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亂後的慈禧太后與大清百姓

庚子之亂

文:言九林

如何處置清廷?

這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城後,最費思量的一個問題。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的主張是「以華製華」:與持「東南互保」立場的南方督撫合作,廢黜慈禧、扶植光緒,限制清廷軍力,由洋人入主軍機處。

這種意見,在當時極具代表性。義和團事件之後,西方世界普遍認為清廷內部存在兩股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勢力。慈禧被視為「排外運動」的罪魁禍首;光緒則被視為新文明秩序的擁抱者。

丁韙良勸告西方世界,不要將清廷視為鐵板一塊,「得區分進步的光緒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後」,「(光緒)因熱烈支持進步而被剝奪權力,因此他特別值得我們的同情」。他將自己對清廷的具體處理意見,公開刊登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土報》上:

(1)由各大國共同議定,放逐慈禧,恢復光緒的合法權力。
(2)取消慈禧太後戊戌年政變後頒布的一切政令。
(3)恢復光緒帝的改革方案,由各國批準後執行。
(4)各國劃分範圍,指派代表,監督範圍內督撫們的行動。

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也為列強擬寫了一份「處置清廷」的意見書,印發給了各國政府,以供參考。

李提摩太說,時下的中國,已沒有「被各國信任並能執行條約義務的中央政府」,須由列強出面,組織一個聯合內閣,進而「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獲得持久的和平與繁榮」。

他為這個聯合內閣設計了具體形態:

(1)內閣由一半外國人與一半中國人共同組成。
(2)每個能派遣一萬名常備軍駐紮中國的大國,可以派二人為閣員。
(3)中國的總督和巡撫,可以推派同等數目的人為閣員。這些被推舉的人,必須得到列強的信任。
(4)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各國人民生命財產。保障中國領土完整。毫無歧視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國或幾國的利益。
(5)新內閣不受任何一國的直接管轄。
(6)組織一個最高國際法庭,處理這個聯合內閣產生的一切問題。
(7)過渡時期,責成各省督撫負責各自轄區內的秩序,不可派遣軍隊援救北京。

丁韙良與李提摩太

丁韙良與李提摩太的主張,究其實質,乃是「推翻慈禧重組政府」。但列強的核心訴求是「與一個有所改良的政府完成議和」,不願如此激進。他們提出了兩個議和的前提條件:

(1)懲兇,即懲辦朝廷中的「頑固勢力」。
(2)兩宮回鑾,即要求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回到京城。

這兩個前提,指向的是「將舊政府大臣更換,另選大臣」(中國駐日公使李盛鐸之語),即對軍機處之類的具體機構進行人事上的換血。這種保守,與聯軍統帥瓦德西的判斷有關。他認為:

「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的四分之一。」

於是,如此處置慈禧太後,就成了善後問題的核心。

此時的西方媒體,對慈禧的觀感已降至冰點。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報》發表社論,支持恢復光緒的權力,同時主張「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戰爭的是慈禧太後」;德國人辦的《德文新報》也說,應該換一位「不同慈禧集團相聯繫的新皇帝」,而慈禧的命運只能是「退隱」。

在懲治慈禧一事上,來華傳教士的態度尤其堅決。庚子年九月,來自20個傳教團體的約400名英美傳教士集會上海,聯名致電列強政府,要求恢復光緒的合法權力,「迅速和適當地懲處起自慈禧太後的所有煽動暴亂的官員」 。

與輿論的一致聲討不同,列強內部對如何處置慈禧,是存在不同意見的。德國堅持將「懲辦真正的禍首」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且明言所謂禍首「必須是些大傢夥」。英國則認為「懲辦皇太後是絕對不可能的」,理由是從現實利益角度考慮,這實際上等於「冒著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的危險」,無論是對英國還是對整個歐洲,都是不利的。

列強衡量得失之際,慈禧太後也在日夜擔憂自己的政治生命與政治權力。她最後決定做三件事來回應列強,以期逃脫洋人的懲罰:

(1)發布改革上諭。
(2)迫害義和團。
(3)在賠款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太後逃脫懲罰的心思很焦急。所以,1901年初發布的改革上諭裡說,除了三綱五常不能動,其他都能改。

接到如此大尺度的改革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度是歡欣鼓舞。他在庚子年坐鎮江楚,與劉坤一、李鴻章聯合發起「東南互保」,為清廷保存了一絲元氣。他自然是很期望慈禧能重啟改革,放棄排外立場。但他也是一枚官場上的老油條,接到上諭的第一反應,是給自己的關係網寫信,要弄清楚上諭的來路,究竟是「何人陳請?何人讚成?」。各處的資訊渠道都回覆說上諭出自「聖意」,榮祿和鹿傳霖也都讚成。

但安徽巡撫王之春的來電,卻讓張之洞的心再度涼了下去。王在電報裡說:

「頃行在軍機章京密報:……『奏複變法,毋偏重西』雲,想見兩宮宗旨,奈何?然就複我古法立論,或不幹怒。」

大意是:我剛剛接到「行在軍機章京」,也就是流亡在外的慈禧身邊的軍機章京們的密報,要我等上奏談變法問題時,不要偏重西學。想來這才是太後的真實想法,無奈啊。或許,我們可以在奏摺裡用古代傳統來粉飾改革主張,這樣大概不致於引來太後的雷霆震怒。

讀完電報後,張之洞喟然長嘆:「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宣布變法,又不讓以西法為重點,那還變個屁法!

張之洞

不死心的張之洞,又給鹿傳霖去電,詢問王之春提到的「切囑各省,復奏萬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麼回事。在電報裡,張之洞滿懷憂慮地說:

「竊思採用西法,見諸上諭明文。鄙意此後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頑固自大之人,將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

大意是:採用西法,那是寫在變法上諭中的明文。我也覺得,國家此後的一線生機,自強也好,與各國和平相處也罷,都必須要改革舊制度、效仿西法。如果不許講西法,那所謂的改革,就成了毫無益處的空談。那以後的中國,就不止是貧窮弱小,世界各國都會將我們視作一種頑固自大的異類,不會以平等的眼光和立場對待我們,中國將時刻受制、受辱於人,國將不國。

張之洞希望鹿傳霖能夠幫助自己,從慈禧的寵臣榮祿處探詢到改革的真實底線,「各省能否切實復奏?哪幾種事可望更張?」——我們這些督撫回奏時是否可以說真話,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說,哪些方面的改革不能碰?

鹿傳霖也是一枚官場上的老油條。他在回電中否認了有不讓提西學的旨意,但同時又委婉地暗示張之洞,改革主張可以提,但最好不要掛在西學名下,「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否定可能成為他人攻擊的把柄。張之洞讀懂了鹿的回信。他再度復電給鹿,寫下了一段哀莫大於心死之言:

「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

「澌滅」,是消失得乾乾淨淨之意。

這64歲的老臣,已然看清:太後公開發表的變法上諭,旨在迎合列強逃脫懲罰,它裡面「採用西法」的明文是寫給八國聯軍看的;太後仍是那個頑固排外的太後,祕密傳達給各省督撫的「不言西法」,才是她的真實主張。她的改革,只是維繫個人政治生命的權術,而非振興國運的籌謀。

不死心的張之洞,轉而選擇聯絡各省督撫,就變法問題「互通聲氣」,向慈禧施加壓力。於是有了那份有十餘省督撫參與討論、由張之洞、劉坤一主筆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奏摺力主「採用西法」。

張之洞們的串聯,左右了時代的風向。慈禧的諭旨限期各省督撫兩個月內回複變法上諭,但在這兩個月中,沒有一位督撫就如何變法向朝廷正式回復過意見。之後,鑑於慈禧與一二重臣在庚子年的決策帶來了巨大災難,兩廣總督陶糢甚至在給朝廷的奏摺中提出了開設議院的主張(陶糢的議院與英國的議院是不同的東西)。但陶糢的建議被慈禧冷藏,根本未曾下發給督撫們討論;朝廷評價《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事多可行」,同時又以「擇要舉辦」四字對其實施以軟性抵制。

回鑾後的慈禧,頻頻在宮中舉辦宴會活動,邀請列強駐華公使夫人入宮,以裝點自己的開明。這是庚子年後,她做出的最大改變。

變法名不副實,對義和團的迫害則拳拳到肉,深入到了北中國的各個角落。

太原鄉紳劉大鵬,於義和團運動前後在太穀縣南席邨私塾任教,撰有《退想齋日記》。山西是義和團運動的重災區,這部日記真實記錄下了辛醜年清廷對拳民的迫害。

當時山西太原的地方官,「無他政之辦」,只以抓捕拳民為第一要務。只要有人指認,不問是與不是,一律鎖拿。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有徐溝及太穀差役來南席邨,鎖拿去年練習義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為商者,現不在家,並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現恃洋夷之強,控告鄰裡及諸拳民,縲洩滿獄,官不能保民,惟聽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這種胡亂指認,是某些以「教民」身份為掩護的地痞流氓的發橫財之道,並非教民的普遍行為。地方官府害怕鬧出糾紛被上級追責,對指認的真偽不做任何調查,則使得這種發橫財之道愈演愈烈,以致於遠在外地經商的根本不在山西之人,也被扣上了拳民的帽子——地痞流氓指望發橫財,自然是要「指認」這些人。劉大鵬還觀察到,基層官吏也樂於接到這類指認,他們很願意玩「消財免災」的古老遊戲,在這種抓捕中讓自己的腰包鼓起來:

「當此之時,差役四出,恫嚇鄉民,鄉民恐懼;賄役求免,而役遂生無厭之求,閭巷何以能安乎?」(1901年5月22日)

尤為可怕者,是在隨之而來的春荒中,地方官府為了自己的烏紗帽,竟做出了優先賑濟教民的事情,將迫害從拳民擴展到了所有不信教的平民百姓。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

「各州縣之教民,官皆賑濟,大口銀三兩,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窮民,飢餓而死者枕藉於野,未聞官開倉賑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 (1901年4月16日)「太新撫到晉之初,即發帑金十萬賑濟教民(每人月五兩)。其未奉教之民,飢餓垂斃,置之不問。此固離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劉大鵬說,地方官府這樣做,只會有兩個結果。一個是迫使民眾鋌而走險搞暴動,因為在前任巡撫毓賢的支持下,山西練義和拳的人「城鎮邨莊處處皆有」,如此這般遍地捉拿,「是迫之使變也」。另一個是驅趕民眾加入洋教,在春荒中只保障教民的溫飽,在糾紛中只聽教民的指控,「百姓啼飢而不問,百姓號寒而不知」,普通民眾又不傻,自然會選擇也成為教民。

於是,就出現了清末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幕:許多義和團拳民、庚子年的排外先鋒,最後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家性命。比如,京郊下營邨的劉廣來,「曾當團頭,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謂「官府追究」,正是1901年慈禧為取媚洋人而調轉刀鋒迫害拳民。再如,義和拳的發源地山東冠縣,當地紅桃園的拳民「大部分就入了耶穌教」,動機則是為了「不受辱,不受氣」;「受辱」與「受氣」,都是指來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1905年,周作人北遊京城,整整五年過去了,「拳匪」二字帶來的恐懼,仍籠罩著這座城市。他在客棧向夥計打聽「拳匪」的逸聞,夥計們就非常緊張:

「他們便急忙的分辯說:我們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實是並沒有問他當不當過拳匪,只是問他那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罷了。可是他們恰如驚弓之鳥,害怕提起這件事來。」

民國初年,錢玄同在北京固定僱傭過一個黃包車夫。那車夫在庚子年也做過義和團,時過境遷卻已成了天主教徒,房間裡供奉著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像,每日裡虔誠禱告。錢玄同問他為何改了宗教信仰,他的回答是:

「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

在庚子年之後,要躲避來自老太後的迫害,義和團的菩薩確實是絲毫不靈。

庚子賠款的總額,是在慈禧「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指導下確定的。

以中國人口數(4.5億)為準每人攤派一兩, 定為海關銀4.5億兩,以39年期、年息四厘的方式清償,本息共計9.82億餘兩海關銀。再加上地方賠償教會、教士、教民損失的2000萬兩,共計海關銀10億餘兩。

據王樹槐的計算,1903-1905年的「付金付銀」交涉,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還使中國在庚子賠款上需要再多支付1.68億兩白銀。

清廷籌集這筆巨款的主要方式,一是關稅,二是直接盤剝民眾。當時已失去關稅自主權,清廷本擬將進出口稅率提高到10%,但在英日兩國的反對下,最終的關稅標準只有5%。

對民眾的直接盤剝,則由清廷擬定具體數額,分別攤派到各省,共計每年1880萬兩庫平銀(一兩等於37.301克),由各省官員負責具體執行。於是,一場空前的加稅加捐運動開啟。以浙江為例,據巡撫任道鎔的匯報,該省到1902年4月,已採取如下加稅加捐政策:

(1)按固定比例增加「糧捐」,以前徵1兩銀子的,一律再加收300文。
(2)每斤鹽加價4文錢。
(3)每張鹽引加價0.4兩銀子。
(4)按月租金的十分之一收房租稅,房主與租客對半承擔。
(5)賣出一兩錢的鴉片,收稅20文。
(6)收酒稅,釀夠五十缸酒得繳納「照費洋」10元;在本地賣,每一百斤酒收稅2角洋銀,運去外地賣,收稅加倍,變成4角。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任道鎔在奏摺裡向朝廷承諾,浙江還將出臺其他搜刮政策,錢鋪、典當、牙帖、契稅,……所有人所有行業都跑不了。不算入關稅等間接負擔,在清廷存在的最後九年裡,浙江民眾總計直接負擔了1227.6萬餘兩白銀的辛醜賠款。

對地方官員們而言,庚子賠款是政治負擔,是必須要完成的攤派,但也是致富的機會,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製造新名目來瘋狂斂財。 1901年5月,內閣中書許枋在奏摺中說,京郊的延慶被攤派了庚款13萬,而當地官府實際攤派給民眾的數額已超過了20萬。

清廷無意查辦這類斂財行為。對愛新覺羅皇室而言,竭力湊足給列強的賠款,以延續大清政權,才是首要之務;懲辦不法斂財會妨礙這個大局。 1902年12月,慈禧在給各省督撫法的諭旨裡嚴厲寫道:

「此次賠款載在條約,必須如期籌償,萬不可稍涉遷延,致失大信。著各直省將軍督撫……按期應付不準絲毫短欠,……(否則)定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

官員們的貪腐是無足輕重的,一切都得為完成賠款這一性命攸關的政治任務讓路。

所以,在斂財動力的驅使下,食鹽加價這類「常規手段」,可以一用再用。戶部已經加了一次(各省每斤一律加價四文),省內不妨再加一次(比如湖南、江西、河南);省內加了一次,也不妨礙縣內再加一次。

苛捐雜稅,自然也是層出不窮。福建的丁漕每兩加徵200文「丁漕捐」;江西的漕糧每石「按糧輸捐」160文;四川每年按田畝徵收「賠款新捐」100萬兩;南京對小推車收稅,必須憑照上路;蘇州對驢和馬每匹收洋銀2角,沒有執照的驢子和馬不許接生意上路;奉節在原來的屠宰稅之外,每殺一頭豬加收200文稅,叫做「新加肉厘」,後來又再加收一次,叫做「續加肉厘」……

光緒三十二(1906)年九月,《華字彙報》刊載了一則陝西的新聞。裡面寫道,陝西將攤派下來的庚子賠款「全數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陝西農民頭上,百姓早就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鐵路,社會上出現傳言,說這筆錢也要按田畝加派,於是:

「渭北各州縣人心惶惶,以有地為累,爭先賤售,甚至連阡累陌有不索一錢甘心送人耕種者。」

老太後保住了自己的權位,代價是殘暴的庚款攤派,已將民眾壓迫至甘願將土地免費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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