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政府大樓裡打掃衛生

打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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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歲的岑阿姨,今年的工作是給深圳一政府大樓打掃辦公室、走廊和廁所衛生。她每天早上七點上班,晚六點下班,中午有兩個小時休息時間,一個月的工資是 2800 元,每週末有一天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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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她有生之年第一次獲得有週末的工作,對於坐在家裡還能有錢拿,她感到很開心。

岑阿姨負責該大樓其中兩層的衛生。更高樓層大概是有更高職位的領導在辦公,工資會高一些,一個月 3200 元,當然管理上也會更嚴苛,要乾的活也更多。阿姨腿腳不好,寧願少賺一點,自由一點。她很厭煩被時刻看管的感覺

她的這份工作是通過路邊傳單找到的,發傳單的是一個大叔,他姓姚,有一個很詩意的名字。他來深圳已經 20 多年了,用在深圳打工賺的錢幫兒子買了房子,現在則是給自己賺養老錢。

今年上半年,他便是這家公務員單位負責清潔的外包主管,管著十幾個跟岑阿姨差不多年紀的從外地來深圳的老年人。

清潔工們都叫他 「老姚」,他自己也是一個快六十的人,身上穿的西裝一粒扣子已經要掉了,皮鞋看著鞋幫和鞋底即將分離。老姚一個人在深圳,老婆在湖北老家帶孫子,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在老家需要照顧。他的機伶促狹,還有對同樓一個離婚女清潔工無法被旁人驗證的好感,常被其他清潔工拿來調侃或取笑。

在深圳,對這些老年人而言,工作的第一要義,先問是否管吃住,如若不管吃住,吸引力就大打折扣。因為不提供宿舍,很多兒女不在深圳的老年人靠這個工資租不起房子,所以很少有人願意來這裡干。一部分清潔工承包了打掃食堂的活,勉強管一日三餐。

雖然老姚是主管,但他從不偷懶。人手不夠,很多活他都親自上手干,多賺一點兒。也由於作為主管的老姚一天到晚都忙於多幹活多掙錢,沒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所以,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務,各自回到清潔崗位後,基本就不會再有人去打擾岑阿姨,再安排她干一些其他的活。

保潔阿姨們的工作內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廁所、走廊和辦公室的清潔,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兩次垃圾,看到髒東西要及時打掃。沒有垃圾的時候,時間就屬於自己,哪怕發呆也好。岑阿姨很喜歡這種 「小自由」,覺得在這裡被人當做人來看,而不是下層的農民工

岑阿姨之前曾在不遠處的商場裡打掃衛生,那半年真是苦不堪言,她熬到春節前辭了職。現在這份工,她正月初七就去上班了,上了一天,就回家跟女兒說,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 「自由」,感受要好,或許也因為是公務員辦公樓的原因,人都比較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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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的辦公室是一間間的小房間排列在走廊兩邊,有的裡面六個人,有的四個,有的兩個,有的只有一個,似乎是按科室職位劃分的。兩層樓加起來近五十個房間,要打掃的時候,岑阿姨必須先敲門,再進去。經常有人跟阿姨說謝謝,還有人跟她說,先不用掃了,阿姨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受到了被尊重。

在這裡呆得久了,阿姨也窺見了深圳公務員群體各式各樣的面孔。

岑阿姨以前以為公務員都很清閒。當官的嘛!在她的生命經驗裡,只有很聰明很會經營的人才能做公務員。但這裡的年輕人都好忙,忙著寫稿子,匯報,步履匆匆,尤其是一旦深圳哪裡通報了疫情,他們都如臨大敵。

有時候,阿姨去打掃,對方頭都顧不上抬,像被電腦吸了進去。她想到自己的兒女在工作時可能也是這樣,有一個女孩子在廁所跟阿姨傾訴,她的頭髮經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歲。她很靈巧,很活潑,經常給岑阿姨一些自己帶來的零食,阿姨推託,但還是被硬塞了過來。一些被遺棄的日用品,大家也經常都丟給了阿姨,有的當做垃圾處理掉,有的當廢品賣,花瓶之類的,岑阿姨就拿回租住的房子。

岑阿姨在工位底下清掃最多的垃圾就是頭髮,她也發現,年輕人越忙,工位下清掃出的頭髮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掃一小撮。

但也有表面上清閒的人,有一位五十多歲快退休的大叔,看起來是個領導了,他一個人一間辦公室,有時候阿姨打掃到他那裡,兩人還嘮嘮嗑。他告訴阿姨,自己快退休了,也沒有太高的學問,年輕的時候運氣好,就進到了現在的單位,一輩子就有保障了。他看起來不忙,經常有人找他簽字。這可真是應驗了一句話,人的命運也是跟時代進程緊密相關的。

因為阿姨的工作需要她呆在固定的崗位,不能隨便去別的樓層,她常能呆的地方就是廁所旁邊的工作間。因此常能碰到一些人,他們來廁所並不是真的要上廁所,而是要借用這個空間,處理別的事情。這時候,廁所就成了職場的 「避難場」。

阿姨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領導,她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給孩子的班主任,說到動情的地方,幾乎是哭訴。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聽話了,沉浸在遊戲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認真上課,念一個好大學。也有一個男生,總是肚子不舒服往廁所跑,一呆就是半小時。岑阿姨擔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來,給著急的

阿姨還偶爾跟一個比自己兒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幾句。他從外地考上深圳的公務員,總是很忙,偶爾週六還來加班。阿姨問他,結婚沒?有孩子沒?了解之後,發現這孩子跟自己兒女的境況差不多,都工作壓力大,在深圳落腳很不容易。

她後來就很少再催自己的女兒生孩子、催自己的兒子結婚之類。阿姨看到了更多年輕人的狀態,也就更加開始慢慢理解自己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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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不代表岑阿姨擁有的是一份世俗意義上的好工作,細枝末節的苦惱隨時都在。她在這裡深深感受到,人與人是有差異的。

相鄰兩層樓,層與層之間的衛生狀況卻截然不同。上一層樓的人愛乾淨,下一層則不然。每天下午三點,阿姨要提著一個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層樓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層的一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會用紙巾包起來丟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將垃圾隨地扔。

岑阿姨對幾間六個女孩坐在一起辦公的辦公室印象深刻,不論哪次去,垃圾桶裡面都是飯盒、茶葉、紙巾,堆得滿倉滿棟。阿姨曾經很委婉地說,也許這裡需要一個更大的垃圾桶。

還有一次,阿姨去一間辦公室收垃圾,敲門許久不開,就多敲了幾次,過了一會兒,門打開一條縫,裡面的人探出頭來,輕聲說,阿姨你晚點再來哦!原來他們在裡面蒸煲仔飯,鍋碗瓢盆擺一地。不用說,又有一大堆垃圾等著阿姨打掃。

另一次,阿姨去打掃衛生,她打掃到一個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邊有一些紙盒,她問女孩還要不要,女孩說,可以扔了。

阿姨把紙盒拿出來放在電梯口,先到下面那層打掃,準備返回再一起收。不一會兒,阿姨接到管理處電話,問阿姨打掃衛生時有沒有拿女孩的快遞,阿姨有點懵,她確實沒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釋,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紙盒,並且是跟她確認過了,女孩也沒再堅持。

過了一會兒,阿姨想想還是感覺自己被冤枉了,她對這種懷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辦公室,倚在門框上,輕聲問她,美女(這個稱呼是來深圳後學會的),快遞找到了沒?女孩說,是自己大意了,摻雜到桌上一堆東西裡去了。

阿姨又跟女孩解釋了一遍,自己不會亂拿別人的東西。此後,阿姨每次去女孩所在的辦公室打掃,都能感覺到女孩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弄得阿姨反而有點過意不去。

阿姨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務的對象打電話打到管理處,就像外賣員怕差評一樣。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對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幾步路之外的工作間,有需要,她馬上就可以去收拾乾淨,而不是大費周折打電話到自己的領導那裡。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會發生。一天,阿姨突然又接到了主管的電話,說有一位男士打電話來說自己座位底下弄髒了,需要打掃。阿姨接到電話後去查看,原來是下雨天,他腳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實是很小一塊,他用紙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卻打電話給了管理處。

阿姨不能理解,這種舉手之勞為什麼需要驚動自己的上級。她有些生氣,但還是忍住了,拿著拖把,將地板拖了。

拖完後,她對這位男生說,帥哥(也是她來深圳後才學會的叫法),後面再有地板髒的時候,你直接來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樓道,就在工作間,幾步就到了。但她還是笑著說。

幾個月後,老姚被調走了,去了一家商場,阿姨沒有跟著去,她留了下來,依舊很認真地堅守自己的崗位。她說,有好幾次,領導去檢查,表揚她的衛生做得好,她很開心,即使做得好也沒有加工資,但她還是感到得到了認可。這種認可,對阿姨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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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特別是深圳和廣州,被外界印象為遍地隱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其中一個段子說,在深廣,如果你遇到一個清潔工腰間繫著數量可觀的鑰匙,那他可能是家財萬貫的 「包租公」「包租婆」。他們刻意低調收起財力,踏實本分地勞作的故事,組成了外地人對廣東的富庶想像之一。

實際上,岑阿姨在深圳沒有遇到因為閒不住來當清潔工、實際上身揣百萬千萬財富的隱形本土富豪。如若有,在清潔工這個群體裡,一定會被當作大新聞討論。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大家 「都是來深圳討生活的人」。

跟岑阿姨差不多年齡的同事們,大部分要打幾份工。

一位雲南來的阿姨,比岑阿姨還大兩歲,一天要上三個班,早上七點去政府大樓,做辦公室清潔;中午休息時間,她去附近一個固定的中產家庭做家政;下午六點下班後,她又趕去附近一個單位給十幾個人做晚飯。加起來,一個月的工資超過一萬塊。她一個人來深圳已經十幾年了,交了社保,六十歲後可以拿退休金。前幾年她當了奶奶,同鄉的老人,一般會選擇回老家帶孫子,但她不願意,而是每個月出兩千塊給兒子,讓兒子找保姆照顧孫子。

她的大部分工資用來接濟兒女,一部分存著。現在,和老鄉們合租在附近小區,一個月租金一千左右。雲南阿姨有著和岑阿姨差不多的口頭禪:老了,掙點錢自己花,幫不了兒女,也不能拖累兒女。

也有超過六十歲身體還健康的大叔在這裡打掃衛生,來自河南的老鄭就是其中一個。年輕時,老鄭做過很多苦力活,早年去三門峽做伐木工人,去西北植樹,去靈寶挖金礦…… 快五十歲的時候,家中兩個孩子念大學,他冒著風險,在陝西韓城的煤礦上呆了三四年,在地底挖煤。每天從井下出來,老鄭臉上只有兩個黑眼珠在轉,像個外星人。

倆孩子畢業後,老鄭夫妻倆終於鬆了口氣,老鄭沒再干下煤窯的苦力活,和妻子去了老家縣城附近的農場謀生。妻子負責給工人做飯,老鄭負責播種、打農藥、除草、收穫。對一個從小就開始幹農活,做了大半輩子的農民來說,這份工作輕車熟路,只是一開始要適應一些現代化機器。

相比在煤礦,農場工作工資極低。老鄭和妻子一年無休,只能賺三四萬塊,老家人情禮往開銷大,再加上生活支出,在農場工作時,他們攢不下錢。去年 10 月,老鄭的兒子到深圳工作,老鄭不久後就跟著來了深圳。今年正月,他找到這份打掃政府大樓的活,一個月工資 2800 元。他做得很輕鬆,覺得在深圳迎來了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這裡的清潔工有一些可以被描述的共同點。他們看起來瘦弱,面色黝黑,來自廣西和雲南的居多。他們通常都沉默不語,或者發呆。也許是不會普通話又不會粵語的原因,對來自陌生人的搭腔,他們通常是迴避姿態,或者乾脆不理。

相對於其他人,岑阿姨熱情,也相對幸運。她一個月賺 2800 元,住在女兒家,幾乎沒有額外支出。這筆錢,她就能存起來作為養老錢。

有一個中年領導,岑阿姨稱他為區長。區長人很好,阿姨正月去上班的第一天,區長還給他了一個紅包,這也是阿姨第一次領到廣東的 「利是」。後來阿姨常去打掃,就熟悉了。

每次過節前,區長都會把從家帶的特產之類塞給阿姨一些,有時候會塞他一個小額紅包,阿姨不要,但擋不住熱情。區長可能把岑阿姨當成養老沒保障來深圳拚命的苦命人了。雖然事實確實如此,但阿姨能打一份工,掙點自己的零花錢,她很有成就感。

給大樓掃外圍廣場的人是所有清潔工裡最年輕的,他看起來只有三十多歲,雖然嘴裡一直嘀嘀咕咕,但表達不清晰,只顧一直幹活,有一片樹葉也會立馬掃起來,像是有強迫症。後來岑阿姨才知道,他是被老鄉帶過來的,可能患有自閉症之類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深圳這座城市,因為它容納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韌性很高。這些來這裡工作的清潔工,他們無法在老家獲得經濟來源,但他們卻被深圳接納了。

(本文發表於 「真實故事計劃」 公號,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一些人名採用了化名。一些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做了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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