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血與淚:美國夢碎30年

文:叉少  

《唐人街探案3》的評分出來了,三天跌破及格線,5.9分。故事從曼谷、紐約又到了東京。隨著評分越來越低,「 唐人街」的意像也慢慢模糊,電影成為了單純的中國偵探在海外破案的鬧劇。

中國最早講述海外華人的電視劇,是27年前的《北京人在紐約》。現實生活中的唐人街,沒有那麼多陰謀、混亂和兇殺案,普通人自己的故事就已全是血淚。

1993年,鄭曉龍和馮小剛貸款150萬美元赴美國取景,《北京人在紐約》的開頭有這麼一幕:姜文扮演的男主角王起明帶著老婆孩子全家移民美國,他站在燈紅酒綠的紐約街頭喊道: 「 看,這就是紐約,這就是曼哈頓!紐約,我王起明來了!」

《北京人在紐約》改編自曹桂林的自傳小說,電視劇轟動一時,催生了無數中國人的「 赴美夢」,也讓「 唐人街」一詞被人們熟知。但實際上故事的結局並不美好,書中王起明和老婆離婚,孩子在國內墮胎,來國外就嗑藥。書外,曹桂林和女兒誰也不理誰,更別說相互理解。

一代人曾視「 赴美」為改變命運的機會,遠渡重洋,追尋財富和夢想。三十年時間匆匆過去,有人覺得自己在美國已是上流人士:「 美國的空氣比中國甜」,但更多人意識到:異國他鄉奪走的不僅僅是青春,還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

紐約首席二胡演奏家

2000年底,紐約一個社團邀請四位民樂演奏家去林肯藝術中心演出,演出完後,四個人有三個不肯回家。其中一個叫趙宗純,是中國廣播藝術團民族樂團的首席二胡演奏家。

他離開中國前就打定主意要黑在美國,為了不引起同事和簽證官的懷疑,大冬天的他故意只帶了一個小旅行箱,裡面薄薄幾件衣裳。

為了謀生,拉了一輩子二胡的趙宗純在唐人街華人開的餐館打工。

「 如果搬冰不是一桶一桶搬的,老闆就說你偷懶。搬完冰後就上菜,經常弄錯,弄錯又被人家罵。做不動,把手做壞了。」


< 趙宗純 >

趙宗純住在一間大約8平米的單人房,房間裡僅能容下一張單人床,看電視的話要坐在床上。床和被子是早年來美國的弟妹支援的。妹妹在華人餐館裡包外賣,弟弟長年累月在餐館做,把腰站壞了。

在餐館幹不下去後,趙宗純去地鐵站拉二胡,紐約警察每天都來趕他,罰款,一次25美元,這些錢有時候要拉一整天才能拉到。

80年代中期開始,就像《北京人在紐約》中描寫的那樣,很多中國藝術家來美國,都是為了拿到特殊人才綠卡。但趙宗純等了幾年也沒有,沒有身份他不敢回國,回了就再也不能來美國了。

“在國內整天電話很忙,我還要到中央音樂學院教課,每個週末都排滿了,學生有一百多。我除了教二胡還教電子琴,有幾百個學生。在這地方沒人看得起我。」

紐約地鐵站有好幾百個,趙宗純把地圖貼在自己8平米的房間,他常年生活在地鐵站裡,幾乎看不見曼哈頓的太陽,他稱自己在地鐵站的工作:「 要飯啊要飯。」

趙宗純最大的生意依然在唐人街,聖誕節時先去一家餐館拉「 鈴兒響叮噹」,然後再去幾百米外的另一家拉「 Merry Christmas。」雖然辛苦,而且拉的東西和藝術不搭邊,但趙宗純說:「 我不一樣,我將來還是要搞藝術,回大陸拉琴。」

紐約的冬天很冷,唐人街上的積雪無人清理,趙宗純穿著單薄的衣服,在雪上踩出了一個又一個腳印。

剛來美國的第一年,兒子就曾給趙宗純打電話:「 爸爸,你什麼時候回家?」

趙宗純說要等自己拿到綠卡。

但採訪結束後的好幾年後,有人在紐約再次拍到了趙宗純,他頭髮已經花白,還是輾轉地鐵站拉二胡。

地鐵站的紐約人行色匆匆,人們沒空聽完整首曲子,只是偶爾放下一塊、兩塊。

拉斯維加斯最優秀女經理

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中國城每年要迎來數十萬旅客。據說每一萬人,會有25人留下。

鄭茹菁在來拉斯維加斯之前,在醫院做檢驗師。 1997年,她和丈夫來到拉斯維加斯,但很快,丈夫就嗜賭成性,把家裡所有錢都輸光,兩人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鄭茹菁一個人帶著十歲不到的女兒,她選擇了大部分中國人都會選擇的工作——去餐館打工。


< 鄭茹菁 >

將五十磅重的餐具徒手拿動,每天移動200次,給餐具拋光打蠟清洗。因為做得又快又好,鄭茹菁在拉斯維加斯最大的飯店得到了工作機會,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她考上了監督員,最後她成為了後廚部門經理。整個部門,只有她一個管理層是中國人。

威尼斯飯店匯聚著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黑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鄭茹菁過生日時,同事們湊了一個200多美元的紅包給她,鄭茹菁一打開,裡面都是一塊、五塊。同事們勸她買一件新衣服,但她把這些錢悄悄地放進了「 員工救急基金會」。

年底的時候,鄭茹菁製作獎牌頒獎給手下的員工,很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得到過這樣的稱讚。一個五十多歲的西班牙女工,把獎牌掛在了自己家的牆壁上。一個女同事說:「 她(鄭茹菁)是我見過世上最好的人。」

餐廳的剩飯會裝在手推車上,送進後廚時,鄭茹菁笑著說:「 禮物來了」。手推車是後廚最重要的工具,傳送食物,鄭茹菁給手推車起了一個名字,叫「 瑪麗皇后」。

在威尼斯飯店上班的時間是早上6點到下午3點,下班後鄭茹菁立刻開車去兼職,她是《資訊報》的記者,一周要寫15篇稿子。最忙的時候她同時做4、5份工作,除了飯店和報社的工作,她還要賣房地產,去中學學校教書。

所有的上司都說鄭茹菁樂觀、積極,總是充滿活力。

可能鄭茹菁來到美國,唯一的遺憾是覺得對不起女兒。

「 我是一個不及格媽媽,但她是一個一百分女兒。」

雖然鄭茹菁十分忙碌,和女兒相處機會不多,但女兒幾乎不會抱怨。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夢想長大成為一個畫家。

為了加強和女兒的聯繫,鄭茹菁和女兒一起在進行創作,兩人在拉斯維加斯《資訊報》上開闢了一個小專欄,媽媽負責寫笑話,女兒負責畫漫畫。

「 我們相依為命,我想我們已經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如果有人問鄭茹菁為什麼來美國,以及牽扯到她前夫的問題時,她才會沉默。

她讓記者不要問這些。

「 我已經離婚了,他已經立足家庭,我不希望給他困擾。你就叫我單親媽媽吧,可以嗎?謝謝你。」

賭城傷痕文學之父

在鄭茹菁工作的威尼斯大飯店轉幾個彎,就是拉斯維加斯的中國城。這裡有個華人,叫盧新華。 80年代,他是個出名的作家。 1978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上大一時,盧新華創作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說,取名《傷痕》。有人曾經誇張地說,在當時的中國看過《傷痕》的人,所流出的淚水可以匯成一條河。


< 青年盧新華 >

故事說了十年動盪中,一對母女的離散。女兒為了和母親劃清界限,整整9年不和她見面,動盪結束後,女兒想尋回母親,母親已經病死了。

盧新華把這篇小說拿給系裡的廖老師看,廖老師說:

「 寫得挺好的,挺感人的。但據我所知這樣的小說是發不出來的。它為什麼不能發?我一下子跟你也說不清楚,我建議你回去把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多讀讀,你從那裡邊會找到答案。」

盧新華只好把小說鎖到抽屜裡。幾個月後,班上同學辦牆報,人人都要出作品,同學催促他,他就隨手將這篇小說拿了出來。沒想到盧新華一下就火了,這篇叫《傷痕》的小說在復旦校園裡迅速風靡。 1978年8月11日, 《文匯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盧新華的這篇小說,從此,中國誕生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 傷痕文學流派。」

但這個文學流派因為其題材的特殊性十分短命。

小說發表4年之後,盧新華辭了《文匯報》的工作,跑去深圳開公司,媒體說盧新華是「 中國文人下海第一人」。

開公司沒賺錢,盧新華又寫了本長篇小說《森林之夢》,但這本書反響遠遠不如上一篇。盧新華和浙江文藝出版社預支了1000元稿費。

編輯汪逸芳沒想到,盧新華拿到錢後就和自己斷了聯繫。

拿到錢的盧新華跑到上海外國語大學念了托福,一年後他終於如願以償去了美國:「 想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究竟是怎麼回事。」

到美國的頭一個月,身上的500美金就用完了,盧新華費了好大勁才找到第一份工作–踩三輪。

後來盧新華又陸續做了很多工作,可惜都沒趕上好時候。開公司倒閉了,玩金融又遇上經濟危機。

不知不覺就過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有人看見盧新華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發牌。


等有人再問起盧新華當年的文學夢時,他說:”儘管自己早已遠離文壇,在美國辦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輪都和文學沒有絲毫關係,但內心從未對文學忘懷。 “

可惜在中國,屬於他的時代早已過去,2004年盧新華回到國內,出了自己的新書《紫禁女》,打出的宣傳語:熔生命奧妙、男歡女愛、身體告白、異國情調、情色倫理為一體。最後這本​​書無人問津,豆瓣上有62人給出評價,最後得分6.8。有個讀者說道:

「 是那個在拉斯維加斯發牌的盧新華麼?!」

北京人在紐約

1982年,35歲的曹桂林辭了自己樂團大提琴手的工作,去了紐約。

十年間美國經濟危機、金融風暴、總統換屆,曹桂林在紐約沉沉浮浮,最後,他從洗碗工幹到了工廠老闆。 1991年他把這一段親身經歷寫成了小說,就是《北京人在紐約》。

曹桂林在美國取得了事業成功,還和著名歌唱家帕瓦羅蒂的學生葉英結婚,有了穩定的家庭。他在美國和北京兩地都有豪宅,是人們眼中的有錢人。


< 曹桂林 >

每次回中國,他身邊的人都要輪番把他誇一遍,哥哥說:「 我真為我有這麼個弟弟感到榮光,驕傲。」

父親說:「 你給咱們家的祖墳,都添了光。」

但在《北京人在紐約》的序言裡,曹桂林卻說:「 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財產,有不小的事業,精神上卻是個零。」

每次他嘗試這麼訴說自己時,朋友們卻不理解,都說他有福氣,是衣錦還鄉。

曹桂林覺得自己內傷都被氣出來了,沒辦法,只好把自己的想法都寫進了小說裡。

《北京人在紐約》的末尾有這麼一段故事:

王起明的朋友成太坤,去了美國怎樣也賺不到錢,和新婚妻子度蜜月買不起機票,最後為了省錢就買了趟紅眼航班,結果兩人半夜去機場的路上遇到了車禍,雙雙隕命。

現實生活中,成太坤是曹桂林一個真實的朋友,來自北京方莊。當年是曹桂林的影響,他才去了美國。曹桂林沒想到這個決定,卻在多年以後,讓朋友命喪異國他鄉。

也是因為這件事,曹桂林才下定決心一定要寫小說,要把他認為的真正的美國寫出來:

「 那些對美國心懷夢想,滿口‘美國好’的人,統統不了解這個國家。」

可是他沒想到,書寫完了,電視劇再這麼一拍,第二年赴美的人就更多了。

90年代甚至又掀起來了一股出國狂潮,一直到今天都沒消散,2017年還有華人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畢業致辭時說:「 我第一次呼吸美國的空氣時,我摘下了口罩。這兒的空氣太新鮮,太甜美,近乎奢侈。」

2015年曹桂林回了趟國,《作者》雜誌去採訪了他,問他對美國怎麼想,曹桂林說:

「 昨天一個記者和我說,要尋找一個公平自由的、讓夢想展翅的地方。我說好,說不定在火星上?或者土星上?」

說這些話時,曹桂林坐在他豪宅的沙發上,他說:「 我幹嘛在這兒(美國)浪費這麼多年?但當初,能出去的其實才是一個群體裡最優秀的。鄭曉龍、馮小剛、姜文,他們哪個當年都不如我。到了今天,我是真的仰視他們。」

< 《北京人在紐約》 >

那次回來,曹桂林是來發新書的,新書叫《紐約人在北京》,故事還是講他自己。說得是他在美國功成名就後回了北京,和發小國內創業的故事。可惜這本書關注遠遠不如前作,豆瓣上49人標記了已讀,6.5分。

有人說曹桂林在美國混得不好,才總是往國內跑,才靠寫書弄點存在感,曹桂林聽了這話反駁:「 我是big winner!我在美國,是大學華人城裡的貴族。」

也有人不斷打聽小說故事是不是和他本人生活一模一樣,比如《北京人在紐約》裡,王起明的女兒談美國男朋友,嗑藥,和父母鬧矛盾,和父母十幾年都不對付。

說起女兒,曹桂林說:「 談她幹嘛啊,我不談,她不怎麼理我,我也不怎麼理她。」

按道理曹桂林確實是很成功了,但《北京人在紐約》寫完後,有一次曹桂林做飛機回北京,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上,忍不住鼻子一陣陣發酸,眼淚一個勁兒的往下流。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他這個沒出息的樣子,他又把頭轉向了朝著窗戶的一旁。

當年《北京人在紐約》上映,一句經典台詞迴盪:「 如果你愛一個人,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

但也許有一句更符合曹桂林的心情:

「 你說清楚誰是失敗者。我不是失敗者,我是厭倦。我討厭,我討厭他媽的紐約,我討厭他媽的美國,我討厭這的一切!」

嘴上說討厭,曹桂林卻離不開他恨的美國,在北京待了一陣子他又回紐約去了。

也許這就是萬千海外華人的真實寫照。

混得不好不會說,混得好的心裡卻莫名其妙的空。一代人追求理想,一代人也為此承受陣痛。

「 我變不成美國人,也早就忘了中國人是什麼滋味兒了。」

從紐約機場出來,車子經過曼哈頓唐人街,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依舊有幾十萬中國人放棄一切,前仆後繼地來,他們依然相信自己可以在這追求些什麼。

但過得久了,人們就會發現,生活在哪裡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區別。人們心裡也許情緒萬千,卻很少開口。有的人心裡有陰雲,但紐約的天空並不理會。你抬頭看它,它依舊陽光普照。

把幻光看作幻光,人們便陷入了無邊的苦海,可人生就是這樣,永遠追逐著那幻光。

 

部分參考資料:
[1]、《唐人街》,鳳凰衛視
[2]、《「 傷痕文學之父」盧新華曾在美賭場發牌為生》,鳳凰衛視
[3]、《不是美國排斥我,是我排斥它》,作家雜誌專訪曹桂林
[4]、《北京人在紐約》,曹桂林

 

來源     往事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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