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革武鬥中慘無人道的「殺俘」

文:余劉文 韓平藻

文革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

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

在重慶,在和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壩公園裡,在荒草和雜木中,有一片人跡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圍住,與世隔絕。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墳墓掩埋了400餘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

他們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

她們和更多的他們——握著槍和鐵棍、刀、匕首等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裡。

幾十年過去了,如今,墳頭芳草萋萋,那個動亂年代曾經的廝殺、哀號、槍聲、頌歌和罪惡過去了,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

但是,與死者有關的人還活著。重慶文革派性鬥爭的波詭雲譎、血雨腥風,還影響著他們……

講述人  周勁松,男,1945年生,原重慶「8·15派」總負責人之一,曾任重慶市革委會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6年入獄,1991年刑滿釋放後無業,靠親朋接濟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慶大學3年級學生。我捲入這場運動是從「四清」工作組留下來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長、書記鄭思群開始的。

1966年6月,工作組把鄭校長打倒,我不服。

對鄭校長,我印象很深,我是當時全校7個全優生之一,從他手裡接過不少獎狀;鄭校長在食堂當著學生的面,把飯桶邊地上的飯撿起來自己吃,從不罵人,講究身教,以身作則。

這樣的校長被打倒了,我鳴不平,當場我就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關在重大階梯教室隔離審查了一個禮拜。
出來後,我自然就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組把鄭校長轉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繼續關押,轉移時被我看見了。鄭校長頭髮零亂,只穿著短褲、背心,打著光腳板,走在水泥路上。

一位老革命,7級幹部,就被他們這樣整過來整過去,連鞋都不讓穿,7月份的重慶,有多熱啊!

我看不過,一喊就喊過來幾百人,圍住工作組的人質問,雙方僵持了一陣,都不了了之。

我再次成為焦點人物,再次被打為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

但不過半個月,工作組突然宣布鄭思群校長畏罪自殺,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們一面向當地派出所報案,要求調查鄭校長的死因,一面自發地圍攻工作組。就從鄭校長死的那一天開始,工作組就不得人心,重大師生反對工作組就有了群眾基礎。

為啥子叫「8·15派」?

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的造反派組織「排炮戰鬥隊」、「輕騎戰鬥隊」的負責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們聲援、支持他們。

我當天就鼓動帶了3000多重大的師生員工到了師專,開大會聲援造反派。

這事就驚動了重慶市委,市委就派了副書記、副市長辛易之來師專,他代表市委宣布我們的行動是錯誤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壩上街遊行。

口號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堅決貫徹「5·16通知」精神,堅決執行「16條」措施。這就是重慶文革第一次大規模遊行的所謂「8·15事件」。

此後,各個單位造反派紛紛趕工作組,都跑到重大來搬兵聲援,「8·15」的名聲坐大了。「8·15派」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國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重慶是2月28日,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革聯會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黨、政、財、文大權。

革聯會一把手是駐軍首長,副主任由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學生代表分擔。我派了一個「副司令」去革聯會當副主任,我自己沒有當權,但我是支持革聯會的。

成立了革聯會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當官老爺,因此反對革聯會;還有一種人認為自己沒有當權,被革聯會排斥了,也反對革聯會。

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稱「砸派」。「砸派」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廣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話。

當時,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複雜。

60年代初,宜賓地委書記劉結庭、市委書記張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黨分子,一直關押。

1967年五六月間,劉、張獲平反昭雪,復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副主任。重慶兩派圍繞「劉張」平反覆出的問題加劇了分化,「8·15派」反劉張,「反到底派」擁劉張。鬥爭越來越激烈,一直到後來武鬥全面升級、爆發。

1967年4月23日,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兩派人員在重慶石油學校發生武鬥,雙方從動拳腳升級到使用鋼釺、鐵棍、匕首。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均發生了使用這些武器的武力衝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師範學院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分別派數千人參戰,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傷近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槍彈。
這次事件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

從此,重慶武鬥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鎗、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0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8月13日,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毀;8月18日,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大武鬥,雙方死40人,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武鬥雙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講述人   陳卓(音),男,原重慶某中等學校「反到底派」頭頭。1969年入獄,1972年釋放後,成為房地產商人。

我本人直接參加了武鬥,從1967年打到1968年。

我當時是學校「反到底派」的狗頭軍師(笑),同學們都喊我「參謀長」。我身體一直比較弱,弱不帶兵嘛。

我惟一一次帶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這次3天3夜的激戰。

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們學校來搬救兵,他是建設廠技校「砸派」的頭頭,他指揮的建設廠「砸派」與「8·15派」幹起來了。

當時武鬥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戰鬥隊員都產生了厭戰情緒、恐怖情緒,都不願去。

我當時出於強烈的派性榮譽感,勉強把200多名戰鬥隊員集合起來,說誰願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個人出列。

我們全副武裝,甚至把解放鞋帶取下來串著子彈夾挎在身上,省得在戰場上換彈夾耽誤幾秒鐘的戰機,這是一種拚死到底的態度。當時,我的腦海里不斷地浮現著陳輝(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天堂更明亮。」當時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壯。

我們在楊家坪參戰,打了3天3夜,我們這一邊慘敗,我帶去的70多名戰鬥員當場犧牲了4個,還有7個被對方俘虜後也全遭槍斃了。

「二和尚」在撤退時睡著了,怎麼都弄不醒,結果也被對方俘虜槍斃了。

與他同時被俘的還有一個同伴, 那個同伴是建設廠的子弟,他父親是「8·15派」的,因此那個同伴得救了,沒遭父親的陣營槍斃。

「二和尚」是建設廠技校的學生,是資陽人,無人說情。

我一直記得「二和尚」來找我搬救兵時的樣子,穿著藍色學生裝,拴根牛皮帶,銅扣鋥亮,腰間插著一把駁殼槍,腳上穿著解放鞋,挽著褲管,中等個,短髮,方臉,威風凜凜,但臉色蒼白。

這次戰鬥,我們這一派也槍斃了對方4個俘虜,其中兩個是我親自俘虜的。

我為此內疚、懺悔、痛苦了幾十年,因為我無法忘記他們當時被俘虜的那一瞬間的目光。

他們當時端著衝鋒鎗站在車間一台機床邊,混戰中我退進了這個車間,一發現他們,我憑直覺判斷是「8·15派」的,立即冒詐我是「8·15派」的。

他們把槍背起來向我走近,我馬上就———那一瞬間,他們的目光充滿了悔恨、恐怖、絕望。

兩人都有30多歲,是工人,我想他們一定有兒女、妻子———這幾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脫,永遠得不到———這是獸性的惡,在現世中不會也不應該被寬恕。

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們這一批人心靈上永遠的污點,它不會被時間磨滅。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撫摸身體上的刀傷,槍傷。

這次武鬥結束後幾天,1968年7月9日,兩派在江陵廠重燃戰火,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激戰,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

也是當月上旬,兩派還分別在楊家坪、大坪、重慶醫學院、二四二部隊、五一技術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均出動水陸兩棲坦克、艦艇、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

上述地區民房、單位建築、器材設備遭重創,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爛,全線停運1年多。
經過上述幾次大規模激戰,重慶「8·15派」徹底控制了局勢。

「反到底派」全體成員及其家屬總計數十萬人集體分批疏散,逃離重慶,「大清洗」的謠言像瘟疫一樣傾壓山城。

在逃到成都後(成都是以四川大學「8·26派」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派」是歡迎重慶「反到底派」的)。弱不帶兵的18歲的陳卓再次糾合從重慶逃來的2000多名紅衛兵,因為人多槍少,他們攔截火車一路狂飆殺往四川綿陽、廣元,找當地駐軍要武器彈藥,準備殺回重慶,被駐軍拒絕,從而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慘禍。

 

講述人   法官洪斌(音),男,56歲,原文革武鬥中「砸派」成員,已退休,離開家庭,獨居在郊區。他過著很無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亂,基本拒絕對外交流。

當時,我在要害部門工作,因為一個同學的弟弟在化龍橋讀書。我經常到他學校去看他,文革前我們就很熟了。後來運動開始,加上觀點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們學校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這天下午,他們學校的學生攔截了一輛路過的「8·15派」車輛,並扣押了隨車人員和一位軍代表。

我向來不主張亂抓亂打,經過我的勸告,他們把人放了,但軍代表因為時間晚了,當天沒走成,繼續被扣押。

晚上,我得到情報:重慶大學「8·15派」搶了武裝部,得到了許多軍用裝備,並且準備攻打我們這邊的學校。

因為學校所在地化龍橋是重大到市區的必經地,所以從技術上考慮,重大「8·15派」非拔掉這個釘子不可。

這天晚上,大家都很緊張。

凌晨3點鐘左右,我看見夜空升起了3發紅色信號彈,知道「8·15派」進攻開始了。大約4點鐘,我聽見槍聲,從聲音判斷,有衝鋒鎗、機槍,還有極少量的土製炸彈,這些火力一直在外圍打到天亮。

我們這一邊都是冷兵器,僅有4支小口徑步槍,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對方不摸底,以為我們沉著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衝進來,打死了10個學生,他們也死了1個。

我和另一個同學躲在宿舍房頂,他同學腦門子上中了一槍,死掉了。

我成了「8·15派」的俘虜。

從7月25日到國慶節前,我當了2個多月的俘虜。

我被押到沙坪壩公園挖過十幾次墓,主要是處理掩埋那些對方不願處理的屍體,都是高度腐爛、臭氣熏天的屍體。我們要跪在這些屍體前,首先低頭向屍體請罪,然後清洗創口,注射福爾馬林,給屍體打扇子驅趕蚊蟲、蒼蠅。

管理我們這些俘虜埋屍的人叫鄭志勝,他是重大學生。

因為出身成分不好,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他要求來墓地負責,當時「8·15派」派想在那裡建自己派別的烈士陵園。

鄭為了爭表現,一方面非常真誠地同情己方的死難者,一方面絞盡腦汁殘酷折磨俘虜,所以我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屍長」。

有4次,我記得,鄭志勝等我們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後,突然叫我們全部跪在坑邊,他指揮別人從背後向我們開槍,我以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這一招叫「假槍斃」,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親眼目睹過他斃掉過一個女俘。

鄭志勝後來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結束後被抓回來,因為有血債,開始就關押在我同學的單位。大家都知道我過去在鄭志勝手下當俘虜的經歷,沒少慫勇我趁機整他一把,但是我沒有整過他一次。

我始終認為,我和他之間沒有個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這段非人的經歷對我的影響太大,我目睹了一個人在極端狀態下人性惡的、醜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別人的世界。看不見希望。這肯定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我對什麼都看得無所謂,一生就這樣子,無所謂了。

1968年9月23日,重慶市革委、警備區發布禁止令。

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專業武鬥隊。

1968年10月15日,兩派宣布撤銷總部,解散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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