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國人,臨走前記錄了「空城」上海

上海

Anthony Reed 是一名來自英國海濱小城貝克斯西爾(Bexhill)的攝影師。小城附近的比奇角(Beachy Head)有一個著名的「旅游景點」,同時也是「自殺聖地」:英國最高的海岸懸崖多佛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Reed 開玩笑說,「如果一個地方因美麗和死亡而聞名,那一定有它特別的原因。」

2022 年 4 月,Reed 離開了上海

他曾在紹興和青島有過短暫的停留和學習,隨後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漲幅過高,搬到了愚園路一處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業拍攝項目,Reed 喜歡扛著相機在上海的街頭閑逛,拍攝那些在巨型都市裡孤獨的人。今年 3 月中下旬,他開始拍攝疫情下的上海。雖然彼時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織的外灘、南京東路步行街、城隍廟、靜安寺,已初現「空城」的氣質。

以下是 Reed 的自述:

2008 年來中國以前,我對中國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時代,我對亞洲,尤其是東亞有著一些幻想 —— 這促使我來到中國。我並不是沖著北京奧運會來的,但奧運會確實給我留下了一個印象:中國在變得越來越開放,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那時我 24 歲,剛畢業,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這一年,我的雙胞胎哥哥去了倫敦(他也是攝影師),而我來到了中國。我離開英國還有一個原因:撒切爾夫人雖然 1990 年就卸任了,但撒切爾主義的經濟糢式依舊影嚮著英國的方方面面,離開英國算是一種消極反抗吧。

在中國的這 14 年裡,從焦慮如何靠商業拍攝來養活自己的藝術創作,到擔憂商業拍攝過多會影嚮我的藝術創作 —— 每天的生活都是過山車式的。如果說起起落落是任何一個人都會經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說「落大於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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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 月(春節前)是我常規續簽工作簽證、遞交材料的時期,這樣,大約 2 月或者 3 月就會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簽證。在上海,我註冊了自己的工作室,簽證事宜我都親自去做,以往都很順利,但 2022 年,我經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簽。跑到窗口去詢問,得到的答複是「沒有理由,別再問了」,哪怕我的「工作許可」到 2023 年都有效。這意味著:3 月 9 號之前,我必須離開中國。

雖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國待一輩子,總有一天會離開,但在原先的構想中,我希望是在準備好的情況下離開,而不是被強迫、被通知。突然之間,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亂了。我陷入了慌張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攝影器材還要想辦法賣掉 …… 還有機票,昂貴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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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時間來不及,於是 2 月份的時候,又去了一次簽證中心,希望爭取一個緩沖期。他們奇跡般地同意了,於是我的離境日期變成了 4 月 9 日。緊迫感有了緩解,但又一個變化來了:3 月初,上海爆發了奧米克戎疫情,已經有局部的小區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慮。我的航班會不會取消?新的航班會不會更貴?我會不會被封在家裡?我原計劃賣掉的東西怎麼運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麼辦?人在家中,但是簽證已經過期了怎麼辦?我會被居留嗎?

果然事情朝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了,被封禁的小區越來越多,商店和公共場所也陸續關張。我意識到,我的小區離封禁也不遠了。於是,在還沒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機,去拍攝上海街景。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像是一次「場景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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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疫情剛剛擴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對病毒和(飛漲的確診)數字很恐懼,口罩也搶不到。當時離境沒甚麼困難。2 月 1 號我飛去紐約,和哥哥團聚了一下。我以為疫情會很快被控制住 ——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 —— 但是沒想到,病毒擴散到了歐洲,然後是美國。4 月份,紐約經历了 Lockdown。Lockdown 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樣。在紐約,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議性」的,並不強制。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並非空無一人。4 月 5 號,我和哥哥拿起相機,用兩天時間拍攝素材,制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紐約》(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讓我詫異的是,有些人嘲諷戴口罩的行為,各種陰謀論也開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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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琪大戲院,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兩年多過去了,病毒不斷變異。我總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樣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結束。在上海空蕩的街頭拍攝時,那種感覺很微妙,甚至有點詭異。我在歐洲的朋友全都感染過奧米克戎,有的人還不止一次,但他們並沒有甚麼大礙。這給我造成了一個印象:病毒變弱了,人類可以松口氣了。但(上海)對更弱的病毒變體,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這讓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發生甚麼。我只想著趕快離開。

從「不得不離開」到期待著趕快離開,這前後的心理變化應該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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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個地方待十幾年,都會有很複雜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來的朋友;我的收入雖然遠未達到「舒適」的程度,但豐富了我的經历和創作。這裡的生活確實便利,但(我)也會想起幾年前就消失不見的午夜路邊攤炒面、烤串,越來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邊喝醉的人 …… 還有不斷遠去的朋友。這裡有太多的回憶,不是買一張機票就可以馬上切斷的 —— 但突然間發生的事情太多,我應付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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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4 月 1 號浦西開始封控之前,我在周邊的市場、路邊(竟然看到了路邊賣菜的)買了大量的蔬菜和泡麵、餅幹。旁邊的幾家便利店幾乎被搶空了 ——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當時的說法是,預計封到 5 號,而我是 9 號的飛機去紐約。我想,或許還有機會和朋友們做最後的道別,但朋友都告訴我要多準備一些(物資),也別期望最後的道別了,有機會總能再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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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5 號沒有解封。我開始擔心食物不夠,以及 9 號不能走。我在微信上問了居委的人,這是我第一次和他們打交道。我從來不知道小區還有一個「居民委員會」,十幾年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們是做甚麼的 ——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概念,但現在的出入都要經由他們許可。他們告訴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簽證馬上過期,我要離開中國了。於是,我一面聯繫英國領事館,一面又和居委會商量,我該怎麼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訴我怎麼在 App 上買菜 —— 我下載了好幾個,一次都沒有買到過。我這棟樓裡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鄰居算是「年輕人」,他是個意大利人。我倆都不知道怎麼去問鄰居買菜的辦法,老人也都不太會用那些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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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潰。食物的話,如果省著點吃,應該可以撐到 9 號。但最緊迫的問題是,怎麼出去。領事館聯繫到了我所在轄區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們和我的居委會沒有直接的關系。最後是我的一個鄰居通過各種方式聯繫了居委會,允許我 9 號離開。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抵達浦東機場。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過在微信上向各種人緊急求助,最終聯繫到了幾臺可以提供這種服務的「合法車輛」。有一輛「黑車」說可以帶我去機場,要 3000 塊的車費,我拒絕了。為了萬無一失,我預定了三輛車,都付了定金,最終選擇了一輛大巴。出發前幾天還要不斷地做核酸,我反複確認行動電話裡最新的核酸報告、疫苗證明,還有機票資訊、護照、健康碼、行程碼 —— 所有這些能讓我「通關」的證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們展示出來。

離開小區之前,保安還反複和我確認:「你出去了就不回來了是吧?保證不回來了吧?」我笑了笑:「對,保證不回來了。不給你添麻煩。」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間不要再回來了,否則流程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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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輛大巴車,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車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燈都還亮著,但幾乎沒有甚麼人和車。我拿出行動電話拍攝窗外的景象,這或許是我能拍到的、經历的最後的上海了。司機穿著全套防護服,看不到他的樣子,他一句話也沒說 —— 這很好,因為我也不知道說甚麼。他可能每天要負責好幾次這樣的機場之旅,帶著和我同樣遭遇的人離開上海。從我家到浦東機場只用了 36 分鐘,從來沒這麼快過。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過了各個關卡和安檢。在登機口候機時,放眼望去,空蕩蕩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沒有幾個人,燈光也很暗,我感覺像在電影院,電影已經散場,人都走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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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後,我才真正地放松下來,其他乘客也是同樣的神態。我開始思考我在中國的經历。我有一個中國朋友說過,「你永遠也不知道,你和某個人的見面是不是你們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現在,我對這句話開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換成國家,也一樣。我童年離開博茨瓦納(Botswana,Reed 兒時曾隨父工作在此居住),現在離開中國,可能以後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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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頭,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在中國十幾年,2010 年左右,拿著相機在路上並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訝:無論是拍攝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遷的工地,還是在最繁忙的商業街,頂多會引人多看一眼。大概從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後,我帶著相機,哪怕甚麼都沒有做,總有保安過來問我在拍甚麼、我是哪裡人、為甚麼要拍攝,有時候甚至被呵斥、趕走。曾經與保安、年長的居民暢快閑聊,聽他們自豪地講述背後建築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這樣的經历已經消失了。2022 年初,因為商業項目我去了濟南,工作結束後,在濟南的火車站,當我拿出相機準備拍攝新蓋好的車站建築時,被保安攔住。他抓著我的胳膊,沖對講機說著甚麼(我沒聽懂)。之後來了兩個警察。那個保安情緒很激動,對警察說著甚麼,我只聽到了「美國間諜」四個字,圍觀的人開始越來越多。警察看了我的護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國人,讓我刪除了照片之後就放我走了。這件事對我的沖擊很大。為甚麼我會被當作「美國間諜」?分不清白人的國籍我還能理解,但「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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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路,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從紐約輾轉到英國老家待了一段時間,7 月回到上海,經历了 14 天的隔離後,終於可以出門了。那時候的上海已經基本恢複到疫情前的樣子,很多人在戶外不戴口罩了。而當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氣的時候,會有人走過來告訴我要戴上。我覺得他們說得沒有錯,我立刻會把口罩戴上,但同時也發現這些人不會對不戴口罩的中國人提出同樣的要求。我越來越覺得,我,一個外國人,一個「他們」,正變得越來越「異化」。「白人 = 美國人 = 病毒」這樣的想法也越來越多。在對方喊出「口罩!」並作出一個手擋住臉的手勢時,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解釋「我不是美國人,我核酸陰性,我打了三針疫苗」。我覺得很無辜,也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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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招商銀行,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時候,美國開始「反對亞裔歧視」的游行和運動。針對亞裔的系統性歧視在美國一直都有,但隨著新冠疫情而變本加厲了,針對亞裔的仇恨、甚至謀殺越來越頻繁。我不理解為甚麼大家會把對於病毒的負面情緒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滅了外族就可以消滅病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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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附近,攝於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經历,如果用情緒的波瀾作為衡量標準:從逐漸增多的不快經历,到開始質疑、懷疑、自我懷疑,再到最後一個月幾近崩潰的「沸騰」—— 這個過程並不是由一個個事件節點構成的,好像我們學历史的時候,總是說「某某事件導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實的生活中,你並不能看到這些節點,那是一個緩慢加速的過程。很多時候,事件也並不是「砰」地一聲開始或結束的。只是當你回顧的時候,你會去追溯,某時、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賦予了象徵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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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經抵達了紐約,和哥哥、嫂子還有他們的家人團聚了。如今的紐約和我上次來的時候完全不一樣,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氣的人,我還是會習慣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這裡已經不是主流。我哥哥繼續拿起相機,準備在路上邊逛邊隨便拍拍。我和他說,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著臉,太多的臉,還有那麼點不適應。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認知習慣,這確實是一個值得多多討論的現象。等時差調好了,我想聯繫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戶,看看它們有沒有拍攝需求。最近的花銷確實有點多,是時候開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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