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鎮、盲山與熔爐:無法之地是如何形成的?

狗鎮、盲山與熔爐:無法之地是如何形成的?

文:於理

這兩天,法學界針對是否應該提升拐賣婦女、兒童的懲罰力度展開一場辯論,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羅翔與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車浩,就持支持與反對兩種意見。但兩位教授的共同點是,都認為打擊「買妻」行為,法律是最基礎、最有效的工具。

目前看,輿論較為支持提升「買妻」的違法成本,主要指加大對買家的懲戒。

法律是必須的,但法律並非萬能。公眾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身上時,可能也是為了減輕內心的不安與焦慮 (好像提升違法成本就不會出現人口販賣現象) 。事實上,從文化與社會層面透析「買妻」現象,就會發現:僅依賴法律,並無法為婦女兒童提供完備的保障。

影視作品有時會為人們提供不一樣的思考維度。以下三部電影《狗鎮》盲山《熔爐》就深刻地反映了類似「買妻」之類的惡行存在與滋長的文化社會因素,以及法律在某些情境下的「失效」。

善惡兩面:打破「淳樸」的幼稚想象

拉斯·馮·提爾執導的著名電影《狗鎮》,可能存在於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這是一個貧窮、封閉、與世隔絕,同時外界想象中的「淳樸」小鎮,居民們表面上過著與世無爭的平靜生活。

美麗善良的女孩格蕾絲,為躲避黑幫的追捕而逃到了狗鎮。像很多天真的年輕人一樣,格蕾絲對於小鎮抱有浪漫的想象,對人性也有美好的期待。她對外面爾虞我詐的世界失望,而眼前這個像世外桃源一樣的小鎮,讓她傾心不已。她渴望在小鎮留下來,在兩個禮拜的「試用期」裡,為了獲得居民們的接納,格蕾絲甘願承擔起小鎮裡各種繁重的勞動。結果,她的善良、美麗、勤勞打動了所有人,小鎮居民一致同意她留下來。

一開始格蕾絲與小鎮居民安然共處。但警方的通緝令,打破了平靜。人們發現格蕾絲原來是逃犯,正被警方懸賞捉拿。居民們心有遲疑,但開始還是保持友善。警方又來了一次,說格蕾絲兩周前搶劫了銀行。這時人們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們認為小鎮為格蕾絲提供了庇護,她需要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也就是說,她必須為小鎮居民做更多的活。

格蕾絲漸漸成了小鎮居民的「奴僕」,她連軸轉地工作;大家對她的態度變得惡劣,呼來喚去,不斷索取;男人們垂涎她的美貌,猥褻她、強姦她;鎮上的女人又視她為紅顏禍水,羞辱她、踐踏她;就連孩童也污衊她……在絕望中,格蕾絲試圖逃離小鎮,卻被抓了回來,結果得到更粗暴的對待——她像狗一樣,被拴上鐵鏈子,鏈子上拖著沉重的鐵塊以防止她逃跑……

電影《狗鎮》劇照

狗鎮居民不是很「淳樸」嗎?怎麼變得如此殘暴?這不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人性有善的因子、也有惡的因子,只不過狗鎮居民「惡的因子」被誘導出來了。當他們發現格蕾絲可以被盡情控制、奴役時,就抑制不住作惡的欲望,人性中的暴虐、懶惰、貪婪、色欲、妒忌等一覽無餘,人人如此,也因此人人都沒有愧疚感。

《狗鎮》有一個大快人心卻又令人悚然的結局。格蕾絲竟然是黑幫的女兒,當初她為了重建一個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才逃離了父親,結果在小鎮遭遇精神與肉體的極致淩辱。最後,她讓父親的手下把小鎮的人全部屠殺,無論男女老少,只留一條狗。

這種以暴制暴的快意,只存在於電影中。拉斯·馮·提爾以一個寓言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所謂「淳樸」的鄉鎮想象,往往是一廂情願;沒有天然善的人性,那只是他們沒有作惡的誘因和條件。人應該放棄「幼稚病」,對人性的複雜保持足夠的警惕與防範。無論是《狗鎮》裡的格蕾絲,還是《盲山》裡的女大學生白雪,都因輕信了某種「純樸」而萬劫不複。

這並不是指責受害女性,而是為了避免其他人落入同一個陷阱—認知到人性中隱藏的惡意,不是渲染悲觀,而是必要的自我保護

「狗鎮」裡的邨民平庸地活著,在惡沒有被激發出來之時,我們或許可稱之為淳樸;但當邨民們逐漸將惡本身看得越來越輕甚至理所當然之際,就會縱容更多的惡,甚至自己參與作惡。

大多數人都知道,拐賣婦女兒童是刑罰之罪,為何會知法犯法?很大程度上,就像「狗鎮」裡的邨民一樣,邨民們逐步地縱容甚至參與到作惡的隊伍中。拐賣婦女兒童,除去知法犯法和社會因素之外,群體的「平庸之惡」也是孕育違法的土壤之一。

群體之盲:「無法之地」的形成

李楊執導的《盲山》,許多人對電影情節並不陌生,此處不再贅述。那個同樣封閉而凋敝的西北農邨,並非公權力無法抵達之地。在電影中,有一個頗為反諷的情節。邨裡的幹部在廣播裡通知:上級領導要來視察我們邨,不該說的就不要說;另一邊,邨民把拐賣來的婦女們用車拉走,到山上藏起來。

顯然,邨民知道拐賣婦女是犯罪的,但該邨仍然成為一個「無法之地」,讓法律「鞭長莫及」。這是耐人尋味的地方:哪怕法律再完善,如果一些地方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法律依然是空轉狀態。

地理位置的封閉,為「無法之地」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條件。窮山惡水、交通不便,小邨很少有外人來,被拐賣而來的婦女也不知道逃出去的路徑。電影中的女大學生白雪被拐賣到這裡,逃過幾次都被邨裡的人輕車熟路抓了回來。

沒錢,是又一困境。為了杜絕被拐賣女性逃走,邨人杜絕她們接觸到金錢的機會;而在落後地方,沒有金錢寸步難行。所以,白雪第一次逃走,因為支付不起5塊錢的車費又被抓了回去,後來她只能無奈地出賣肉體來換取車費。

客觀上的「難逃」,便利了犯罪的發生;主觀上的買賣需求,則是罪魁禍首。

電影《盲山》劇照

在中國一些偏遠農邨,保留的仍然是宗法社會時的形態,那裡是徹頭徹尾的父權社會,傳宗接代是男性的第一要務,重男輕女理念根深蒂固。在《盲山》未刪改的版本裡,就有溺死女嬰的片段。從源頭上沒有改變父權社會的畸形理念,遏制重男輕女現象,就很難根除拐賣。哪怕沒了拐賣,女性的生存狀態也會惡劣,因為這些男性的需求仍然存在。

機械維穩的基層管理需求,也在縱容「無法之地」的形成。一些地方基層的治理部門並非不知道拐賣現象的存在,《盲山》中的邨幹部為了所謂邨裡的利益和穩定,就習以為常,甚至助紂為虐。即使執法部門發起解救行動,也會遭到邨民的對抗,面臨極大的阻力。

在《盲山》中,無論邨幹部,有一定知識的鄉邨教師黃德誠,還是代表與外部世界銜接的郵遞員,都縱容了作惡。除了一個在白雪教育下良知未泯的小孩,全邨為何沒人覺得這是錯的?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也是宗法社會的特徵——無訟,靠私了解決,靠人情支撐社會運轉。如果有哪個邨民告密了,反而會遭到全邨人的排擠;當他們有「困難」時,也沒有人會站出來。邨民一致對外,「無法之地」得以鞏固。

這幾年轟轟烈烈的扶貧運動,為破除「盲山」局面提供了經濟上的突破口,讓貧困地區與外部世界接軌,扶貧也「扶智」,逐漸消除蠻荒狀態,這是第一步。但避免「返貧」,扭轉宗法社會,改變重男輕女風氣,讓法律有辦法深入每個角落……這些層面仍需要社會的長足努力。

機制之弊:徒法不足以自行

立法,是一回事;如何執法,又是一回事。這個世界上較少缺乏明規則,倒是許多人對各種潛規則一點不陌生。

南韓電影《熔爐》,取材於2005年光州一所聾啞障礙人學校的真實事件。南韓霧津市剛剛入職的美術老師薑仁浩和當地人權維護中心的工作人員徐友真,發現當地私立的聾啞學校的校長和部分老師,長期虐待、性侵住校殘障學生。薑仁浩和徐友真鼓起勇氣,向社會揭露學校利益集團的醜行,幫助聾啞學生展開了艱難維權。

令觀眾痛心和遺憾的是,哪怕校長等人的惡行早已人神共憤,受害者的指控鐵證如山,校長等人還是利用權勢和金錢,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強姦幼女的罪犯,被包裝成慈善家、教育家、教會長老,道貌岸然;警方接受賄賂,對各種惡行視而不見;教育廳和市政廳不想得罪權貴,相互踢皮球;司法部門,從法官、律師到證人都屈服於權勢和「前官禮遇」的潛規則,為了個人前途徇私枉法……

電影《熔爐》劇照

在電影中,法律中所規定的種種保護聾啞人、保護孩子的條文,根本就沒辦法落實。法律本來是打擊犯罪的基本工具,結果成了權勢部門維護自身權益的工具。在真實的光州聾啞學校性侵案中,從校長到老師10多人,從2000年到2004年對住宿的聽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學生年齡範圍7—20歲。經過調查,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只舉報6人,4人受到司法審判,其中校長、總務主任一審分別被判5年、10個月,2名性侵老師被判2年。二審卻大逆轉,校長、總務主任皆因「沒有前科」且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協議而被判緩刑獲釋。

由此可見, 只有嚴刑峻法是不夠的,能夠落實到位的法律才是有效的。

《熔爐》上映之後,成為一部改變南韓社會的電影。受到「熔爐效應」推動,南韓光州警方組成特別調查組重啓調查,南韓國會針對電影中所反映的性暴力犯罪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稱「熔爐法」。將原本的「性侵幼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更改為:性侵女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將原本的7年公訴期更改為「廢除公訴期」。與此同時,還通過了《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進一步規範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等社會福祉事業。

針對拐賣婦女兒童,是否需要修法立法,法學界會有更充分的討論。期待法律不斷完善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多管齊下,掃除法律落地的人性障礙、觀念阻力、潛規則羈絆,還要避免法律成為某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就像《熔爐》結尾的臺詞所說: 我們一路奮戰,或許改變不了世界,但一定不要被世界改變。

來源: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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