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安,打工人!」裡,我見到了一場跨越四十年的心靈共鳴

在「早安,打工人!」裡,我見到了一場跨越四十年的心靈共鳴

文: 也是打工人

忽然之間,滿屏皆是「 打工人」:

早安,打工人!打工累嗎?累。但是我不能哭,因為騎電瓶車的時候擦眼淚不安全。 / 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早安,打工人! / 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 / 只要我夠努力,老闆一定會過上他想要的生活!早安!打工人! / 打工賺不了幾個錢,但是多打幾份工,可以讓你沒時間花錢。早安,打工人! / 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 / 打工可能會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 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但卻不敢遲到,因為遲到扣錢。早安,打工人! / 你的朋友圈好久沒提及星球、銀河、宇宙、夢想、文學了,怎麼,是不是跟我一樣去打工了?早安,打工人! / 皮革廠會倒,小姨子會跑,只有你會打工打到老。早安,打工人! ……

在「早安,打工人!」裡,我見到了一場跨越四十年的心靈共鳴

有人說這是一次「 年輕人的苦中作樂」,也有人說這是「 當代年輕人的糾結與自嘲」,還有人說「 自嘲背後也有堅韌與奮鬥」。在同為打工人的筆者看來,這場爭相創作「 打工人語錄」的文字狂歡,更像是一場「 打工文藝」的短暫復興。

「 打工」一詞最早見於香港、台灣與新加坡等地。 1980年的《北京日報》,刊發過一篇關於香港「 打工者」生存境遇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曾陪身為印尼華僑的丈夫前往香港治病,住了七個月。文章如此使用「 打工」這個詞:

「 在香港,一個’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資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幣)……十平方米的一個房間,月租金高達五、六百元。僅此一項,就要佔去一個’打工’月工資的半數。……我去過一個’打工’家,……還有一個’打工’告訴我……’打工’是生不起病的……許多’打工’都是從小做到死……」①

其實,關於「 打工」這個詞,當時的港台與新加坡,更常見的用法是「 我剛剛領到打工的薪水」②,「 從小就出來打工」③,沒人說「 我是一個打工」這種話。用法差異的背後,若隱若現著一些文化上的膈膜。但很快,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 打工」一詞自香港北上,迅速成了全國人人皆知的新詞彙。與之相匹配的,是「 打工仔」、「 打工妹」、「 打工族」與「 打工者」,《北京日報》裡「 打工」的那種用法,成了曇花一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打工者」,基本專指奔向城市謀生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他們隨著春種秋收的節奏,在農村與城市間潮水般來回湧動,從事造橋、扛包、蓋房、修鞋、收廢品、守檔口之類不需要太多文化知識的體力勞動。受限於文化水平,他們大多缺乏自我表達能力。 《南方周末》1987年有一篇報導,如此描述廣州城裡的打工者:

「 我居住的東湖新村,屬廣州一個文明住宅區之一,但有一個怪現象曾令我驚詫不巳:每晚,總有一大群一大群青年人擁在別人家窗口,’借’看裡面的電視。廣州氣候較熱,擁在人家窗口,無疑卡斷了住家透進涼風的通道,而且窗外滿是陌生的眼睛,也實在有些不方便。於是有些人下逐’眼’令了,要拉上窗簾,可窗外’借’看的人便唏噓、哄鬧錶示抗議,彷彿那電視機是他們的。起初我好納悶!廣州電視機之多也算國內之最了,怎麼竟有這許多人要’借’看別家電視呢?一打聽,才知那些是從農村進城的’打工仔’,晚上看電視沒地方,只能藉別家之機,憑窗引頸瞭望。」④

除了蹭電視,八十年代的打工者們,也偶爾會去租書攤上花幾毛錢,看上幾本金庸、古龍或者金庸新、古尤的武俠小說。 1989年上海的租書攤上,港台新派武俠小說占到了七至八成的高比例,剩下的兩三成,則由岑凱倫、亦舒的言情小說與其他暢銷書瓜分,「 青年職工是租書攤的主顧」⑤,其次是中學生,再然後才是某些識一些字的打工者。

署名「 古尤」的武俠小說,最早大約出現在1988年前後

但無力表達,並不意味著沒有表達的慾望。 《佛山文藝》《江門文藝》等地方文藝期刊在九十年代爆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開設的一些欄目,契合了打工者們的表達欲,或謂「 替他們在表達」。

《佛山文藝》原本以刊登武俠小說、言情小說來吸引讀者,維持得相當艱難。 1989年刊物改革,將讀者重新定位為「 打工仔」,專講打工者群體的生活、工作與情感問題,且刊登打工者撰寫的作品,遂絕處逢生,發行量猛增至四五十萬冊;該刊趁熱打鐵於1993年創辦的《外來工》,也有每月超過10萬冊的發行量;1994年,《佛山文藝》改為半月刊,月發行量一度常年維持在百萬量級。 《江門文藝》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⑥

《佛山文藝》1995年8月刊下

1995年的廣東有超過1000萬外來打工者,僅珠三角地區就多達650萬。其中深圳150多萬,東莞120多萬,廣州、佛山也過了100萬。與八十年代的打工人不同,九十年代的打工人規模更大,文化水平也要更高一些,表達的能力與慾望,自然也要更強烈一點。

下圖這本1994年出版的詩集《漂流花季》,作者汪雪英,16歲初中畢業後便自家鄉江西來到東莞打工。汪雪英最早發表文字的地方,正是《佛山文藝》《外來工》這些九十年代盛極一時的「 打工文藝期刊」。為了出版這本詩集,汪雪英花了7000塊錢的開印費。然後「 在街邊一遍抱著小孩哺乳,一邊賣自己的詩集,想收回出書的成本」⑦。

不過,有表達的慾望是一回事,能否準確表達自己的心流,又是另一回事。九十年代的打工人,似乎普遍做不到這一點,他們發表在「 打工文藝期刊」裡的那些文章,多數仍是「 陽光總在風雨後」式的程序化勵志作品;他們鮮少有能力寫出自己具體的生存境況和具體的喜怒悲歡。但這些東西,卻可以在生於八十年代,二000年之後成為「 東莞打工人」的鄭小瓊的文字裡見到。

那篇著名的《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是這樣描述「 打工」和「 打工人」的:

「 打工不可能成為軀體的全部。這個詞永遠充滿剝削的味道,就像許崗,她寫下一個白領麗人的自敘,也不可能改變自己是浮萍一樣的身份。打工是一張標籤,它讓你在市場中出售,在別人的槽中餵養。打工,你必須終年流浪,打工,你必須像張守剛一樣深刻地了解一些與它有關的詞語和事件,比如工卡、打卡、工號、炒魷魚、停工待料……你還必須用三百斤稻子換來出鄉的車費,四百斤麥子辦理暫住證、健康證、計生證、未婚證、流動人口證、工作證、邊防證……讓它們壓得你衰老而憔悴。……再一次寫到打工這個詞,淚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乾淨的詩意大地,也不可能讓我們沉靜地恬靜地寂靜地寫著詩歌。在這個詞中生活,你必須承受失業、求救、奔波、驅逐、失眠,還有’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恥辱的疼痛。」⑧

《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最早發表在2003年的《散文詩》第14期裡。詩裡提到的許崗與張守剛,與鄭小瓊一樣,都是擅長用文字來表達真實心流的「 打工人」。

再後來,「 打工仔」與「 打工妹」變成了「 農民工」,與打工相關的心流表達也日趨少見,直到「 早安,打工人!」之梗在2020年10月爆紅中文社交媒體。

「 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 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在這場以自嘲為核心的接梗狂歡中,幾代「 打工人」的喜怒哀樂、徬徨迷失與努力前行,正悄然發生著共鳴。這一代「 打工人」,以一種戲謔的方式,表達著自我,也表達著前幾代「 打工人」想要表達卻又無力表達的東西。詞語的回歸里,有著心流的變與不變。

這世界的美與好,都出自打工人之手。所以,早安,打工人!

 

註釋

①呂芳:《我在香港的七個月》,北京日報1980年5月8日。

②林佩芬:《台北風情》,(台北)希代文叢1980年版,第156頁。

③殷東:《和青年朋友談談精神生活》,(新加坡)上海書局1976年版,第352頁。

④樂迪:《不要忘了「 打工仔」》,南方周末1987年10月16日。

⑤《上海街頭的租書攤》,中國青年報1989年5月21日。

⑥《大潮中的騷動——打工潮與打工文學及打工作家》,《潮聲》1995年第5期。

⑦《一位初中畢業生和她的打工詩集》,《涉世之初》1995年第3期。方舟:《承擔之鏡:東莞青年詩人散論》,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頁。

⑧鄭小瓊:《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收錄於《東莞當代文學藝術精品選:文學卷(下)》,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440頁。

來源         短史記-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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