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性侵案六問

兒童性侵案

關於律師的道德問題

律師是一個職業,這個職業的要求就是用法律技能幫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包括嫌犯。在律師而言,是不能先假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任何人,無論「好人」「壞人」,都有權利獲得律師的服務。

律師的職業道德,就是按照法律程序進行理性辯護,幫助委託人(嫌犯)脫罪。如果律師不能把自己的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區分,其實不適合作律師。

關於個人的道德觀,首先應當理解,律師不能假定自己代表正義。對於法律人來說,這是個非常危險的傾向。

本案中,陳大律的公開信,流露出很多正義滿滿的表述,引起廣泛反感,對此大家批評的非常好。但無論陳大律動機如何,是低俗、是貪財、或是詭辯,這都是他的權利。

支持他的權利,批評他的觀點。

那些被道德綁架的職業

很多人把律師理解為正義的化身,也有很多律師把自己理解為正義的化身,這在道德批判泛濫的社會,是普遍現象。類似的職業,還有教師、醫生、公務員等。

事實上,教師並不比學生道德高,醫生並不比患者道德高,公務員並不比市民道德高。因為,人類社會沒有一個客觀標尺能夠確認某人(群體)的道德水平。

認知人類墮落的本能,理解道德的不確定性,自然會認同法律的強制力。既然道德靠不住,正義感也靠不住,那就會承認他人低俗的權利。

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都不能自認為代表正義,也不要指望任何人(職業)代表正義。一旦群體建立這樣的觀念,比如常見的「明君」「清官」「俠客」情節,反而道德水平走下坡路。這也不難理解,

越缺什麼,就越強調什麼。

關於公共情緒的問題

看到太多的文章批判陳大律,認為陳律師缺乏道德關懷和人性溫暖。這個我能理解,但如果對案子的討論停留於此,那是一種悲哀。成年人不能止步於情緒表達,站在道德高地罵人,歷來是最容易的事情。

審判是法律問題,法律要求按照法條來討論,不能和道德感混為一談。否則,還要律師幹嘛,直接把嫌犯拉出去斃了,大家都開心了。相對感性的直覺衝動,建設法治社會更需要人們理性的判斷。

充滿正義感的道德批判文章,肯定是暢銷的流行的。人們在一致的譴責聲中,獲得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和群體安全感。

但僅此而已。 

關於嫌犯定罪的問題

嫌犯定罪的過程,需要有三方的角色:公訴人(起訴方)、被告律師(被告方)、法官。在大陸法系中是法官決定,在普通法系中刑訴案由陪審團決定。

案子怎麼判,和律師怎麼辨,完全是二個問題。辯護律師的角色,是和公訴人對抗,他沒有給嫌犯定罪或脫罪的權力。也就是說,辯護律師只需要提供一方的理由,按照法條來尋求對當事人有利的判決,將被告人的權益最大化。

陳大律為嫌犯作辯護,是他的本職工作。至於陳大律辯護的好不好,那是委託人更關注的問題。這麼財力雄厚的嫌犯,據說本案收了一千多萬律師費,感覺有點低了。

律師越活躍,法治越完善。

關於兒童性侵犯的處理

兒童是未成年人,對兒童的性侵和猥褻,應當和對成人的犯罪行為區分開來。刑法目前的規定,處罰實在太輕了。

現代犯罪學研究發現,兒童性侵犯是慣犯,在被發現的時候通常已經多次作案。對此,法律需要更強的威懾力。

在我看來:

對於兒童猥褻者,應當加重刑期。刑期滿後,在其居住地進行標註,並向民眾公開信息,做好預防工作。

對於強姦兒童者,建議沒收作案工具。具體是化學閹割,還是由受害人操刀物理閹割,可以由受害者決定。

求仁得仁,求割得割。

關於兒童保護工作

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所以重視兒童的權利,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標誌。但目前全世界對兒童的保護、教育,都存在觀念的誤區。

孩子的成長是個複雜的過程,未成年人可能是花朵,也可能是惡魔。對於兒童的成長,首要責任人應當是父母,而不是社會(國家或其它組織)。理由很簡單,誰能超越父母對孩子的關心?

老師能夠比父母更關心孩子的成長嗎?未必,老師可能更關心學生的考試成績。醫生能夠比父母更關心孩子的健康嗎?未必,醫生可能更關心符合流程完成任務。

甚至,兒童保護組織能夠比父母更關心孩子的未來嗎?在我看來,這本身存在悖論。如果父母都能夠很好的照顧孩子,那么兒童保護組織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那麼,對於兒童保護組織來說,問題孩子越多,他們的經費就越多,機構的影響力就越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此類組織比較適宜民間運作。

毫無疑問,父母應該而且必須是孩子成長的主要責任人。給孩子足夠的安全感,孩子就不容易走極端。給孩子足夠的方向感,孩子就不容易走歧路。給孩子足夠的源動力,孩子就能夠正常的自立和獨立。

孩子的問題,主要是父母的問題。

來源:歷史之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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