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號的中國倖存者,他們後來經歷了什麼?

泰坦尼克號的中國倖存者
採訪 文 | 李芳

 

「不是吧,又要拍海難?還是泰坦尼克,有什麼新鮮的呢?」七年前,當施萬克(Steven Schwankert)向羅飛(Arthur Jones)推薦這個選題時,羅飛有點不感興趣。

兩人的合作始於2013年的海難題材紀錄片《海神號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羅飛是導演,施萬克是調查員。後者本是一名海洋歷史學者,始終熱愛與海洋相關的探險故事。

兩人都是定居中國多年的外國人。施萬克在蒐集泰坦尼克號的資料時,發現了中國人倖存者的信息,於是推薦給羅飛。「船上共有八名華人乘客,六人倖存。和其他國家和民族相比,華人乘客的倖存率要高很多。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也許我們應該研究研究。而且,中國人大多不知道,泰坦尼克號上竟然有中國乘客。把這兩點結合起來,觀眾應該會感興趣。」

起初羅飛沒有被說服。儘管《海神號事件》的合作兩人非常愉快,但他對泰坦尼克和海難沒什麼興趣。

施萬克不斷勸說,偶爾推薦一本書,或者發去一篇文章。他慢慢發現了更多與倖存者有關的故事: 「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故事,更加了解泰坦尼克號的全部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能看到,海難倖存之後,他們的人生還遇到了什麼問題。」施萬克說,「這是一個有關中國移民或者華人勞工的故事,而泰坦尼克號並不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苦難。」他發現,「這些倖存者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在外國,在英國、加拿大、美國或者別的國家,也有相當長的時間呆在海洋上。」

羅飛也逐漸發現,是人的經歷和苦難,而不是海難,才是他最感興趣的。他一直就喜歡跟拍人物,這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做紀錄片的方式。他的作品《陽關三疊》講述了三位退休音樂家決定籌辦一場音樂會的故事,展現他們在走入暮年之後從榮光到失落、然後再度閃耀的過程。拍攝歷時五年,影片完成時,三位音樂家已經有人過世。

一旦確定了泰坦尼克號的中國倖存者這個項目,兩人和他們的團隊有了福爾摩斯破案般的驚喜和快感。施萬克說,「拍紀錄片的時候,你知道a點,即從哪兒開始很明確,而b點,就是你要去哪兒也很清楚,但是中間的過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

兩位搭檔,再加上20位調查員,歷經五年搜尋,踏足全球20多個國家和城市,與上百位聯繫人進行訪談,最終以一種懸疑的敘事手法將整個過程記錄下來。散落在世界各地有關泰坦尼克號上華人倖存者的塵封檔案,在他們的精巧編輯下,變成了紀錄片《六人》。

最後呈現的《六人》,不只是關於那次海難,更是關於華人移民。它更像是一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在亂世中出走、在未知的大陸上求生存的史詩,也是當時的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逐漸融入現代世界的縮影。

4月16日,《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在全國院線上映。109年前的4月15日,泰坦尼克號沉沒。《六人》不只講述了六名中國乘客被救的過程,還追蹤著他們人生的軌跡,從漂泊、離散、困頓到最終落地生根。

中國觀眾對於那場災難的認知,大多源自詹姆斯·卡梅隆的電影《泰坦尼克號》,而影片結尾傑克和露絲趴在一塊漂浮的門板上等待救援的場景,其靈感就來自於一名中國倖存者的真實經歷。作為本片監製的卡梅隆,在得知《六人》即將在中國上映後,特意發來一段視頻,親口講述了這一段往事。

歷史性調查之所以困難,往往是因為資料和線索因當事人的去世而消失,而讓施萬克和羅飛始料不及的是,當事人竟然刻意隱瞞自己的過往,甚至不願意向至親透露信息。這些苦衷,必須放到更廣大的歷史背景來解讀:在那個年代,華人海外移民面臨著各種偏見、種族主義和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

下面是羅飛和施萬克向界面文娛記者講述的故事:如何從茫茫人海和海量史料中搜尋泰坦尼克號的倖存者,如何解讀他們的隱祕人生。

《六人》主創團隊合影,中為卡梅隆,其左為導演羅飛,其右為首席調查員施萬克。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尋找方榮山:胳膊上有水果紋身的水手

「Enjoy life。」這是傑克留給露絲的最後一句話,他全身浸在冰寒的大西洋海水中,把唯一的救命門板讓給了露絲。這是詹姆斯·卡梅隆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感人至深的一幕。而在現實中,趴在漂浮的門板上而最終得救的人,叫方榮山。他是否後悔當年自己遠涉重洋的決定?他是否像露絲一樣作為倖存者enjoy life?

方榮山的故事不僅啟發了卡梅隆的電影結尾,也為羅飛和施萬克的搜尋留下了線索。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他們不約而同提到,「好像是方榮山在指引著我們一樣。」在浩如煙海的檔案和後來人的模糊記憶中,他們尋找著方榮山的真面目,勉強拼湊起一些生命的片段。

施萬克說,調研最開始的時候線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要查詢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檔案記載,找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家族及後代親友,並不容易。方榮山的線索來之不易,但卻是這幾個人中最為完整的一條。

施萬克帶領調查員,從泰坦尼克號登記的乘客名單入手,但由於中文名在方言發音和英文轉換之間的問題,他們在確認這些人的真實身分時花了不少時間。方榮山的名字被登記成Fang Lang,後來他們從泰坦尼克號的論壇上發現了一個珍貴的線索——有一個名叫Tom Fang的人回復他們的郵件,這個人就是方榮山的兒子。

不過,Tom Fang並不了解自己父親早年的經歷。 「方家,就是Tom一家,對我們非常熱情。」施萬克說,「他本人跟他爸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父母離婚多年,不會說中文,也看不懂中文——我們還以為他會說台山話。」

與其說是施萬克他們在搜尋線索,還不如說,這是《六人》團隊與方家在一起追尋。這種互動把方榮山「塑造」成了影片中形象最為立體、性格最為飽滿的一個人物。

起初,Tom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泰坦尼克號的倖存者,連母親從來沒有聽自己的丈夫提起過。在他的印象中,爸爸總是衣著得體,喜歡西裝,不愛說話。他記得父親有幾次很驕傲地向同鄉介紹自己,「他說『這是我兒子,這是我兒子』」,但是得知父親在泰坦尼克號上的事情還是聽堂哥說的。

方榮山像許多移民到美國的華人一樣,為自己在國內的親戚也移民來美國做擔保,提供資金和身分資助。施萬克的團隊也採訪到了方榮山的堂哥。他記得很清楚,當時剛剛移民到美國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方榮山就是穿著得體的一套西裝。第一天晚上為他們接風聚餐的時候,方榮山特意告訴了他自己在泰坦尼克號上的事,「好大船。」

這多少令Tom感覺到有點難過,他並不了解自己的父親。而且,父親也從來沒有打算把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經歷告訴親生兒子。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他的想法和經驗來說,他當然想要一個來自台山的妻子,但夫妻兩人差距很大。」施萬克認為,兩人的隔閡跟年齡有關,「他結婚的時候已經60多歲,而且這個妻子也是別人介紹給他的,也是從中國到美國之後才結的婚,當時她才剛剛20歲出頭。那個時候,方榮山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快50年了。」

為什麼方榮山不跟自己的妻兒談及泰坦尼克號經歷,施萬克覺得,「也許他就是習慣了不說。」

方榮山一直到去世之前,都在不斷給自己遠在大洋彼岸的親戚寄信寄錢。他的根還留在那個台山海邊小島上的村莊裡,在那裡,他沒有祕密。

上個世紀初,大量華人移民的故事始於這個叫做「台山」的廣東濱海小城,如今那裡已經是著名的華僑之鄉。在倖存的六人中,四人來自台山。羅飛告訴我們,他們曾幾次去到台山,再到下川島。那裡有一個小的港口叫做「石咀」,如今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貌不驚人的小海灣。一百多年前,《六人》故事的主角,連同大量同胞就是先從那裡出發,到台山,去香港,許多代理公司在香港幫他們聯繫工作,接著再從香港轉去歐洲或者美國。

在抵達方榮山的家鄉台山之前,羅飛和施萬克不敢百分之百的確定,方榮山和Fang Lang就是同一個人。

「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還有三四個,抹乾眼淚笑呵呵。」當時還健在的一位方榮山的後輩親戚,忽然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背誦起他在信中曾經寫過的一首詩。

聽到這首詩,羅飛和施萬克在現場都驚呆了,他們終於能夠印證,Fang Lang就是方榮山。這首詩也講述了他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同時也透露出他更多的人生細節。

「大家的下巴都掉下來,我把我的小本子拿出來,趕快記下來。」施萬克至今仍覺得,那一刻很奇妙。「拍紀錄片的時候,你知道a點,即從哪兒開始很明確,而b點,就是你要去哪兒也很清楚,但是中間的過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所以,真的就像是方榮山在抓著我們的手讓我們過去。」

羅飛也同樣驚喜,在那次正式拍攝前,他已經認識這家人兩年了,但從來沒有聽他們提起過這首詩。

「我們後來知道,在去美國之前,方榮山其實是上過學的,而且他有很大的野心和夢想。我不想說他最後失敗了,但是他沒有實現這個夢想。」據羅飛的講述,方榮山一直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儘管當時美國有「排華法案」,但商人這個身分還是被允許自由來往於中美兩國之間。

懷著夢想,方榮山和兩個朋友踏上了開往美國的船隻。但他們最初只能作為最低級的司爐工謀生,之所以登上泰坦尼克號,是因為他們被臨時派往南美航線工作,是三等艙的合法乘客。和另外五位中國倖存者一樣,方榮山獲救之後不被允許在美國逗留,而是被轉到安妮塔號上繼續工作。在查閱後來的檔案時,羅飛發現,方榮山登記的物品跟別人不一樣,「他在船上工作時還帶了西裝、領帶,這跟其他船員的物品完全不一樣,所以,他怎麼可能只滿足於做一個水手呢?」羅飛說,「但是他的兩個朋友在泰坦尼克號事故中死了,他沒有辦法,只能繼續留在船上。」

這些故事和經歷,方榮山的兒子Tom以前並不知道。「我們一直覺得,可以通過這個項目幫助現在的人去了解過去,有可能一些地方會讓他們感覺不舒服。」羅飛說,「但剛開始,我們並沒有想到Tom也會受影響。他心裡有一些空的地方、一些黑暗的角落——我和我爸爸的關係那麼不好嗎?怎麼連他做過水手、上過泰坦尼克號的事情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並不知道爸爸為什麼那麼做。」

Tom的確記得,有那麼一兩次,父親在天氣熱時把襯衫的袖子挽上去,露出胳膊上的紋身。「方榮山是那麼喜歡穿正裝的一個人,而且是一個七八十歲的,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他怎麼會有紋身呢?而且,這個紋身的圖案是水果,香蕉、柚子。」羅飛最開始也很疑惑,這跟方榮山的風格不符。「後來我們研究發現,那個時候有紋身的中國人大部分做過水手或者海軍,因為西方的海軍或水手做紋身是一種習慣。那麼,為什麼紋的是水果的圖案呢?因為後來他去的安妮塔號是一艘專門運輸水果的貨輪。」

從泰坦尼克號上倖存之後,顛沛流離的生活一直持續了三十多年,方榮山才以合法的移民身分進入美國,然後娶妻生子,開始新的生活。但此時的他已經垂垂老矣,是否還和當初那個「天高海闊浪波波」的少年一樣,即使再次面對冰山沉船,也能「抹乾眼淚笑呵呵」?我們不得而知,他似乎有意要隱瞞或者忘卻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難。在《六人》紀錄片裡,他曾經開過公司,最後也以失敗告終,只得在餐館做服務生。他的夢想終究是沒有實現。

對此,施萬克有另一個角度的解讀。「方榮山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他成功了,他是倖存者。不管是夢想或者理想的生活,他至少實現了其中一部分——終於變成美國公民,並在那裡結婚生子。」不過施萬克也很遺憾,「可惜,沒有機會問一問方榮山,他覺得自己成功了沒有。」

《六人》中形象最為立體的人物——方榮山,圖片來源:《六人》劇照。

李炳:突然消失的咖啡館老闆

比起方榮山,李炳(Lee Bing)的故事更像是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假如他的身分沒有疑問,那麼,我們就知道,李炳最後輾轉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城市,開了一家名叫White Rose Coffee(白玫瑰咖啡)的咖啡館。《六人》團隊走訪了那個城市,街市還保留有當年的基本情景。對比檔案館的老照片,你會產生一種時空交錯的恍惚,那塊牌匾彷彿仍然掛在那裡。

一些年邁的受訪者講到,自己的父母曾經提到過白玫瑰咖啡館的樣貌。咖啡館的主人叫Lee Bing,是一個非常友好而健談的中國人。他有時會跟來喝咖啡的客人談起自己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這不尋常,似乎他是唯一一個曾經向外人談論這些的中國倖存者。那時街道上經常會有小孩子在玩耍,而Lee Bing經常會從店裡拿牛奶出來跟孩子們喝。

這些是人們對Lee Bing印象最深刻的兩點。但是Lee Bing一家突然消失了,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在加拿大有比較成功的產業,開了咖啡館、飯館甚至洗衣房。《六人》的團隊最終也沒能確定Lee Bing的身分,也沒有找到更多的線索。

1923年,加拿大開始實施「排華法案」,Lee Bing的消失是否與此有關?這是一個疑問,由於相關資料的空缺,《六人》的團隊最終無法證實。

一百多年前曾在西方多個國家或公開或暗地實施的「排華法案」,確實改變了大量中國移民的命運軌跡。從泰坦尼克號上倖存下來的六個中國人,並不能像其他倖存乘客一樣被救治,他們甚至無法登陸紐約(泰坦尼克號的目的地)。在海難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們便被遣送到各自的下一個工作地,開始又一輪的勞作。有人去了加拿大,有人去了英國,有人去了古巴,也有一些人出現在印度的加爾各答。

這其實反應了當時中國移民的共同命運:被拒絕、被流散、被拘禁。1882年,美國首先公布排華法案,華人勞工被完全排除在外,僅有少數幾類人可以進入美國,但同時受到嚴格的限制。

李炳在加拿大時期曾過著小康生活,圖片來源:《六人》劇照。

天使島與紙生仔

1910年,美國在天使島上興建了一座拘留中心,用以扣押那些可以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人。也就是說,所有想要進入美國的中國人,都必須首先在那裡待著直到證明自己的身分為止。

那裡名為「天使」,但絕對與天堂無關,實際上是一所沒有法律的監獄。被關進天使島的人不僅要忍受缺衣少食的惡劣條件,還要經歷無數次嚴苛的審訊,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遣返。假如不幸染病,也只能自生自滅。

《六人》裡有幾個鏡頭令人震撼——天使島的牆壁上刻滿了當時被拘禁在此的華人移民的詩句,描述被拘押、被虐待的感受。那些詩句就像在說:「別忘了我們在這裡都經歷了什麼,別忘了這一切是為什麼!」一整面牆的吶喊,彷彿在那一刻溢出屏幕。詩以言志。

儘管羅飛和施萬克都是外國人,但《六人》在這個部分拍出了屬於中國人的獨有的表達方式。

那些活著走出天使島並且成功登上新大陸的中國人,不得不在他們餘下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經受被歧視和被迫害的遭遇,「紙生仔」(paper son)就是萬不得已的選擇。這是一道改名換姓的程序:要把自己變成被擔保人的兒子,從此所有在美國合法有效的文件都以新名為準,代價是,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身分,徹底變成另外一個人。《六人》借一位研究者的口說道:「他們已經對改換身分習以為常,一個人得有多麼強大的內心才能夠在這樣的世界生存下來?」

方榮山一定經歷了這一切。所以,在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中,他會有Fang Lang、方森等多個不同的名字。其他幾個人也是如此。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的身分如此難以確定,蹤跡如此難以追尋。或者,這也是他們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真實身分和經歷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在那個時代,對於遠渡重洋的中國人來說,身分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活下來。

在完全知曉這段歷史後,想必Tom Fang會最終理解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隔閡。

在片中,Tom說起過一件往事:父母離婚後,他有一次跟父親一起去看一個要租的房子,出來應門的是一個美國白人,但是一開口就說,絕不會把房子租給你們這種黃種人。已過古稀之年的方榮山,聽到後上去就給了他一拳,把人打昏了。

「要知道那個時候方榮山已經七十多了,身高也就只有1米65左右,對方可比他高大多了。」羅飛說,「這就是他的性格,很有禮貌,但骨子裡是一個fighter(鬥士),他不會放棄任何事情。」

在天使島被關押的中國人。圖片來源:《六人》預告片截圖。

看完《六人》,觀眾們只能窺見歷史冰山的一角。對羅飛和施萬克而言,也是如此。儘管已經蒐集到這麼多的信息,他們仍然覺得還有太多謎沒有解開,這些人的故事遠遠沒有被講完。

在尋訪的過程中,他們找到很多當年倖存者的後代或相關人,得到了很多資料。遺憾的是,許多內容無法在片中完全呈現,因為有些人不希望對外講述家人的往事。他們當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今依然可能還具備強大的影響力。

在泰坦尼克號救援的過程中,人們反覆提及Women and Children First。而且當時人們對於中國倖存者有諸多指責,比如「事先藏在救生船艙底」、「扮成女人上救生船」,但這些指責並沒有證據。《六人》以實證的方式還原了當時最有可能的情況。羅飛說,如果現在還以當年的道德標準去判斷,「那是完全不對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不會使用那一套標準來判斷自己了。

羅飛發現,泰坦尼克號的故事不只屬於那個年代,它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泰坦尼克號並不只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發現了一個屬於全世界的故事,所有人都能分享。」

——完——

作者李芳,界面文娛頻道編輯。

題圖,羅飛和施萬克在《六人》拍攝現場,由受訪者提供。

來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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