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中國人都吃什麼?

文:張嶔

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都吃什麼」的話題,身為「80後」的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相信就有難忘的記憶。

1984年,這位未來的「美職籃巨星」,還是個4歲的「小吃貨」。飯量奇大無比:每天要吃兩個雞蛋喝兩瓶牛奶,而且「吃飯離不開魚」。到了稍大一點,飯量更漲得跟「個頭」一樣快,「一頓能吃四塊大排」。雖然以姚明自己的話說「我們家並不窮」,可如此飯量,依然叫當時姚明父母天天發愁。為這「伙食問題」,後來區體校還給姚明每月發了一百元「營養補貼」。多年以後的姚明也感慨說:「我小時候對營養的需求甚至成了家裡的負擔。」

(圖片來自姚明《我的世界我的夢》)

可見,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上海,工薪家庭想「上點營養」,錢包都是不富裕。

當然,有些先富起來的城市,那是經常「上營養」。比如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廣州:1986年廣州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豬肉約26公斤、植物油6.6公斤、牛羊肉4.08公斤。當時的廣州市民,對「吃」更是越發講究,比如1986年中秋節時,廣州市場上以品質優良著稱的「清平雞」,每公斤漲到20元錢,卻依然在節日期間大火,一天賣出1700隻。還有每公斤2元的「優質多維營養米」,是年9月一個月裡賣出1800噸……

這種「營養水平」,在今天看似乎不算啥,放在當時,卻堪稱鶴立雞群:1986年的廣州市,市民每人每月基本收入是109元,而在同一年,全國城鎮居民每月的平均收入才76元。廣州居民每月的豬肉消費,比全國平均水平多8公斤,牛羊肉消費多1公斤,家禽消費多9公斤。1987年來廣州「體驗生活」的著名影星楊在葆,走訪了一些廣州工人家庭後,也發出一聲由衷感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過年。」

放在全國其他城市,「伙食水平」可就差一些了。在《京華時報》2008年的採訪裡,北京市民陳林回憶了1980年時家裡的伙食,當時全家每天的伙食費不到一塊錢,每個星期能吃到一頓豬肉和兩次雞蛋。這在當時的北京,已經算是「高伙食標準」。

1981年,學者章徽考入大學,當時大學食堂裡,素菜多是兩毛錢一份,帶點肉就要三毛錢,一份紅燒大排要四毛錢。看上去價格便宜,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職員,月工資也只有46元。沾點葷腥?那是十分不易。而放在全國其他城市,作家魚在洋小說《陽光下的迷惘》裡那一句「午飯,又是白白的麵條還有大塊的白菜」,更是許多家庭餐桌的真實寫照。

許多現代年輕人熟悉的快餐,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大餐:1987年11月12日,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業。當時的北京市民人均收入約89元,而肯德基的一塊普通原味雞,售價就是2.5元,幾乎相當於北京人大半天的工資。但即使這樣,開業當天店裡五百個座位瞬間座無虛席,許多市民在門外雪花裡,排了兩個小時隊在等到位子。之後的好些年裡,北京新人辦婚禮,首選都常是肯德基。一場熱熱鬧鬧的婚宴後,就連肯德基的包裝盒都要被新人帶回家,成為多少北京家庭的「結婚紀念」。

以《經濟觀察報》的感慨,那時候「不少家庭要攢上一個月的收入來嘗一嘗肯德基」,如此價位,自然意義重大。

而比起「吃肉」來,八十年代中國人的另一個「吃飯問題」,就是「吃菜難」。由於地域與季節的限制,哪怕在北京,冬天可供應的蔬菜依然非常少。還是在2008年《京華時報》對北京市民陳林的採訪裡,那時「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遠是大白菜、土豆、蘿蔔、白薯。」這種「餐桌風景」,當時也遍及冬天的北方城鄉。「冬天儲備大白菜」更是多少「80後」的童年記憶。

比如「童年大王」鄭淵潔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的代表作《309暗室》裡,那一句「每當爸爸媽媽看到自己的孩子守著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無怨言時,他們就確信皮皮魯和魯西西是兩座金山」。說的是皮皮魯魯西西的童話奇遇,卻也是多少孩子們「吃熬白菜」的生活。不過,比起城市裡的餐桌來,放在縣城以及農村,「上營養」就更不容易。作家劉紹棠那篇被編入教科書的散文《榆錢兒》裡,描述了自己家鄉通縣農村,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生活變化。文中那一句「1982年更有酒肉了」,曾叫多少「學生黨」們上著課流口水。但其實在那時,縣鄉地區的家庭想「有點酒肉」,也並不容易。

比如1983年,未來的著名作家阿來,還是四川省馬爾康縣中學的一名教師。暑假時接到了一個「自治州筆會」的邀請,還不懂啥叫筆會的他,一聽說這次筆會可以「每天交八毛錢管三頓有肉的飯」,立刻毫不猶豫交錢參加,因為「那會三頓有肉就很不簡單了」。然後,就這麼在筆會上靈感大發,寫下了處女作《振響你心靈的翅膀》,走上了文學之路……

縣裡尚且如此,農村當然更可以想。

雖然中國各地農村的收入水平不同,但一直到1986年時,中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62元。華北地區的農民收入575元,最高的華東地區也只有610元。比起城鎮收入來,還是要差不少,想要「吃好」,當然也更不容易。

以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民大學學者劉成玉的統計,1981年到1987年,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消費的肉食數量,只有城市人均消費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鮮蛋消費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食用油消費量是百分之六十六,魚蝦消費量更只有百分之四十。城鄉的差異,反映在餐桌上十分明顯。但對於當時的農村來說,這樣的水準,已經是在大踏步前進。1988年,學者李慷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蹲點,親眼見識了改革開放十年來農民生活的變化:以當地南竹村支書的話說「肉比過去吃的多了」。改革開放前,村裡農民每年也就殺30來頭豬。到1988年春秋時,村民們竟一口氣殺了160頭豬,每家能做100斤左右的燻肉,一口氣能再吃大半年。甚至「肉吃多了,水菜也少吃少種了,農民嘴巴也刁了。」

這位書記的描述,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大農村地區「餐飲生活」的縮影:農民們每年節衣縮食,通常都是到過年時才「放開了吃」。同樣是以學者劉成玉的估算,許多地區農民在春節20天的肉食消費量,竟占到全年肉食消費量的近一半。這看似「枯燥」的數字,卻是那個時期,無比熱鬧的農村春節,是多少生在農村的「80後」朋友們,記憶裡揮之不去的「年味」。

不過,雖說「上營養」不容易,上世紀八十年代,也確實是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在大幅度改變的時代。每年的飲食消費裡,肉菜蛋的消費比重都在增長。即使是「吃的不如城裡」的農村,1987年中國城鎮的人均牛羊肉消費,比1981年增加了2公斤,而1989年的中國農村,農民人均消費的肉食,也比1981年增加了5公斤。

同樣是關於「吃」,上世紀80年代末,更有一件關乎千家萬戶餐桌的大事:1988起正式啟動的「菜籃子工程」。不到五年時間,中國就建起了八千多個農副產品市場和八萬多個城鄉集貿市場,昔日「單調」的集市上,雞鴨魚以及各類蔬菜突然多了起來。昔日的「冬季三寶」大白菜、土豆、蘿蔔,冬天「只吃熬白菜」的日子,都在漸漸遠去。中國人,就這樣越吃越好,甚至1987年「廣州天天過年」的生活,也漸漸變成大多數國人的日常……

那些曾經難忘的「八十年代伙食」,那「越吃越好」的歷程,就是改革開放的中國,一個無比生動的註腳——越吃越好的中國人,一定會越來越好。

參考資料:姚明《我的世界我的夢》、新聞晚報《籃球明星姚明:童年為喝牛奶進體校學習籃球》、蔣家風《籃球之家的一顆小明珠》、張恩眾,呂志勇《我國城鎮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初探》、鄧演超《廣州人的生活方式》、經濟觀察報《開放中國:改革的四十年記憶》、陳煜《中國生活記憶:80年代》、魚在洋《陽光下的迷惘》、章徽《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張化橋《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張翠珍《淺談我國農村收入的地區差異》、劉成玉《我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的特點、形成原因及利弊分析》、鳳凰書品《圍觀名人故事:魯豫有約系列》、李慷《社會變遷中的中國農民生活》

來源: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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