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 7 日

北欧惊雷: 反智喧嚣背后,真正可怕的多数沉默!

文:一命

每天的國際新聞中,槍擊、爆炸、凶殺等恐怖案件,對普通大眾,並不陌生。再血腥再轟動,也很難維持熱度,舊的凶案,很快就會被新的掩蓋。 

2011年,挪威首都奧斯陸發生了殘殺77個人的恐怖槍擊案。這起案件,發生在世人感覺中天堂般平和安樂的國度,因此,給人的神經衝擊大一些;但是,也僅此而已。

對於世界大眾來說,由於新聞媒體的集體性含糊其辭,對慘案發生的具體原因及幕後真相,有意無意地遮掩下,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重視,似乎和全球各地屢見不鮮的伊絲蘭恐怖襲擊,沒什麼不同。

直到2018年後,這次事件被拍成了紀錄片《7月22日》,世界民眾才得以窺見該事件的幕後。

這起案件的與眾不同,不在於慘重的人員傷亡,也不在於它的作案方式,而在於它的襲擊對象。

他針對的,既不是輿論焦點中高犯罪低貢獻的伊斯蘭和黑人移民,也不是最容易形成恐怖氣氛的無辜平民,而是白左:人類社會與現行政治的主流、支持移民政策和全球化的左派政治家與政治正確支持者。

此前、此後直到今天,很長的時間內,都幾乎沒有發生過此類性質的凶案。因此,它的代表性與象徵意義,非常突出。

2011年7月22日15點25分,行凶者布雷維克,在奧斯陸首相辦公室樓外,引爆了一輛裝滿炸藥的白色大眾三箱貨車,當場炸死8人;這一爆炸地點,選擇在最具左派政治代表性的首相府,向左派政治統治秩序宣戰的意味,非常明顯。

而這一幕,只是凶案的第一步,當政府高層都在爆炸現場忙著救援與善後的時候,凶犯布雷維克不是忙於逃亡藏匿,而是向於特島夏令營進發,把槍口瞄準左派政治精英們的子女。

從17:07分登島到18:27分被捕,布雷維克在長達80分鐘的時間裡,精確而冷酷地殘殺著左派政治精英們的兒女,再悲慟的哭嚎、再悽厲的慘叫,也沒有讓他放棄殺戮,直到用光子彈。

 不同尋常的凶殺動機

法律心理學家的分析表明,布雷維克的作案,不同於普通的殺戮,其本人,也不同於一般恐怖分子的歇斯底里和癲狂憤怒。

他冷靜沉著,極富紀律性,擅長控制自己的情緒,事發之後,他徘徊在現場,沒有慌亂、沒有逃亡,毫不擔心白左家長們的失控報復,在被捕後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我的手指被小孩腦袋碎骨給崩破了,趕緊讓醫生給我包紮一下。」

這些,不過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們怎麼能為政治負責呢? 

因為在布雷維克眼裡,那些孩子和政客都是歐洲文明的內奸,是必須要搬開的絆腳石、是必須要滅絕的禍根,所以他要先殺為敬,從根本上斷絕未來20年挪威多元化的土壤。

很顯然,他對這些滿懷善愛的被害者,充滿仇恨!而這樣的仇恨,通過了長久的積累與醞釀。

布雷維克對這起襲擊的周密籌劃,長達9年多。發起襲擊前幾個小時,他還在互聯網上發布了一份多達1500頁的宣言:《2083 —— 一份歐洲的獨立宣言》(2083 –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詳細闡述了他製造慘案的動機。

 在這份文件中,布雷維克表示反對伊斯蘭教和女權主義,支持暴力消滅伊思蘭教,將穆絲林趕出歐洲。他控訴挪威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對外來移民的寬鬆政策,認為外來穆斯林移民群體會毀掉整個國家,乃至歐洲。他揚言,要發動一場保衛歐洲的「基督徒戰爭」,以抵抗「伊絲蘭人的進軍」。他最主要的動機,就是為宣揚自己的主張,在挪威社會引發一場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革命。 

他提出目標,是在2083年、維也納戰役400周年紀念時,將所有穆斯淋趕出歐洲。布雷維克的目標,是以日本和韓國為樣板,在歐洲實現「單一文化」。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體現許多上世紀50年代歐洲經典保守主義原則」。

在法庭上,他否認自己的罪行,並把這次恐襲定義為一場戰爭,表明自己是為保衛祖國而戰。

襲擊目標:歐洲政要被列為應剷除的「A級叛徒」 

布雷維克最不尋常之處,在於他把矛頭對準歐洲內部的左派人物。在他看來,不少左派代表性的歐洲國家領導人、記者和公眾人物,是「A級叛徒」,應該「執行死刑」,原因就是他們允許多元文化存在和移民進入。

他的「目標」清單,包括了英國王儲查爾斯和前首相布朗、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齊、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等。

那麼,製造凶案的布雷維克,遭受了什麼特殊的環境和際遇,造就了他與左派不共戴天的極端思想呢?

從事後媒體發掘出的真相看,這個32歲的年輕人,並沒有跟穆思林黑人之類有什麼過不去的過節。他不過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挪威人,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西部長大。大學在商業學院學習的,是商業管理,而不是什麼哲學政治之類,畢業後從事的工作,是從事農產品生意。平常的興趣是健身、打獵和電玩,完全是一個普通的北歐年輕人,沒有極端化的任何切身誘因。

這個普通的年輕人,對於身邊的朋友熟人來說,也普通到沒有什麼異常,而且留給人的印象都還不錯。

布雷維克的中學同學邁克爾·托莫洛對他在學校之間的印象是:他在學校「相當內向」,是「好學生」。

 在認識布雷維克的出租車司機唐恩眼裡:布雷維克是「一個好人……像一位能幹的生意人,剛下班」、「我做夢也沒想到他會幹這種事。」 

而一家網站的女記者回憶,2009年一次會議上見到布雷維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與常人無異,就網站營銷提出一些雄心勃勃、不現實的想法」。

即使專業敏感的安全部門,都對他看走了眼。

布雷維克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發案前根本沒有引起安全部門警覺。如果他參與過新納粹組織的任何活動,是都很難逃過安全部門的關注與監控。

也就是說,布雷維克,並不是特殊情況造成的特別個例,某種程度上,他代表了歐洲社會中長期沉默的大多數人。代表了一種思想、一種力量、一種可能的未來。

更值得關注的是,布雷維克可能只是這種力量中,不值一提的代表,更大的力量,可能已經存在。

在世人的心目中,西方社會極右化的危險,來自於法德等國的右翼政黨。德國右翼政黨的領導人,就曾經公開輕蔑的表示:當那個歷史時刻來臨,我們將毫不猶豫地堅決清除垃圾!

但從布雷維克那裡,我們可能會發現,被世界忽略的更真切的威脅。

布雷維克在其「宣言書」中,表達了對普京、而不是法德的右派政治領導人的敬佩,對俄羅斯「我們」青年組織,表現了強烈的認同。並希望建立類似的「愛國組織」。

雖然普京的發言人和「我們青年組織」對布雷維克的讚賞很惱怒,稱其為瘋子和精神變態者,但不由人不去思考,喜歡各種極端化的俄國人,這個吸收17歲至25歲青年成員,已經擁有龐大的成員數量,得到普京支持的組織,究竟是啥使命、裝了壺什麼酒?

這,出乎我們的意料吧,但也讓我們明白了點什麼吧?

入獄,不是結束,可怕的是,好像只是開始…

欠下77條人命,按照人類殺人償命、一命換一命的自然慣例,布雷維克應該難逃一死。

然而,極端左派統治下的北歐,法律提倡的是感化而非懲戒。在挪威無論多凶殘多血腥的殺人犯,最高刑罰都是21年。而且,服刑之間的物質生活待遇,完全可以超過普通國家人們的度假享受。

這,是主張過分政治正確理念的極左派,給自己挖下的尷尬大坑。

其實,入獄,相對於布雷維克的文化反擊計劃,只是開始。

入獄不過三月,他就緊鑼密鼓地展開對左派理念的進一步羞辱。

他以度假村般的監獄電腦配置低、沒有潤膚乳、室內裝潢陳舊、咖啡不熱、麵包黃油量不足、手銬太緊等理由,發起了舉世矚目的上訴,並如願地成功勝訴。他在上訴時面對全世界媒體肆無忌憚的納粹舉手禮,更驚愕了世界。

以左派人權之矛,攻擊公共人權之盾,通過全球媒體,噁心政治正確的荒唐與矛盾悖論。布雷維克的終極目標,直指徹底顛覆西方世界現行的左化價值體系。

布雷維克宏大的未來企劃裡,甚至還包括:為了實現歐洲清洗計劃,組建一支極右翼勢力軍團「聖殿騎士團」。

2011年後,在西方極右翼勢力中,布雷維克成為了新偶像,他們開始把布雷維克奉為救世彌賽亞;在他服刑期間所收到的6000封信件中,大多是對其表示崇拜的告白信。

這是意味深長的一幕:

從沉默多數中的普通人,到極右翼的崇拜圖騰,在幾個小時之內,布雷維克,就完成了身分的驚駭蛻變。

2020年,發源於美國的黑亂,再次把政治正確狂潮席捲整個西方世界,在看客們興奮的熱鬧中,出現一幕幕普通人目瞪口呆的反常識反理性現象:劣跡斑斑的吸毒罪犯,成了一個族群的英雄;位高權重的左派領袖們,為一個罪犯跪拜國葬;為人類文明作出了標誌性貢獻的歷史人物,被搗毀潑污;自平博發源的法國,傳來白人滾出法國的吶喊;吃福利懶工作的低貢獻人群,在街頭理直氣壯地打砸搶燒…

挪威度假酒店般監獄中的布雷維克,看到這一幕,是憤怒、是悲哀、是鄙夷、還是興奮?

這一幕的背後,政治正確的框架下,喪失了言論自由的西方社會,那沉默的大部分人,真的就在如願地反省歷史污點、真的就接受黑民貴理念,真的就會永遠沉默下去…

既然今天歐美社會有這樣極端非理性的一幕出現,那麼,我們不禁會驚恐地聯想:會不會有另外一種極端在未來的世界出現:我們只能帶孩子在動物園裡看到非洲人了…

人類政治文化的任何極端化,都會伴隨嚴重的後果,過去100年中,極右與極左輪番上演,已經帶來了億萬人的殺戮與苦難,而大部分的代價承擔者,卻是追隨在西方文明之後的落後社會與落後族群;這樣局限於社會群體智慧高度的輪迴,還會在多數人的迷茫與沉默中,繼續多久?

作為文明綿長的中國人,我們還是期望,2000多年前凝聚中國智慧的中庸之道,能夠在現代社會背景下,被人類政治文化吸收主流化,成為人類社會理性進化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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