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牯嶺街》編劇長談,原來這部電影還有很多事我們不知道

牯嶺街

作者:Andrew Chan    譯者:易二三

26年前,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國際電影節上亮相,如今終於在美國發行了家庭錄像。作為他備受喜愛(且更有知名度)的絕唱《一一》(2000)的憤怒版本,這部近四小時的史詩片,通過敵對的青年幫派之間持續的紛爭,以及圍繞著他們的巨大且跨代的人物網絡,反映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動盪的政治氛圍。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有限的影院上映以來,楊德昌的這部傑作主要通過粗糙的盜版和極其罕見的特別展映來傳播。通過這次全新的修復,這部台灣新電影中最具藝術鑑賞價值和政治緊迫感的作品之一將被重新發現。 

鴻鴻(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演職員表中記作「閻鴻亞」)是一位台灣詩人、導演和劇場工作者。他是楊德昌多部電影的密切合作夥伴,也是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三位聯合編劇之一。

楊德昌

鴻鴻第一次與楊德昌合作是1986年的電影《恐怖分子》,這部電影以大膽的風格描繪了當代台北的全球化和異化,並在洛迦諾電影節上獲得了銀豹獎。上個月,鴻鴻通過Skype和我交流了他和楊德昌的工作關係,以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極短的發行時間、獲得好評的緩慢過程,還有它錯綜複雜的故事背後的現實根源。 

問:你一開始是怎麼見到楊德昌的?又是如何開始和他一起工作的?

閻鴻亞:我當時在大學學習戲劇,我的教授賴聲川是侯孝賢、楊德昌等台灣新電影人士的朋友。當我開始對電影工作感興趣時,賴教授把我介紹給了楊德昌。1986年暑假期間,我作為副導演參與了《恐怖分子》的拍攝。

《恐怖分子》 

問:你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四位編劇之一。你能描述一下合作過程嗎?誰負責寫作哪一部分?

閻鴻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其他兩位編劇是賴銘堂和楊順清。賴銘堂也是楊導的助理導演之一,雖然他以前從未被算作編劇,但他一直是楊導拍片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幫助勘景、藝術指導和其他一些事,所以他對楊導想要的東西有著獨特的理解。我和楊順清晚一些進組,楊導想和年輕的編劇合作,而我剛剛服完兵役,才工作了大約一年。 

劇作過程主要是楊導先設計出基本的情節和人物,然後我們一起討論這些元素如何發展。我們會非常詳細地討論每一個場景,因為我通常是做筆記的那個人,所以我會收集這些想法,然後回去寫草稿。我寫了劇本的初稿,楊導隨後把它交給其他合作者,比如道具師和外景製片主任,這樣他們就可以開始準備製作了。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第一階段之後,我們又進行了幾個階段的開發,在這幾個階段中,我們繼續討論修改,爭取達成意見的一致。這種情況斷斷續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每週至少有兩到三次,我們會去楊導家寫劇本。但最重要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最終,在拍攝前的幾個星期,楊導寫了最後的定稿。 

問:劇本有多少是基於楊德昌的個人經歷?

閻鴻亞:許多東西不僅來自於楊導本人的經歷,也來自於他對家人和朋友生活的觀察。雖然這部電影是根據發生在台北的一樁真實的少年謀殺案改編的,但那件事只是故事的外殼——楊導自身回憶的容器。 

問:你比楊德昌小了近二十歲,你有沒有覺得電影中那些時期的細節難以理解?

閻鴻亞:倒沒有,因為我也是外省人。雖然我1964年才出生,但楊導在電影中捕捉到的很多東西都是我曾經經歷過的。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我負責收集那個時代的檔案資料。楊導會讓我收集舊報紙,這讓我更容易理解那個時期發生了什麼。其中比較難理解的是青年幫派的世界。楊導和我都沒有親身參與過,但有見過。你在電影中看到的很多幫派活動都是推論和猜測的產物,而不是事實。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問:楊德昌為什麼對改編一個新聞故事感興趣?

閻鴻亞:甚至在《恐怖分子》之前,楊導就有拍攝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想法了,而且在很多方面,這兩部電影都有相似的重大主題——尤其是社會屠戮民眾的想法。

《恐怖分子》講述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當代時刻,你可以說《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回到了過去,想像這些「恐怖分子」是如何成長起來的。楊導想要了解社會的不穩定和恐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些人是如何變成那樣的。 

八十年代發生了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一個名叫湯英伸的台灣土著青年來到台北找工作,但遭到了虐待和剝削,最終殺死了他的老闆及其家人。當時,很多人站出來支持他,但最終他還是被判處死刑。楊導密切關注過這個案子,雖然他從來沒有明確地說過,但我認為這件事所激起的他的記憶是電影的一個切入點。

問:影片在台灣和海外的放映及發行情況如何?

閻鴻亞:楊導對國際發行情況有點失望。他最初希望這部電影能參加戛納電影節,但沒有被接受——他被告知是因為那一年有太多長電影。它的確入選了幾個國際影展,但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直到在法國和日本上映,才開始獲得一些好評。 

當時,本土發行商不願意發行四小時長的電影,所以他剪輯了一個三小時的版本,但他對這個版本一直不滿意。台灣觀眾第一次看到的就是這個較短的版本。我記得我的朋友對這部電影評價不高,說它的表演和劇情結構有些問題。但是當他們看了完整版後,就完全改變了想法。這部電影在國際上獲得了一些好評之後,又回到台灣做了小規模放映,觀眾也更喜歡四小時的版本。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問:你還記得三小時的剪輯版刪減了哪些戲份嗎?

閻鴻亞:被刪最多的是小四父親和白色恐怖時期(1949年至1987年實行戒嚴令期間,台灣國民黨政府鎮壓異見人士)的部分。這個較短的版本將重點從政治內容轉移到了孩子們的故事上。 

問:台灣的戒嚴令於1987年結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一樣,成為那個時代電影中最強烈的政治聲明之一。拍攝一部講述白色恐怖時期的電影有哪些挑戰?

閻鴻亞:實際上沒有什麼限制。圍繞《悲情城市》的爭議,更多的是因為它講述了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的一場臭名昭著的血案,數萬名台灣抗議者被國民黨政府殺害)。雖然戒嚴令已經結束,但公眾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仍然很少,所以這部電影確實引起了轟動——儘管它沒有遭到審查刪減。《悲情城市》反映了本省人的經歷。

《悲情城市》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所描繪的白色恐怖時期,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共同經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並不是唯一一部討論這個議題的電影;還有1995年萬仁執導的《超級大國民東》。所以電影的這一部分並不是特別有爭議,楊導也不想用這個主題來激怒任何人。 

問:楊德昌開始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時,他和侯孝賢已經在歐洲電影節上斬獲了一些重大獎項。你和他在寫劇本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台灣以外的觀眾?

閻鴻亞: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我們從未真正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認為楊導並不在乎——否則他也不會把情節搞得這麼複雜。並不是說楊導特別忽略了外國觀眾;只是他並不關心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觀眾。你想想《獨立時代》這部電影,充滿了對白,外國觀眾幾乎都跟不上字幕。

《獨立時代》 

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他沒有費心解釋不同的幫派和他們的背景;他只是通過演員的神情暗示,有些是軍人家庭的孩子,有些是公務員的孩子。外國觀眾,甚至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台灣觀眾,都很難確定這一區別。但我們的目標不是給觀眾詳盡地解釋每一個角色;只要它們是令人信服的,那對我們來說就足夠了。

問:楊德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所以我想他在那個時期多少有點脫離台灣政治。你認為這對他電影中反映的關於台灣的觀點有何影響?

閻鴻亞:賴教授和楊導過去經常一起打籃球和說英語,我們會開玩笑說他們是「美國人」。我認為作為一個旁觀的觀察者,給了楊導勇氣在電影中提出一些問題。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所描繪的世界確實是他經歷或觀察過的,但在國外生活後,他對美國社會的自由與台灣的壓迫之間的反差有了更強烈的感受。這給了他一種獨特的能力去感知和處理故鄉的社會問題。 

問:在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你和他有沒有從哪些電影中汲取靈感?

閻鴻亞:肯定有,但我們沒有特別討論過這個。唯一的例外是斯科塞斯,尤其是《好傢夥》,楊導把它看作黑幫片的典範。但楊導的風格與斯科塞斯完全不同。人們常常認為楊導是受了歐洲導演的影響,還把他比作安東尼奧尼,但他並沒有有意模仿任何人。

《好傢夥》

我認為對他有巨大影響的是歐洲電影的作者導演精神。他知道表達自己和擁有自己風格的重要性。正是在這種影響下,他學會了不去害怕拍攝難度大的電影,也不要害怕觀眾的不理解。我認為這樣的影響主要是一種態度,而不是美學。

校對:Issac

來源:《標準收藏》(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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