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生孩子?後浪還能「 浪」多久?

生孩子 后浪

文 :清和 

一、為什麼不生孩子?

目前,不少人擔心,中國會走向類似於日本、德國等歐美國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將日本、德國的經濟低增長,歸咎於低生育以及人口過度老齡化。

這種擔心值得理解,但是沒有意義,而且容易產生誤導。

實際上,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呈現一種不被人為意志轉移的規律:隨著經濟增長,國家人口出生率逐漸降低,然後穩定在一個低生育水平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口出生率只會越來越低,進入低生育國家。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被認為是比較良性的,但如今創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於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出生率都低於2.1,韓國、新加坡只有1.2,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觀,尼日爾、南蘇丹、剛果、乍得、索馬里、安哥拉、

布隆迪、馬里等低收入國家都維持著高生育率。

經濟發達程度與生育率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關關係。

「 高房價抑制了人口」說明了高房價或低收入會降低出生率,那麼為什麼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發達國家則要低得多?

如果爆發經濟危機,在短期內出現嚴重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居民收入快速下滑,這時生育成本則大幅度上升,家庭的邊際收益率和收入預期趨於悲觀,生育率則會快速下降。

例如,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滯脹期間,美國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價問題也是同理。房價如果在短期內快速上升,家庭實際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購房成本則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會受到抑制。

經濟短期內快速上漲也會出現這種人口生育波動。例如,羅斯福新政實施後,經濟復甦,尤其是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美國出現了一波嬰兒潮。

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速、家庭收入增速與生育率呈正相關。但若從長期來看,情況則恰恰相反,經濟增速與生育率則呈負相關。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可以用暫時性收入假說與永久性收入假說來解釋。

短期內,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或下降,推高或降低生育率;物價、房價大幅度上漲,亦可降低生育率。 2015年開始的這波房價大漲,給不少家庭增加了壓力,一些夫妻因此決定推後生育或放棄二胎。

但是,人的消費行為、經濟行為及生育決策,是受長期收入影響的。這就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

長期來看,一國整體的經濟增長和家庭收入增長都是漸進式的、平衡的,人們會根據過去、當下及未來的收入與經濟預期綜合考慮及決策。

所以,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相對穩定,接近「 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人的生育行為是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的——經濟增長,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家庭收入持續增加,生育率反而更低。

具體邏輯是:

一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

生過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體會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我們經常說,「 一胎按書養,二胎按豬養」。第一個寶寶出生,父母的幸福感強烈,各種拍照各種曬娃,玩具、衣服、紙尿褲、奶粉、推車、早教都選擇好的。
但二胎出生後,老二給父母帶來的興奮和滿足容易下降。衣服、玩具、推車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不少還是二手群里淘來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對老二投入的金錢、心血以及養育帶來的滿足感、愉悅感、興奮感也不如老大。

當然,這裡每個家庭存在差異,同時如果老大老二性別不同,或父母對孩子性別偏好不同,育兒效用也會有差異。但總體來說,生得越多,生育的邊際效用則遞減。若二胎遞減不夠,則再生幾個,邊際效用會明顯下滑。

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不受家庭條件影響。只要技術水平(主要是影響生育相關的革命性技術,下同)保持穩定,隨著經濟穩定增長,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都會呈現遞減。

二是生育機會成本遞增。

當你的收入增加時,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會增加。假如月收入3萬元,若要放棄工作、休息或學習的時間去生娃,這個生育的機會成本要大於月收入是3000元時。收入較低時,生育的機會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職業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職業上升期,在高收入時期,將生育計劃推後,放棄二胎。

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遞增,反過來降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很多高收入職業女性,在職場上獲得的收入、榮譽、地位、成就感、滿足感等綜合效用,要大於生育帶來的效用。如此,她們就會選擇暫時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生育兒女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可能要大於職業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長期帶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邊際效用會出現明顯的遞減,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婦女最終也可能選擇就業,從而減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高,女性不需要從事職業勞動,或者家有傭人照看孩子,生育率還會降低嗎?

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但是依然無法擺脫生育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生育率也會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會有其它需求,比如說休閒、學習、娛樂、詩與遠方等,這些都是生育的機會成本。

《紐約時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育齡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 想要休閒時間」。對於他們來說,休閒帶來的效用大於生育。

所以,一邊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一邊是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育率會逐漸下降。

美國擺脫70年代滯脹危機後,從1980年代開始,生育率伴隨著經濟穩定增長而平穩下滑;到1990年代後,美國生育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近些年則進一步下降到1.8以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育兒觀不同,邊際效用也就有差異。與亞洲人相比,歐洲人覺得生兒育女可以增添生活樂趣的人沒那麼多。在德國,每4人中只有1人認同「 享受有子女的天倫之樂」觀點。另外,「 兒女養老」的國家,要比制度性養老,更傾向於生育。

短期的高房價、高物價對生育率有抑製作用。從長期來看,經濟持續增長,收入穩定增加,生育相關技術未發生變革,生育邊際效用呈現遞減,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續下降。
所以,生育率持續下降,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下滑的原因。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搞反了。

二、我們在擔心什麼?

從長期來看,通過人為直接干預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一個不會因人為意志而改變的趨勢。

當下中國,人口紅利銳減,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經濟學家尤為擔心,呼籲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盡快填補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任憑經濟學家如何呼籲,人還是生不出來。

實際上,過度的人為乾預生育,不管是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都是違背「 自然法」,也違背經濟規律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的人口觀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在大煉鋼鐵的年代,國家奉行的是「 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多生一個人,就可以多挖一車煤,多煉一堆鋼鐵。

這種屬於古典主義人口觀。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都符合這種人口觀。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口是第一資源,經濟增長依靠人口、土地的數量型增長。古中國、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都是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大國。

到了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就發現,人類歷史進入了一種簡單的重複循環:人口大規模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當人口規模到達一個拐點時,土地、糧食則不夠用,人類就面臨飢荒、瘟疫、戰爭。

這就是著名的「 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增長,土地和糧食按算術級增長,人口規模超過土地供養極限時,社會就會掉入「 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的父親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馬爾薩斯與其父親為此經常爭論,後來他將這些爭論整理成一本書——《人口原理》。他主張通過節育來降低人口數量,以避免災難。

今天我們知道,馬爾薩斯的預言沒有成真。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的演變基本符合馬爾薩斯理論。

遠古及古代社會,人類的生產力、科技水平長時間徘徊在極低的、幾乎恆定不變的水平,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發生飢荒、搶奪、戰爭以及瘟疫。幾千上萬年,人類都沒能擺脫「 馬爾薩斯陷阱」。

但是,馬爾薩斯時代,英國正在爆發工業革命,但他和當時不少經濟學家都沒有觀察到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工業技術以及工業製度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上萬年來的低迷的科技及生產力。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農具的使用、種子化肥的改進以及農耕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帶領人類擺脫了「 馬爾薩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大力鼓勵「 英雄母親」生育,關閉避孕套進口,從而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波嬰兒潮。這波嬰兒潮中,生育規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間。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人口紅利,基本上來自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中國人口觀發生了逆轉,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節育派使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主張限制人口生育。從1980年到2000年前後,中國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這一政策直接結果是,在過去幾十年,幹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從而製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降低了製造商品的價格。

這些年,這批規模巨大的創造者逐漸退休,青年群體的規模因當年的節育政策而無法跟進,人口紅利快速消失。過去幹活多、養育少的人口結構,逐漸逆轉為乾活少、養育多。

這種極端的轉變,對當前的人口繁衍、養老、育兒以及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

近些年,政府開放二胎,鼓勵生育。一批經濟學家大聲疾呼,希望全面開放生育政策,解決勞動力危機。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為什麼開放二胎多年後,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還快速下降?

過去,中國人口時而狂奔,時而急剎車。過度的人為乾預,導致人口結構不合理,嚴重地衝擊了勞動供給及養老市場。接下來,我們需要盡快全面開放人口生育政策,盡量彌補人口結構性失衡問題,降低「 未富先老」的衝擊(具體方式在第三部分講述)。

但是,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如果再次以人為的方式過度干預生育,或者乾預手段不當,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因違背經濟規律而造成另一種危害。

實際上,我們當前的人口焦慮以及人口觀,已經陷入了「 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人口觀提倡節育,我們如今提倡生育,怎麼會陷入與馬爾薩斯一樣的誤區呢?

在「 馬爾薩斯陷阱」中,技術水平恆定,社會經濟呈現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例如,一畝地中,增加到幾百個農民耕種,這畝地的邊際收益率也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簡單理解,人口增加,人均產值在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如今,我們的擔心,與馬爾薩斯當年的擔心是一樣的。我們擔心人口老齡化,擔心勞動力減少,養老規模增加。實際上,我們現在擔心的也是,人均產值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馬爾薩斯最大的失誤是,他沒有觀察到當時發生在他身邊的工業革命,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力量。如此,他與一場偉大的理論革新擦肩而過。而我們也是如此,我們過度地關注人口數量,而忽視了技術進步。

我們現在對人口的關注點,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數量型上,也就是「 人口紅利」,而忽視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

隨著經濟進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人口生育率下降,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就像我們看到一架飛機不斷下降,甚至可能墜入海中。這固然是我們不想看到的,但是國家、個人都沒有能力改變。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來改變,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曾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倡導節育政策,這一主張給後來的一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同時,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極大地衝擊了人口及經濟結構。過去,人們享受了人口紅利;如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承受人口結構性失衡的壓力。

如果政策不干預,人口陷入負增長的國家不會消亡嗎?人類不會滅絕嗎?人口不斷下降,經濟不斷衰退怎麼辦?

三、人類該如何延續?

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但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也必須忍受。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如此嚴重的德國、日本,他們的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認,他們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齡化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恰恰逼迫他們技術革新。

短期來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生育率下降,經濟不會下降,人均產值也不會降低反而會增加。

技術革新來自哪裡?

來自人力資本的提高。

人力資本如何提高?

家庭從多生多育到少生少育,轉向優生優育。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機會成本遞增的驅動,更多父母選擇少生子女,轉向優生優育。如果經濟持續增長,收入預期穩定,少生必然會轉向優生優育。為什麼?

父母會在二胎和一孩優育之間做認真或不經意的權衡。如果二胎帶來的效用大,則會選擇生育二胎。

但是,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會傾向於少生。他們會選擇培養好現有的孩子,從現有孩子的教育、成長、陪伴中獲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紐約時報》這份民意調查還顯示,美國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 育兒費用太高」、「 想給已有的孩子更多時間」、「 對經濟憂心忡忡」、「 想要更多休閒時間」、「 養不起很多的孩子」。

與二孩的投入產出比相比,對現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簡單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錢,帶來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在中國,如果多生一個孩子,多一個房間、多一份教育培訓費、多一份精力,這些產生的養育費用很高;反過來,養娃的規模效應很低,很難標準化生產、養育,邊際成本極高。

這些費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長。人們擔心的是,多生一個,結果兩個都沒養好。

這些年,隨著中國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沒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現有孩子的培養上。最近十年,中國祇有重點學位房價格和教育培訓價格,跑贏了貨幣增速。可見,中國家庭對現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們再來關注低收入者。為什麼低收入國家、低收入者願意生更多孩子?

與優生優育相比,他們更願意多生,因為多生孩子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國家一般養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託於養兒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禦不確定性風險;反過來,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難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對於低收入者來說,多生的安全感、滿足感就要大於優生優育。

當然,更多家庭不是絕對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們的家庭財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動態變化,他們的生育選擇也會隨著變化。比如說,第一個孩子養到10歲養「 廢」了,那就再生一個。

這種說法略帶玩笑,但實際上是一些父母的綜合考慮。這類父母可能覺得再對一孩進行投入,效益、效用趨於悲觀;也可能通過一孩養育有了經驗,希望二孩能夠養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兩個孩子,相互有個伴,長大有個照應,家庭更加溫馨,自己養老更有保障,家庭的總體效用提高。

不管每個家庭處於何種考量,都無法違背生育效用遞減規律,生育邊際偏好不可能持續遞增。

在這一過程中,生育選擇會從少生轉向優生優育,從而推動家庭及國家人力資本的增加。

人力資本提高了,技術水平提高了(改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前提條件——技術水平不變),推動邊際收益曲線右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從而走出低生育、低增長的陷阱,實現高素質、高科技、高質量發展。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之一,生命質量很高。日本的工業機器人技術,正在大力應用於養老、醫療領域,以解決低生育、老齡化問題。這些技術進步不少是低生育問題倒逼出來。

在開放政策下,家庭的生育行為、養育選擇,可以促進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轉向。

如果人為過度、直接干預生育會造成什麼後果?

當生育率下降,勞動人口減少,工資上漲,企業主便會想辦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進流水線技術,採用智能流水線,降低用工數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術更好的材料,從而推動技術進步。

但是,假如通過某種鼓勵生育政策(事實很難實現),勞動力又變得富餘了,那麼工廠則不會選擇技術革新,而繼續使用廉價勞動力。

所以,人為過度干預生育,與過度擴張貨幣一樣,會扭曲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價格,不利於市場資源配置,不利於技術進步和製造業轉型升級。

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先進技術,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勞動力價格上升、持續工人運動以及工會鬥爭的艱難環境中地不斷革新的。

所以,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須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悅,是人類經濟進步的必然規律。

技術進步,解決了經濟增長問題,但如果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增長,人類不會滅亡嗎?

按照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口會持續減少,但是人類不會因此滅亡。為什麼?

當影響生育的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或發生了技術變革,人口生育率會提高,人口生育規模會增加。當這一技術穩定時,生育率又會隨著經濟增長而遞減。

例如,試管嬰兒技術、無痛分娩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產的機會成本,提高生育邊際效用。整形美容技術的進步,降低了產婦因生育帶來的身體傷害,降低顏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風險。一些高齡產婦、愛美女士在新技術條件下更容易選擇生育。

當然,目前影響生育相關的技術水平還沒出現革命性的進步,這種技術「 微創新」還無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來基因技術、試管嬰兒技術以及其它醫療技術爆發顛覆性創新時,人類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力資本,會在市場的調節下重新回到相對合適的位置。

是否能夠確信,人類能夠在自我滅絕之前,實現技術進步?

300多年來,市場機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戰和質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為止,它還是稍微靠譜的機制。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當前中國的生育政策該如何調整?

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將生育問題交給市場來選擇,不直接干預生育,不違背經濟規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過搶人口的方式彌補老齡化和人口不足的問題,但這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全面開放生育政策,重視生育問題更為重要。

真正的問題,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 未富先老」:人口數量下降,人口素質未提升,老齡化來襲,家庭財富有限。這一問題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導致市場失靈的結果。

過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紅利,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調節,將這筆財富如國有資產拿出來,充實社保基金,降低這一代年輕人的養老壓力。大力完善幼兒、基礎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醫療服務,大幅度降低生育、養育兒女的成本。

受惠於過去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城市化紅利,房地產製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給如今的家庭帶來極高的生育成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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