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失去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讓教育充滿人性?

文:李鎮西

又一個孩子跳樓了。

令我震驚的是,這樣的新聞似乎已經讓人不再震驚。

我的一位學生給我發來相關文章,她說:「 您大概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研究並發表與青少年自殺有關文章的一線教育者,不知您最近是否有相關新作。我相信每一個孩子的離去都令您痛心,因為您愛教育愛孩子…… 」

學生期盼著我有「 相關新作 」,她希望我寫點什麼。

我的悲涼無以復加。孩子的悲劇必然也是教育的悲劇,這是無疑的。雖然這事的具體原因還有待權威部門的調查結論,在此之前,我們僅憑主觀推測與想像去譴責任何一個人都是極不負責任的。

想寫,卻不知寫什麼好。要說的,要寫的,似乎已經寫盡,真的是「 吟罷低眉無寫處 」。從1987年起,我寫了一篇又一篇分析中小學生自殺的文章,三十多年過去了,過早逝去的年輕生命依然與日俱増。我還能說什麼?

學生說我「 大概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研究並發表與青少年自殺有關文章的一線教育者 」,指的是三十多年前我教她的時候,就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有關研究中學生自殺的文章了。

1987年11月,樂山市某中學高一女生寧小燕(化名)自殺,年僅16歲。當時她的親人、老師、同學、朋友都感到震驚,他們實在找不出她自殺的理由。寧小燕是連續兩屆樂山市三好學生。因為品學兼優的她「 莫名其妙 」地自殺,我產生了研究她的強烈慾望。我騎自行車三十公里來到寧小燕的學校,採訪了她的老師,得到了她的作業、作文和幾封遺書,還有她從初三到高一的日記。

那以後的半年時間裡,我白天上課,晚上便沉浸在寧小燕的文字裡,傾聽她的心聲,撫摸她的靈魂,感受她年輕生命的起伏。終於我得出結論,寧小燕是殉道而死——殉真善美之道。和同齡人相比,她的閱讀視野很開闊,她的思考因而更敏銳更深入,她從日常生活包括人際關係中感到,中國的思想道德觀念並沒有隨經濟發展而一併進步,相反和真善美相比,假惡醜有時春風得意。這是為什麼?十五六歲的她渴望得到來自父母和老師的解答,卻無人知道她的內心。我們的教育每天都在給她灌輸「 崇高 」,卻不知道她的心靈最需要什麼。最後,她決定保持自己的「 純淨 」,離開這個「 骯髒 」的世界。

她在遺書中這樣寫道——

……我曾經很要強,想做的就一定要做,想得到的就定要獲取,可後來,不知怎麼的,我突地沉下去,弱下去,從而一蹶不振,我從未意識到的天生性格中的軟弱一下子暴露無遺,於是我由一片生機勃勃的綠葉變得枯黃,最後從我著根的理想與信念的大樹上墜落,直到現在,我墜落到了一片廢墟變為蒲公英的世界(原文如此——李注),美麗的世界,堅強不跨的世界,生命之源世界。可見,我的勇氣呢?我的力量呢?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變得堅強。照現在這樣,我不知道還會有什麼較現實的東西是美好的,我不知道前面是怎樣的,當然不會有鮮花,只能是沼澤,我現在躊躇不決,每走一步都是迷茫。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她認識偏激而心理脆弱,但這偏激和脆弱是誰造成的?不正是我們的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嗎?

1988年6月下旬,我寫下一篇9000餘字的人物通訊《真善美殉道者》投寄《中國青年報》。

沒想到不到兩週,1988年7月8日的《中國青年報》以醒目的位置在頭版(第二版續載)發表了我這篇文章(壓縮為7000字)的文章,標題改為「 她給教育者留下了什麼’遺產’? 」。

我實在是折服編輯改的這個標題,它揭示了寧小燕之死的意義——所有教育者都應該反思:我們的教育已面臨著怎樣的危機?

文章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中國青年報》有一個「 每月一榜 」的欄目,專門列出上個月該報發表的反響最強烈的文章。拙作《她給教育者留下什麼「 遺產 」? 》被列其中。上海《青年報》轉載,《北京青年報》展開討論。一位中學生讀者寫道:「 老師講的,不是我們想的;我們想的,恰恰沒人回答。 」同年9月9日的《北京青年報》發表了一位叫「 余燕 」的學生的文章,作者寫道——

《中國青年報》在頭版給了一位「 不知到底為何自殺 」的女中學生——寧小燕以相當可觀的版面。像寧小燕那樣熱切地追求「 真善美 」又過於天真的好學生,當今已經很少見。而她走極端的解脫方式——自殺,卻大聲發出了「 在玫瑰色教育下走入社會後感到困惑的眾多青少年的呼喚 」,以至記者用醒目的黑體字質問道:「 難道我們的教育真的毫無責任嗎? 」

身為一個中學生,對這樣的質問並不覺得奇怪。多少畢業生都曾對他們的恩師說:「 您教給我們的那一套,在社會上根本不頂用。您想讓我們做大好人,可社會容不下我們。 」那些頭髮中有些許或許多銀絲的「 園丁 」,對此往往只是搖頭,嘆惜世風日下,然後回到課堂仍舊向新一批學子傳播他們堅信的正確思想,然而一切往往都只是輪迴而已。

……

我們的師長,當您千方百計地想把一個孩子教育成您心目中的好孩子時,您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青少年身心的成長是一個痛苦而復雜的過程。

當他們在黑暗中感到陣陣孤寂之時,當他們在日記中發出莫名的長吟之時,當他們在擁擠的人群裡感到恐慌時,當來自內部外部的無形壓力向他們慢慢逼來之時……您不要再拿一些硬梆梆的正確的框框去套他們,不要幻想只要讓他們明辨是非就可萬事大吉。

可不可以使環境寬鬆一些,可不可以拿您或別人有益的人生經驗去疏導他們擁塞的心靈,可不可以不把學生們當作一部部受教育的機器,而是一個個正在通過他人幫助,更通過自己不斷努力而逐步形成的「 人 」……

為了不讓悲劇重演,請給他們以自信力和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膽略;請給他們以一顆健康而有強大生命力的心臟;請給他們以一個清醒而有獨立思辨能力的大腦;請給他們以一種積極而富於彈性的生活態度……

這期待是給予我們的師長,也是給予我們自己的。

這一期待,便是三十多年。如果寧小燕還在活著,她今年剛好五十歲,而這位作者余燕,今年也應該五十左右了。她們當年的「 期待 」實現了嗎?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可能還要期待下去。

寧小燕告別這個世界後的三十四年裡,據說中國教育取得了輝煌的進步,但自殺的中小學生不是少了,而是越來越多,以至現在媒體報導一個學生的自殺,也很難引起當年寧小燕之死那樣的「 轟動 」了。

不說三十多年來,就說過去的2020年吧,有多少中小學生自殺?當我寫下這個問句時,我腦海裡閃現出去年曾讓我感到錐心的一個又一個孩子,請原諒我沒寫出他們的姓名,不只是為了保護離世孩子的尊嚴,更因為我實在不忍心寫出來——那都是去年隔三差五出現在網上讓無數人痛惜的名字。我相信,讀者讀到這裡也會想到這些可憐的孩子的。

然而,幾乎已經是「 規律 」了,每當有了類似的新聞,總有人把矛頭指向幼小的逝者:「 怎麼心理這麼脆弱? 」「 現在的孩子怎麼一點挫都受不了? 」「 太缺乏生命意識了! 」「 思維有缺陷,太偏激了! 」……

應該說,年紀輕輕就放棄生命,心理方面多少是有些問題的。但是,孩子所承受的壓力,有多少成人能夠真正感同身受?何況,孩子的這些心理問題和思維缺陷是如何產生的,作為教育者,難道我們不應該問問我們自己嗎?

當年,我在那篇關於寧小燕的長文中,有這樣的段落——

按照慣例,出了人命案,總應該有個結論。二十多天后,經過多方調查、分析,區教育局發了「 情況簡報 」,有如下兩段──

「 寧小燕在人生觀上存在著缺陷,她對人生的意義、價值早就產生了消極的認識,因此,她的自殺不是偶然的。 」

「 寧小燕的自殺反映出加強青少年學生人生觀的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緊迫性;反映出在深入地關心、了解學生內心世界方面,我們還應做很多過細的工作。 」

這個結論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太簡單了。

一切關心祖國前途、民族未來的教育工作者都有理由發問:作為一位「 平時顯得懂事、自重 」、「 在學校期間,遵守紀律、好學,在各種集體活動中表現較好,被選為班上宣傳班委、通訊員和學校廣播組播音員 」(引自區教育局「 情況簡報 」)的好學生,她的「 人生觀缺陷 」、「 消極認識 」是怎麼產生的?她的自殺,除了她本人的原因以外,我們的教育該負什麼責任呢?

今天,我依然保留這個「 發問 」。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 流言 」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

突然想到魯迅這幾句話,心裡很是悲哀。

回到那個樸素的問題:究竟什麼是教育?

刷題?分數?考試?特長?睡眠不足?視力下降?體質羸弱? 「 提高一分,幹掉千人 」? 「 東風吹戰鼓擂,今年高考誰怕誰 」? 「 今日瘋狂,明日輝煌 」? 「 不像角馬一樣落後,要像野狗一樣戰鬥 」? 「 累死你一個,幸福你一家 」? ……

無論對教育有多麼豐富多元的理解,「 人性 」始終是其固有屬性。

也無論學校把「 立德樹人 」「 五育並舉 」「 課程改革 」「 智慧校園 」「 國際視野 」「 一切為了孩子 」等口號喊得如何響亮,如果孩子小小年紀就失去了對生命的留戀,那這一切都等於零!

自殺的孩子當然並不是多數,但承受著不該承受的精神壓力而失去少年樂趣和人生歡樂的孩子,恐怕絕非個別!

陶行知說:「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 」

蘇霍姆林斯基說:「 教育,這首先是人學!

走進心靈——應該是教育的基本品質。

從寧小燕到近年來一個個離我們而去的幼小生命,到底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讓我們的教育充滿人性,真正走進孩子的精神世界?

  來源    默存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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