺幽默的:

1.一群民科撰寫了令舉世仰望的《二十四史》;

2.有人依靠《二十四史》晉升為「學術」官科;

3.官科建設了「學術」門檻,把民科攔在門外。

4.官科有資格研究二十四史及其作者,二十四史的作者不夠格研究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例如,如果司馬遷再世,也是沒有資格參與《史記》的研究的。司馬遷不懂「外語」,自然是考不上「史記專業」的研究生,更別提撰寫「論文」、到「國際權威刊物」發表論文了。司馬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發表一篇又一篇「司馬遷研究」和「史記研究」的論文了。

同理,歐陽修、司馬光也只能成為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民科了。僅當今「專業訓練」和「論文」格式,就足以把歐陽修、司馬光整暈。

來源:生民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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