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也是打工人
忽然之間，滿屏皆是「 打工人」：
早安，打工人！打工累嗎？累。但是我不能哭，因為騎電瓶車的時候擦眼淚不安全。 / 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早安，打工人！ / 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 / 只要我夠努力，老闆一定會過上他想要的生活！早安！打工人! / 打工賺不了幾個錢，但是多打幾份工，可以讓你沒時間花錢。早安，打工人! / 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 / 打工可能會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 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但卻不敢遲到，因為遲到扣錢。早安，打工人！ / 你的朋友圈好久沒提及星球、銀河、宇宙、夢想、文學了，怎麼，是不是跟我一樣去打工了？早安，打工人！ / 皮革廠會倒，小姨子會跑，只有你會打工打到老。早安，打工人！ ……
有人說這是一次「 年輕人的苦中作樂」，也有人說這是「 當代年輕人的糾結與自嘲」，還有人說「 自嘲背後也有堅韌與奮鬥」。在同為打工人的筆者看來，這場爭相創作「 打工人語錄」的文字狂歡，更像是一場「 打工文藝」的短暫復興。
「 打工」一詞最早見於香港、臺灣與新加坡等地。 1980年的《北京日報》，刊發過一篇關於香港「 打工者」生存境遇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曾陪身為印尼華僑的丈夫前往香港治病，住了七個月。文章如此使用「 打工」這個詞：
「 在香港，一個’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資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幣）……十平方米的一個房間，月租金高達五、六百元。僅此一項，就要佔去一個’打工’月工資的半數。……我去過一個’打工’家，……還有一個’打工’告訴我……’打工’是生不起病的……許多’打工’都是從小做到死……」①
其實，關於「 打工」這個詞，當時的港臺與新加坡，更常見的用法是「 我剛剛領到打工的薪水」②，「 從小就出來打工」③，沒人說「 我是一個打工」這種話。用法差異的背後，若隱若現著一些文化上的膈膜。但很快，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 打工」一詞自香港北上，迅速成了全國人人皆知的新詞彙。與之相匹配的，是「 打工仔」、「 打工妹」、「 打工族」與「 打工者」，《北京日報》裡「 打工」的那種用法，成了曇花一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打工者」，基本專指奔向城市謀生的農邨剩餘勞動力。他們隨著春種秋收的節奏，在農邨與城市間潮水般來回湧動，從事造橋、扛包、蓋房、修鞋、收廢品、守檔口之類不需要太多文化知識的體力勞動。受限於文化水平，他們大多缺乏自我表達能力。 《南方周末》1987年有一篇報導，如此描述廣州城裡的打工者：
「 我居住的東湖新邨，屬廣州一個文明住宅區之一，但有一個怪現象曾令我驚詫不巳：每晚，總有一大群一大群青年人擁在別人家窗口，’借’看裡面的電視。廣州氣候較熱，擁在人家窗口，無疑卡斷了住家透進涼風的通道，而且窗外滿是陌生的眼睛，也實在有些不方便。於是有些人下逐’眼’令了，要拉上窗簾，可窗外’借’看的人便唏噓、哄鬧錶示抗議，彷彿那電視機是他們的。起初我好納悶！廣州電視機之多也算國內之最了，怎麼竟有這許多人要’借’看別家電視呢？一打聽，才知那些是從農邨進城的’打工仔’，晚上看電視沒地方，只能藉別家之機，憑窗引頸瞭望。」④
除了蹭電視，八十年代的打工者們，也偶爾會去租書攤上花幾毛錢，看上幾本金庸、古龍或者金庸新、古尤的武俠小說。 1989年上海的租書攤上，港臺新派武俠小說占到了七至八成的高比例，剩下的兩三成，則由岑凱倫、亦舒的言情小說與其他暢銷書瓜分，「 青年職工是租書攤的主顧」⑤，其次是中學生，再然後才是某些識一些字的打工者。
署名「 古尤」的武俠小說，最早大約出現在1988年前後
但無力表達，並不意味著沒有表達的慾望。 《佛山文藝》《江門文藝》等地方文藝期刊在九十年代爆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開設的一些欄目，契合了打工者們的表達欲，或謂「 替他們在表達」。
《佛山文藝》原本以刊登武俠小說、言情小說來吸引讀者，維持得相當艱難。 1989年刊物改革，將讀者重新定位為「 打工仔」，專講打工者群體的生活、工作與情感問題，且刊登打工者撰寫的作品，遂絕處逢生，發行量猛增至四五十萬冊；該刊趁熱打鐵於1993年創辦的《外來工》，也有每月超過10萬冊的發行量；1994年，《佛山文藝》改為半月刊，月發行量一度常年維持在百萬量級。 《江門文藝》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⑥
《佛山文藝》1995年8月刊下
1995年的廣東有超過1000萬外來打工者，僅珠三角地區就多達650萬。其中深圳150多萬，東莞120多萬，廣州、佛山也過了100萬。與八十年代的打工人不同，九十年代的打工人規糢更大，文化水平也要更高一些，表達的能力與慾望，自然也要更強烈一點。
下圖這本1994年出版的詩集《漂流花季》，作者汪雪英，16歲初中畢業後便自家鄉江西來到東莞打工。汪雪英最早發表文字的地方，正是《佛山文藝》《外來工》這些九十年代盛極一時的「 打工文藝期刊」。為了出版這本詩集，汪雪英花了7000塊錢的開印費。然後「 在街邊一遍抱著小孩哺乳，一邊賣自己的詩集，想收回出書的成本」⑦。
不過，有表達的慾望是一回事，能否準確表達自己的心流，又是另一回事。九十年代的打工人，似乎普遍做不到這一點，他們發表在「 打工文藝期刊」裡的那些文章，多數仍是「 陽光總在風雨後」式的程序化勵志作品；他們鮮少有能力寫出自己具體的生存境況和具體的喜怒悲歡。但這些東西，卻可以在生於八十年代，二000年之後成為「 東莞打工人」的鄭小瓊的文字裡見到。
那篇著名的《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是這樣描述「 打工」和「 打工人」的：
「 打工不可能成為軀體的全部。這個詞永遠充滿剝削的味道，就像許崗，她寫下一個白領麗人的自敘，也不可能改變自己是浮萍一樣的身份。打工是一張標籤，它讓你在市場中出售，在別人的槽中餵養。打工，你必須終年流浪，打工，你必須像張守剛一樣深刻地了解一些與它有關的詞語和事件，比如工卡、打卡、工號、炒魷魚、停工待料……你還必須用三百斤稻子換來出鄉的車費，四百斤麥子辦理暫住證、健康證、計生證、未婚證、流動人口證、工作證、邊防證……讓它們壓得你衰老而憔悴。……再一次寫到打工這個詞，淚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乾淨的詩意大地，也不可能讓我們沉靜地恬靜地寂靜地寫著詩歌。在這個詞中生活，你必須承受失業、求救、奔波、驅逐、失眠，還有’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恥辱的疼痛。」⑧
《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最早發表在2003年的《散文詩》第14期裡。詩裡提到的許崗與張守剛，與鄭小瓊一樣，都是擅長用文字來表達真實心流的「 打工人」。
再後來，「 打工仔」與「 打工妹」變成了「 農民工」，與打工相關的心流表達也日趨少見，直到「 早安，打工人！」之梗在2020年10月爆紅中文社交媒體。
「 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 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在這場以自嘲為核心的接梗狂歡中，幾代「 打工人」的喜怒哀樂、徬徨迷失與努力前行，正悄然發生著共鳴。這一代「 打工人」，以一種戲謔的方式，表達著自我，也表達著前幾代「 打工人」想要表達卻又無力表達的東西。詞語的回歸裡，有著心流的變與不變。
這世界的美與好，都出自打工人之手。所以，早安，打工人！
註釋
①呂芳：《我在香港的七個月》，北京日報1980年5月8日。
②林佩芬：《臺北風情》，（臺北）希代文叢1980年版，第156頁。
③殷東：《和青年朋友談談精神生活》，（新加坡）上海書局1976年版，第352頁。
④樂迪：《不要忘了「 打工仔」》，南方周末1987年10月16日。
⑤《上海街頭的租書攤》，中國青年報1989年5月21日。
⑥《大潮中的騷動——打工潮與打工文學及打工作家》，《潮聲》1995年第5期。
⑦《一位初中畢業生和她的打工詩集》，《涉世之初》1995年第3期。方舟：《承擔之鏡：東莞青年詩人散論》，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頁。
⑧鄭小瓊：《打工，一個滄桑的詞》。收錄於《東莞當代文學藝術精品選：文學卷（下）》，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440頁。
來源 短史記-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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