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應對肥胖羞辱?

肥胖

文:Michael Hobbes

數十年來,醫學界對堆積如山的證據視而不見,向肥胖人群發起了一場殘酷且徒勞的戰爭,毒害公眾認知的同時,摧毀了數百萬生命。

建立一個新的典範已是刻不容緩。

從16世紀到19世紀,壞血病奪去了近200萬海員的生命,比戰爭、沉船和梅毒所造成的總死亡數還要多。這是一場不堪入目且伴有難聞氣味的死亡事件,一開始是牙齒咯咯作響,直到最後身體從內部開始腐爛,受難者甚至會被一聲巨響嚇死。然而,同疾病本身一樣可怕的是,在這300年間,醫學專家明明知道如何預防災難,但卻無一成功。

在17世紀,船長會給水手們分發檸檬、青檸和橙子,因為他們相信每天食用定量的柑橘類水果可以延緩壞血病的惡化。考慮到高昂的成本,英國海軍改用麥芽汁—一種將麥子碾碎後熬製的副產品。麥芽汁的優勢在於價格低廉,但實際上它對治療壞血病毫無作用。

1747年,一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英國醫生進行了一項實驗,他給一組水手分發了柑橘片,而另一組則給了他們醋、海水或蘋果酒。結果顯而易見,吃水果的船員恢復得很好,甚至能照顧其他虛弱的人。林德發表了這一結論,但在之後的50年直至他去世,吃水果防治壞血病這一方法卻沒有被人們利用起來。

在歷史進程中,這種對生命的無視反復重演。安全帶早在汽車出現之前就已問世,但在20世紀60年代才被強制安裝在汽車上。第一例被證實因接觸石棉而死亡的事件發生在1906年,但直到1973年美國才開始禁止石棉的使用。公共衛生領域的每一項發現,無論多麼重大,都必定經歷一場與社會傳統,群眾成見和經濟考量的博弈。

由此,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科學和實踐之間的巨大斷崖。多年以後,當被告知更好的方法早已存在,我們一定會對曾經採用的適得其反的方式,以及對待肥胖人群的野蠻態度瞠目結舌。

 

我從未寫過這樣一篇報導,人們在採訪中痛哭,在描述自己與醫生、陌生人、家人的交流時憤怒到渾身發抖。

 

約40年前,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表明,隨著人口的增長,美國有80%的成人和三分之一的兒童達到了臨床意義上的超重或肥胖,患有「 極端肥胖」的美國人比乳腺癌、帕金森綜合症、阿爾茨海默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加起來還要多。

(www.cdc.gov/nchs/data/hestat/obesity_child_15_16/obesity_child_15_16.pdf

而醫學界卻將此歸咎於肥胖人群。有人說,肥胖是一種個人缺陷,它讓醫療系統不堪重負,讓GDP縮水,甚至削弱了我們的軍事實力。侮辱之後還不忘說一句:我這都是為你好。因此,美國人害怕變胖或處於肥胖狀態,每年人們在節食上花的錢比在遊戲和電影上花的還要多。 45%的成年人說他們偶爾或時時刻刻在關注自己的體重,這一數值較1990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近一半3-6歲的女孩們說擔心自己會變胖。

(news.gallup.com/poll/174089/nearly-half-remain-worried-weight.aspx)
(stars.library.ucf.edu/cgi/viewcontent.cgi)

情感上的代價是無法估量的。我從未寫過這樣一篇報導,人們在採訪中痛哭,向我反复確認不會透露他們的名字,在描述自己與醫生、陌生人、家人的交流時憤怒到渾身發抖。一個女孩說她永遠記得那天當她登上校車時,同學們一起唱起了《寶貝白鯨》(Baby Beluga,動畫片主題曲)。

另一個人說她曾嘗試過極端節食,結果暈了過去。還有人曾想盡辦法不讓伴侶在燈光下看到自己的裸體。山姆(Sam,化名,改掉真名是不想讓妻子發現自己曾跟我交談過)是一名醫療技師,他說:「 照一次鏡子可以毀掉幾天的好心情,我感覺自己很胖,但不應該這麼胖,這種感覺就像是最無能為力的軟弱。」

關於這一現象,我是基於興趣來做報導的。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體重一直是家庭鬧劇的主要原因。接我放學時她為什麼從來不下車,家庭相冊裡的照片為什麼多年沒有她的身影,為什麼花幾個小時做好了肉餅卻坐在一旁吃胡蘿蔔,這一切的答案不言而喻。

去年,當我們第一次詳細談論起母親的體重時,我問她是否被欺凌過,她回憶起幾年前騎著自行車從一個男人身邊經過時,那個人叫她「 胖懶漢」。 「 但這種事情並不是經常發生,」她說,「 體重對我最大的羈絆其實是我在一些事情上踟躕不前,因為我覺得胖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我拒絕參加許多活動,因為體重可能會讓我名譽掃地」 38歲時她考取了碩士學位,55歲時才拿到博士學位。

 

被列為肥胖一類的女性回歸到「 正常」體重的機率為0.8%。數據來源:《美國公共衛生雜誌》,2015。

 

母親的經歷,同山姆和其他肥胖的人一樣,本不該如此。早在60年前,醫生和研究人員就已經知曉兩個可以改善甚至拯救誰百萬人生命的事實。第一個是節食無用,不僅是指原始飲食法(Paleo)、低碳減肥法(Atkins)、體重觀察飲食法(Weight Watchers)和代餐減肥法(Goop),而是指所有的節食方法。

195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95%到98%的節食減肥都會失敗,三分之二的人的體重甚至會比節食之前反彈更多,原因是生物學上的不可逆性。早在1969年,研究就顯示體重減輕3%會導致新陳代謝減緩17%,全身性的飢餓反應會使體內荷爾蒙激增,體溫下降,直至體重恢復至最高點。節食減重意味著在餘生中,你必須每天與身體的能量調節系統和飢餓感作鬥爭。

另一個醫療機構早已明了卻一再否認的事實是:體重正常並不等於健康。雖然幾乎所有針對人們的研究都發現,肥胖人群的心血管健康狀況確實比瘦人差。但平均數並不代表個體,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胖人新陳代謝十分健康,並且沒有出現高血壓、胰島素抵抗或高膽固醇等跡象。

與此同時,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非超重人群卻成了流行病學家口中的「 不健康的瘦人」。 2016年,在對參與者進行了平均19年的跟踪記錄後,一項研究表明,不健康的瘦人患糖尿病的機率是健康的胖人的兩倍。不管體型如何,習慣才是最重要的,從蔬菜攝入量到常規運動量,再到握力等數十個指標都比僅僅觀察一個人的外貌更能反應他的健康狀況。

(pubmed.ncbi.nlm.nih.gov/25040597/)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31253/)

最諷刺的是,60年來我們一直在用節食應對「 肥胖流行病」,想像著如果再試一次,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我們不會變得更瘦,但卻有機會成為更健康的人。

許多報導中關於肥胖的照片都剝奪了肥胖者本身的力量和個性。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只有11%的肥胖者穿著職業裝,近60%的照片僅是無頭軀體。因此,我們要求採訪對像在拍照時進行充分的創造性掌控。這就是他們想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

肥胖

「 小時候,我認為肥胖的人都是孤獨的、悲傷的,就像那些可悲的、失敗的事業。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一樣可以體驗愛。我不是某個’肥胖的朋友’,也不是男人們追求的’豐滿女人’。我真的很快樂,但我更想知道如何在童年就可以做一個快樂的人。」——克里薩·恩內金(Corissa Enneking)

這是克里薩體重最輕時候的照片。每天,她起床、洗澡、用煙草來抑制食慾。然後開車去一家家具店上班,全天穿著四英寸的高跟鞋,午休時獨自坐在車裡喝一杯酸奶。下班後,她感到頭暈目眩,雙腳疼痛,數出三塊麗茲餅乾在廚房櫃檯前吃完,並在食物日誌上寫下攝入的卡路里數值。

但她時常因飢餓而感到筋疲力盡,頭暈目眩,回到家後會直接癱倒在床上,在堪薩斯州的熱浪中瑟瑟發抖。她會在晚飯時間醒來,喝一些橙汁,或者吃半個格蘭諾拉燕麥卷。偶爾,她會一覺睡到天亮,第二天醒來時一切又重新開始。

幾年前,在她最後一次這樣節食減肥時,被母親帶到醫院。 「 我女兒病了,」母親告訴醫生,「 她根本不吃東西」。醫生仔細打量了一下克里薩,雖然已經忍受了六個月的飢餓,她仍然穿著大碼的衣服,還是不能在J. Crew購物,同事和顧客們依舊殷勤地向她提出節食建議。

克里薩告訴醫生,她過去更胖,經過三四次節食之後已經減掉了一些重量。那時的她想看一看在不吃東西,能喝液體就不吃固體,能睡覺就不吃飯的情況下可以堅持多久。飢餓感一直伴隨著她,但她試著喜歡上這種感覺。老闆發現了克里薩的古怪行為:吃東西時她會露出驚恐的神情。

「 好吧,不管你用了什麼方法,至少已經看到效果了,」醫生說著,並鼓勵她堅持下去,向她保證體重變得足夠輕之後她的身體就會以另一種方式處理食物,之後她可以在飲食中增加幾百卡路里的熱量,月經也會重新回來,到時候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也可以保持正常的體重了。

「 如果不看體重,我有很明顯的飲食失調,」克里薩說,「 但醫生卻在祝賀我。」

當詢問任何一個肥胖的人關於他們的就醫體驗時,你聽到的回答將與克里薩的經歷如出一轍:醫生的白眼、質疑,甚至是推遲或拒絕治療。醫生本應是值得信賴的治癒者,但卻對肥胖人群造成了特別的持久的創傷。不管報以什麼目的去看病,不管你有多痛苦,醫生只會告訴你:放下膨化食品,一切都會好起來。

 

艾米去婦科醫院切除卵巢囊腫時,醫生指著她在核磁共振成像上的脂肪說:你身體裡的那個瘦女人想逃出來。

 

這種現像不僅僅是軼事。醫生與肥胖患者的面診時間較短,並且在既定時間內表現出的情感融洽程度也較低。像「 不遵醫囑」、「 過度放縱」、「 意志薄弱」這些消極詞彙一度高頻率地出現在患者的病例中。

在一項研究中,調查人員向醫生提供了偏頭痛患者的病史,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醫生反應,肥胖患者的態度更差,幾乎不可能聽從他們的建議。 2011年,《太陽前哨報》(Sun-Sentinel)對南佛羅里達洲的婦科醫生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發現有14%的醫生拒絕接診體重超過200磅的病人。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679-013-0070-y)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oby.20384)
(pubmed.ncbi.nlm.nih.gov/11477511/)
(www.sun-sentinel.com/health/fl-xpm-2011-05-16-fl-hk-no-obesity-doc-20110516-story.html)

這些醫生對肥胖人群所表現出來的成見,與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一致。一名西海岸的麻醉師告訴我,當體型肥胖的病人進入麻醉狀態後,醫生們就會開始對他的身體進行高中時代才會有的言語侮辱。

曾在波士頓當過護士的珍妮絲·奧基夫(Janice O’Keefe)說,一位醫生曾疑惑地看著她問:「 你怎麼能這樣對待自己?」艾米(Emily)是華盛頓東部的一名顧問,當她去婦科醫院切除卵巢囊腫時,醫生指著她在磁共振成像上的脂肪說:你身體裡的那個瘦女人想逃出來。

「 我正在擔心自己是否得了癌症,」艾米說,「 醫生卻把麵診變成了關於我體重的教育時刻。」

還有一些醫生真誠地認為,羞辱肥胖者是激勵他們減肥最好的方式。梅約診所(Mayo Clinic)的研究員肖恩·費倫(Sean Phelan)說:「 這是我們在醫學領域開出的‘嚴厲的愛’藥方。」

在2013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生物倫理學專家丹尼爾·卡拉漢(Daniel Callahan)提出對肥胖者進行更多歧視的主張。 「 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肥胖,即使他們意識到了,也沒有足夠的動力來促使他們採取行動,」他告訴我,羞恥幫助他戒掉了煙癮,所以他認為這對肥胖者也同樣起作用。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hast.114)

這種觀點與一代人關於肥胖和人類行為的研究格格不入。眾多羞恥感研究人員之一回應卡拉漢的文章指出,以DARE(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抗藥物濫用教育)的方式來羞辱吸煙者和吸毒者,實際上讓他們更不願意向家人或醫生坦白,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藥物的濫用。

況且,吸煙很明顯是一種行為,而肥胖不是。波士頓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的內分泌學家和肥胖專家朱迪·杜沙伊(Jody Dushay)說,許多病人在來找她之前已經嘗試過幾十種節食方式,但體重仍然無法控制。她認為,用嚴厲的語氣告訴他們再試一次只會讓他們再次失敗,並責怪自己。

 

89%的肥胖者曾被自己的戀人羞辱過。數據來源:康涅狄克大學,2017

 

當然,並不是所有醫生都會詆毀自己的肥胖病人,但一些無意間說出的,更微妙的偏見也會對他們造成傷害。例如,大多數醫生都很健康。 「 如果在凌晨五點去參加一個關於肥胖的座談會,那麼你有可能幸運地獲得一台跑步機,」杜沙伊說,他們已經在高風險、高壓力的醫學院度過了十幾年。

幾項研究表明,身材勻稱的醫生對自己提出的建議更有信心,更希望他們的病人能減掉體重,也更有可能認為節食很容易。莎拉(Sarah,化名)是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名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她曾經對醫生說,一整天都少吃東西太難了,醫生卻告訴她:「 你看我,早餐只吃了一個雞蛋,而且感覺很好。」

除此之外,明顯的文化差異也是原因之一。肯尼斯·瑞斯尼克(Kenneth Resnicow)是一位指導醫生如何與病人建立融洽關係的諮詢師。他說,高收入且身材勻稱的白人醫生常常會告訴低收入病人:「 我知道沒時間做飯是什麼感覺。」他們的病人可能是有三個孩子並打著兩份工的單身母親,她們會在心裡想:不,你不知道。結果,醫生和病人的關係就不可挽回地惡化了。

新澤西學者喬伊·考克斯(Joy Cox)在16歲時因為胃痛去醫院看病,醫生沒有診斷出她的膽管發炎,卻莫名其妙地說了一句:別再吃那麼多炸雞就會好起來。考克斯說:「 他成功地用一句話同時侮辱了我的肥胖和膚色。」


「 邊緣化群體採取了很多措施來壓制他們的聲音,掩蓋他們的存在。被描述成一個又黑又胖的女性CEO形像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這意味著在董事會會議室、教室和客廳,我重新獲得了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我擁有這一切。」——喬伊·考克斯(Joy Cox)

許多醫療工作的財務和行政結構助長了這種不良行為,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醫學院的教育。根據2015年的一項調查,醫學院學生在四年的學習中平均只接受了19個小時的營養教育,這比2006年少了5個小時。醫生開始執業時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嚴重,初級保健醫生的單次問診時間只有15分鐘,而這點時間只夠詢問病人今天吃了什麼。更有同理心的治療方法是賺不到錢的,像血檢、CT等檢查的報酬在幾百到幾千美元不等,而醫生提供一次飲食營養方面的問診只能賺24美元。

(www.hindawi.com/journals/jbe/2015/357627/)

鳳凰城的家庭醫生萊斯利·威廉姆斯(Leslie Williams)告訴記者,每當她要看的病人體重超重時,電子健康記錄軟件就會提醒她。原因是,不論病人來醫院看什麼病,關節炎也好,骨折曬傷也罷,醫生都需要以書面形式向醫院管理員及保險機構證明,他們重視病人的體重問題,並為此制定了一個減重計劃。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糟糕的績效評估、保險公司的評級下降,或者在他們將病人轉診到專業護理機構時被拒絕報銷。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肥胖症專家金伯利·古德祖恩(Kimberly Gudzune)表示,許多醫生,不論主修什麼專業,都自認為是體重方面的權威。古德祖恩經常花上幾個月的時間與病人一起制定現實的目標—增加與孫輩的遊戲時間,停止服用膽固醇類藥物,但其他醫生卻使這些努力付之一炬。

她的一位病人在去看心髒病醫生之前,病情一直在顯著好轉,但那位醫生告訴病人應該減掉100磅。 「 突然之間,她又覺得自己像個失敗者,我們不得不重新開始,」古德祖恩說,「 或者她根本就不會再回來了。」

 

美國人消耗的60%的卡路里來自超加工食品。數據來源:《英國醫學雜誌》,2016

 

因此,在一個既不訓練也不鼓勵醫生與超重患者進行有意義互動的系統中工作,醫生只好推薦時下流行的節食方法,並說一些陳詞濫調的鼓勵之詞。波士頓的一名電工羅恩·柯克(Ron Krik)說,多年來,醫生採取的首要措施是讓他節食,但他根本堅持不了幾個星期。 「 他們說生菜是0卡路里的食物,」他一邊說著,一邊切一個萵苣頭作為自己的晚餐。

在一項紀錄了461次醫患互動的研究中,僅有13%的患者得到了詳細具體的飲食和運動計劃,被安排複診的患者僅佔5%。 2012年,一名醫生告訴研究人員:當患者開始詢問過多有關飲食和減肥的具體問題時,他會感到十分緊張,並認為自己沒有時間坐在那裡給病人提供基本的私人諮詢。 201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嘗試過替代飲食(最有可能失敗的一種)的高體重美國人是接受過營養師諮詢的人數的兩倍之多。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67376/)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462265/)
(www.norc.org/PDFs/ASMBS%20Obesity/ASMBS%20NORC%20Obesity%20Poll_Brief%20B%20REV010917.pdf)

安德魯(Andrew,化名)是一名肥胖多年的顧問和音樂家,他說,幾年前在一次常規體檢中,醫生在給他稱重之後宣布他已嚴重超重,並告誡他要節食鍛煉,但沒有提供詳細的方案。這讓他十分疑惑,他應該吃低脂肪的還是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應該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嗎?需要做體能訓練嗎?還是瑜伽?還是應該買個該死的美腿機?

「 醫生甚至沒有問我已經做過什麼運動了,」安德魯說,「 那段時間我正在為冬季登山旅行做訓練,每週都要徒步旅行、去四次健身房。她根本沒有想跟我對話,而是給我發了幾段錄音,這讓我感覺羞辱我就是他們的全部目的。」

所有這些事件都使得超重病人更加逃避看醫生。有三項研究發現,肥胖女性死於宮頸癌和乳腺癌的可能性比不肥胖的女性要高,造成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是肥胖的女性不原意看醫生或接受篩查。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員伊琳·哈羅普(Erin Harrop)發現,與大多數媒體描述的「 零號體形」刻板印象相比,高體重的厭食症女性患者催吐、使用瀉藥、濫用減肥藥的概率是他們的兩倍。她還發現,苗條的女性需要大約三年的時間來接受治療,而她的研究對象們平均要花上13年半的時間。

「 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肥胖人群從就醫經歷中平復過來,」肥胖問題專家顧問吉內特·萊納姆(Ginette Lenham)說,「 從而撫平他們與他人交流時遭受的創傷。」


「 體重讓我感到焦慮。站起來的時候,我會不斷地把肚子往裡收,坐著的時候,就抓一個枕頭或沙發墊放在肚子前面,只有我一個人穿著浴衣的時候才最舒服。與此同時,我渴望得到關注,想登上舞台,成為那個拿著麥克風的人。所以,我決定用這張照片來折中一下:可以表演,也可以隱藏。最糟糕的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價值遠遠超過了我的體重、腰圍和其他刻板印象,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應該躲起來。——山姆(化名)

如果索尼婭(Sonya)忘記了自己很胖,世界也會提醒她。她說自己不再坐公交車,因為她能感覺到從她身邊擠過去的乘客的惱怒。當有人在工作會議上拿出百吉餅時,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薩沙(Sarah)就會開始緊張,如果她伸手去拿一個,員工們會不會想:胖老闆又來了?如果她沒有拿,他們是否會默默祝賀她克制住了自己。

艾米麗(Amily)說,一些愛做「 善事」的女人曾在街上攔住她,說她在95華氏度的天氣穿無袖連衣裙是多麼的勇敢。醫療技師山姆(Sam)想要避免談論體重這個話題,他承認:「 男人不應該考慮自己的體重,但我卻又經常被它困擾。所以我盡量避免談論它,這感覺太奇怪了,因為它是我身上最顯眼的東西。

我聽到過很多關於做一個「 好胖子」的壓力的故事。傑西卡(Jessica)有四個孩子,這意味著幾乎每週都會舉行生日聚會、家庭聚會、泳池社交等活動,到處充滿了食物的誘惑。

她說:「 你的意識一整天都在忙著計算每樣食物的卡路里含量,考慮自己可以吃什麼,有誰在看。」多年來,總有人問她:你能吃這個嗎?因此,她開始變得小心翼翼,扮演一個完美的胖子,只吃幾口聖女果,喝點水,完全不看甜點一眼。

聚會結束之後,傑西卡和其他家長分配好剩下的食物,便打包起漢堡、意麵沙拉和蛋糕,開車送孩子們回家。回到家等孩子們都睡了,她才在黑暗中把剩飯吃掉。

「 吃什麼都要偷偷摸摸的,」她說,「 買一盒冰激凌,偷偷吃完,再買一盒新的放在冰箱裡。整整一個星期,家人們都知道冰箱裡有一盒冰激凌,但實際上是五種不同的冰激凌。」

 

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所看到的汽水與糖果廣告比例為2:1。數據來源:康涅狄格大學視頻政策與肥胖中心,2015

 

肥胖羞辱就是這樣起作用的:它既明顯又隱蔽,既公共又私密,隱藏的同時無處不在。不斷有研究發現,身材高大的的美國人(尤其是女性)的收入普遍更低,被雇傭和晉升的可能性也更小。在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500名招聘經理面對一位體重超標的女性求職者時,在沒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況下,21%的招聘經理認為對方不夠專業。更糟糕的是,只有幾個城市和一個州(密歇根州,幹得好)禁止職場上的體重歧視。

(moneyish.com/ish/only-15-of-hiring-managers-would-consider-hiring-an-overweight-woman/)

矛盾的是,隨著高體重的美國人越來越多,針對他們的偏見也越來越嚴重。超過40%的肥胖人士表示,他們每天都會受到歧視,這一比例遠高於其他少數(受歧視的)群體。而這同樣會對他們的身體造成可怕的傷害,一項2015年的研究表明,受到歧視的肥胖人士比沒受過歧視的壽命更短。該研究得出結論:與超重有關的偏見可能比超重本身更有害。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36946/)

然而,在殘酷扭曲的現實中,體重歧視的一個後果是:讓胖人吃得更多。當你被老虎追趕或因長相被拒絕時,身體會釋放應激激素皮質醇,它會增加食慾,降低運動的意願,甚至改善食物的味道。山姆說,去年有人在停車場對面對朝他喊:少吃點!很多其他的肥胖者也表示有過類似經歷。


我不想被評頭論足,因為那根本不是我,也許那是關於某個經常出現在健身房跑步機上的男人,或是每天帶精緻沙拉到公司的那位女士,還有可能是因體型而被欺凌的小女孩,亦或是被責罵不夠男人的小男孩。總之這一切與我無關,我已經不再是那個靠著門框質疑自己是否足夠優秀的胖乎乎的小女孩了。 」——艾瑞卡(Erika)

人們對胖子的厭惡中帶著一種嚴酷的原始邏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名病恥感(stigma)研究員珍妮特·湯米亞瑪(Janet Tomiyama)表示,「 我們對與自己不同的身體十分敏感。在過去的進化過程中,這(與自己不同的身體)可能意味著疾病的風險,或是對部落的威脅。

這些生物線索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侮辱他人的事會發生在一個三歲大的孩子身上,他們甚至會用「 卑鄙」、「 愚蠢」和「 懶惰」等字眼來形容體型較大的同學。

肥胖是孩子們在學校遭受欺凌的首要原因。然而,美國公共衛生機構仍在推行助長此類殘酷行為的的相關政策。電視和廣告牌依舊使用「 看的電視越多,孩子越胖」和「 肥胖剝奪了孩子們的快樂」等廣告語。

新西蘭梅西大學的研究人員凱特·保澤(Cat Pausé)花了數月的時間,在全球範圍內尋找一項旨在減少人們對肥胖者的歧視的公益活動,結果一無所獲。目前,大約有12個州的干預政策是讓孩子把「 身體質量指數報告」(BMI report cards)帶回家。這一政策不太可能對孩子們的體重產生任何影響,但卻極有可能增加他們被最親近的人欺辱的風險。

這並不是杞人憂天。研究表明,許多肥胖者最糟糕的被歧視經歷來自於他們的家人。艾瑞卡(Erika)是華盛頓的一名健康教育工作者,她至今還記得父親曾用來形容她的詞:壯實,她爺爺更喜歡說她:短粗。母親從來沒有評論過她的身材,但小自己兩號的母親樂於自稱「 身軀龐大」。在艾瑞卡11歲的時候,每當身處社交場合卻飢餓難耐時,她都會偷偷溜進森林向小溪里乾嘔。

來自親人的侮辱會一直伴隨著孩子,直到成年。 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9%的肥胖者曾被自己的戀人羞辱過。顧問艾米(Emily)說,整個青春期到二十幾歲,她都在和自己根本不感興趣的人上床,僅僅因為對方願意跟她睡覺。在她的腦海中,一個喜歡她的男人是稀有的消耗品,她浪費不起。她說:「 我渴求來自男性的關注,而性愛是一個能夠得到注意力的好辦法。」

(opencommons.uconn.edu/cgi/viewcontent.cgi)

之後,她和一個有虐待傾向的人在一起。對方會在做愛時說她的身體很美,而白天又說她簡直令人作嘔。每當艾米要離開他時,他會說「 除了我誰還能受得了你噁心的身體?」

艾米終於設法擺脫了他,但她知道自己的愛情征途將十分坎坷。現在,她的約會對像是個瘦瘦的男孩,他們牽著手走在街上時總會引起路人的側目。她說:「 之前我跟胖的人交往時從沒發生過這種事,在大家的眼裡,瘦男孩愛上胖女人似乎是一種禁忌。

當體重偏見與其他形式的歧視疊加在一起時,情況會變得更糟。 2012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非裔美國女性比白人女性在受到體重侮辱之後更容易抑鬱,拉丁裔和黑人青少年的暴食症發病率也要高得多。除此之外,一項引人注目的發現表明:有色人種富人比窮人更易患心血管疾病,這一結果恰恰與白人相反,一種解釋是:在空白區域越多,賭注越高的世界打拼讓少數族裔壓力更大,也就更容易患心臟疾病。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670735/#R4)

(www.nationaleatingdisorders.org/people-color-and-eating-disorders)

也許,體重羞辱獨有的一個後果是:使受害者彼此隔絕。對許多少數群體來說,歧視促使他們產生歸屬感,形成一個與多數人對立的共同體。比如,同性戀者彼此相通,摩門教徒相互支持。然而,對高體重人群的調查卻顯示,他們與歧視自己的人持有許多相同的偏見。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調查的的肥胖人士會用「 貪吃」、「 邋遢」、「 遲鈍」等詞來形容其他肥胖者。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165020/)

安德魯(Andrea)是波士頓的一名退休護士,從10歲起就加入商業節食計劃,她知道減肥有多難,也清楚比自己更胖的人都經歷了什麼,但即便是這樣,她也很難不對胖人做出評論。 「 他們怎麼能讓自己胖成這樣呢?」她說,「 這太可怕了,如果放任自己,我一定也會跟他們一樣胖。」

她的這一立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在9歲或10歲的時候就知道了同性戀者應該出櫃,但真正敢於邁出這一步卻是在十年之後。然而,肥胖者並不能像出櫃那樣公佈自己身份、標記自身成為一個群體的一部分,他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仍舊認為體重是暫時的,減重是迫切的、可實現的,習慣於自己的身體只是在「 美化肥胖」。

在這種兩難的境地,謊言讓肥胖者很難發現彼此,甚至自我認同。全國肥胖認同推廣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的負責人泰格瑞絲·奧斯本(Tigress Osborn)說,「 沒有人相信我們會變得更好,你無法以一個所有人都不認同的身份存在。」

哈羅普(Harrop)是一位飲食失調研究人員。幾年前,她發現大學裡有針對跨性別學生、移民學生和共和黨學生建立的俱樂部,但沒有針對肥胖學生的。於是,她開始在學校組織肥胖學生俱樂部,卻以徹底的失敗告終。自始至終,只有幾個肥胖學生出現過,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一群瘦人在討論如何成為各自更好的盟友。

哈羅普認為失敗的原因很簡單,「 胖人和瘦人都成長在同樣厭惡肥胖的文化里。」


「 一定會有人驚訝像他這樣的男人為什麼會和我在一起。作為一個胖女人,我很清楚別人甚麼時候在盯著我看,而且之前根本沒有這麼多人看我。所以我覺得在公共場合拍照,展示自己的身體,做一些別人認為我不會或不能做的事情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會顛覆他們的認知。」——艾米

自1980年以來,73個國家的肥胖率翻了一番,113個國家的肥胖人數在不斷增長。在此期間,沒有一個國家的肥胖率在下降。

同其他地區一樣,美國的公共衛生機構過於關注體重,以至於忽視了真正致命的食品供應問題。飲食是導致死亡的首要原因,其致死人數是槍支暴力及車禍總數的五倍以上。問題不在於我們吃了多少,而是我們在吃什麼。實際上,美國人現在消耗的卡路里總數比2003年要少。

10多年來,研究人員發現食物質量對疾病風險與其對體重的影響無關。例如,在熱量相同的情況下,果糖對胰島素敏感性和肝功能的損害比其他甜味劑更大。無論體重如何,每週吃四次堅果的人糖尿病的發病率會降低12%,死亡率會降低13%。食用高糖、低纖維、多添加劑的食物會擾亂人體調節能量、飢餓感和飽腹感的生物系統。但更令我們震驚的是,這樣的食物佔了我們飲食結構的60%。

將此類食物從價值數万億美元的食品系統中清除出去並不容易,從工廠化農場到學校午餐,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被瑪氏(Mars)、孟山都(Monsanto)或麥當勞主宰著,它們孜孜不倦地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為了改善肥胖人士的生活,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是,將人們的關注重點從體重轉到健康,從羞辱轉向支持。

當涉及到肥胖問題時,醫療系統的主要失敗之處在於其對待每個病人都是一樣的:如果你很胖,那就減肥;如果很瘦,那請繼續保持。大眾綜合體重中心(Mass General Weight Center)的心理學家史蒂芬妮·索格(Stephanie Sogg)說:有人在受到性侵之後開始暴飲暴食,有人則在暴食之前把自己餓得頭暈眼花,還有人每天只攝入1000卡路里並每週鍛煉五次,卻依然認為自己很胖,說自己沒有意志力。

搞清楚每個人與食物、運動和體型的複雜關係是她提供治療的核心,而不僅僅是註腳。 「 80%的病人在第一次就診時都哭了,」索格說,「 對於像體重這樣情緒化的事情,你必須仔細聆聽才能給出合理的建議。如果不知道奶酪漢堡是否影響了他們的體重,那麼告訴他們’別再吃奶酪漢堡了’是永遠不會起作用的。」

索格認為,醫生對待病人比病人對待自己更好是有好處的。 2017年,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的專家在決定奧巴馬醫改下的哪些治療項目應該免費提供時發現:肥胖症護理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患者的飲食情況,而是他們在減肥期間得到了多少關注和支持。接受營養師指導12次以上的參與者,其糖尿病前期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病風險顯著降低,而那些沒有得到個性化治療的參與者幾乎沒有任何改善。

儘管特別工作組明確建議為體重較高的患者提供密集的、多元的行為諮詢,但絕大多數保險公司及國家醫療保健計劃僅將其解釋為一兩個療程,確切地說是一種表面做法,多年的研究表明這根本不起作用,肥胖行動聯盟(Obesity Action Coalition)的政策顧問克里斯·加拉格爾(Chris Gallagher)說:「 健康計劃拒絕將此視為自己的問題。

同樣的疏忽在各級政府的行事中屢見不鮮。從營銷規則到反壟斷政策,再到國際貿易協定,美國創造了一個在生產麵粉、糖和油方面表現出色,但在提供同等規模的營養物質方面卻舉步維艱的食品體系。美國每年在營養研究上投入15億美元,而在藥物研究上的投入高達600億美元。僅有4%的農業補助金被分配給水果和蔬菜,無怪乎最健康的食物比最不健康的食物價格高出八倍,而且這個差距仍在逐年增大。

運動也是一樣,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郊區的擴張和長時間的通勤對心血管造成的危害是有據可查的。然而,相關機構卻加劇了這些風險及其對窮人不成比例的影響。僅有13%的美國兒童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在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學生每天上體育課。

從2005年到2016年,在成年人中,單程通勤超過90分鐘的人數增長了15%以上,這是美國人在公共交通方面投資不足,同時對高速公路、停車場和大型購物中心投資過多的必然結果。 40多年來,當政客們告訴我們要多吃蔬菜、多走樓梯、少乘電梯時,他們領導的這個國家已經把日常運動、吃得健康變成了一種奢侈。


「 兒子和我都喜歡扮演英雄。我們選擇的服裝不一定有特定的象徵意義,但我一定是反抗的一方。作為一名飲食失調研究者,我應該為正義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戰。相比於散著頭髮化好妝,我更喜歡自己在這張照片裡汗流浹背、臟兮兮的樣子。我喜歡露出自己的肚子、大腿和手臂,不是因為這樣拍照更舒服,只是我覺得這樣很自在,希望大家也可以成為自由的人。」——艾琳·哈羅普(Erin Harrop)

值得慶幸的是,扭轉這一局面的最佳方案已經現世。許多「 失敗的」肥胖干預實際上是飲食更健康、鍛煉更充分的干預措施。一次對44項國際研究的回顧總結髮現,以學校為基礎的活動項目並沒有影響到孩子們的體重,但提高了他們的運動能力,使他們的運動時間增加了兩倍,每天看電視的時間也減少了一小時。另一項調查顯示,讓孩子們進行兩年的運動和健康飲食並沒有明顯影響他們的體型,但確實提高了他們的數學成績,這一效果在黑人兒童身上尤為顯著。

眾多研究一致表明:最有效的健康干預措施並非直接干預健康,而是減輕貧窮造成的困難,為窮人騰出運動、娛樂和育兒的時間。婦女工資相對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的肥胖率更低,而當健康食品變得更便宜時,他們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試點項目中,領取食物券的人每花1美元購買健康食品,就能額外獲得30美分,這讓市民的水果和蔬菜消費量增加了26%。這樣的政策不太可能影響人們的體重,但可以顯著改善我們的健康狀況。

現在回到這個根深蒂固的問題上來:人們對肥胖人士的糟糕態度。

據《恥辱與健康》(Stigma and Health)雜誌編輯帕特里克·科里根(Patrick Corrigan)說,不論多麼努力地減少羞恥,這一善意在現實中還是會遭受崩潰。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告知10到12歲的孩子們所有導致肥胖的基因和醫學因素,隨後孩子們甚至可以背誦這些信息,比如,胖小孩並不是自己想要變胖的,但他們對鄰座的胖孩子仍抱有用樣的消極態度。類似方法用到五六年級的孩子們身上甚至增強了他們欺負胖同學的意圖。

與此同時,名人形象可能會導致科里根所說的「 瑟古德·馬歇爾效應」(Thurgood Marshall effect):我們不會改變刻板印象(或許胖子並沒有那麼壞),只是把優秀的少數看成是例外(好吧,他和其他胖子不一樣)。

科里根表示,對肥胖者來說,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跟每一個與其打交道的人明確表示:他們無須為體型道歉。他說:「 當同情一個人時,你會認為他們效率低、能力差、更脆弱,你不認為他們有能力。擺脫恥辱的唯一方式是奪回權利。

這一直是肥胖認同運動的希望所在。 「 我們在這裡,我們是球體,習慣就好了」(We’re here, we’re spheres, get used to it)是20世紀90年代的口號之一。但這種激進的信息也早就被服裝品牌、減肥公司和肥皂公司所利用。

慧儷輕體重命名為 「 生活方式計劃」(lifestyle program),卻仍然承諾其會員可以通過減肥來獲得幸福感。主流服裝公司以「 積極的身材」為營銷旗號,卻拒絕生產適合自家廣告牌上的大碼模特穿的衣服。社交媒體也為肥胖人士身材的正面形象提供了平台,並形成了更容易找到彼此的社區。但這也促成了一種安慰劑式的的、狹隘的、被菲爾博士(Dr. Phil)認可的形式主義:讚揚在Instagram上賣「 胖基尼」(Fatkinis)的女企業家,卻忽視了那個因為三年內體重增加100磅而被解除了管理職位的女人。

「 肥胖激進主義並不是為了讓人們自我感覺良好,而是為了保證你的公民權利,不再因為醫生的誤診而死。」

因此,在這個拒絕改變的世界,如何忍耐仍然取決於每一個肥胖者。艾米說,大約三年前她做了一個決定,那就是維護自己的權利。她第一次坐在餐廳的一個桌子前而不是包間裡時,滿頭大汗,滿臉通紅,胸口起伏,感覺像是如果說了「 我坐不下」這幾個字嘴巴都會變乾。

但是現在她說:「 這只是我在做的一件事而已。」上個月,她在參加會議時很自然地詢問了另一個與會者能不能跟她換一下椅子,因為對方的椅子沒有扶手,同大多數請求一樣,這算不上什麼大問題。她說:「 高個子的人提出這種要求不會讓人覺得奇怪,我為什麼要覺得奇怪呢?」艾米的那些瘦人朋友們也開始主動在餐廳替她提出換座位的要求。

聽到艾米的進步,我想起了與飲食顧問吉妮特·萊納姆的一次談話。她說她的病人們一直在擔憂自己的體重,不管是在過去或是未來,他們等待著自己變瘦之後再次回到學校或申請一份新的工作。病人們懇求她幫助自己回到高中時、婚禮時或第一次參加鐵人三項時的體重,回到那個可以正常生活的體重。

萊納姆說:這些夢是陷阱,因為根本沒有靈丹妙藥,更沒有時間機器。你只能開始一種革命性的行動:胖并快樂著,哪怕世界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

「 我們都要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不要管別人怎麼說。」

 

圖/Finlay MacKay

譯/鈉鉀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everything-you-know-about-obesity-is-wrong/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鈉鉀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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