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人品有問題，而是體制有毛病

文：言九林 

按：該部分內容原放置在文章《去時是工具人，歸來成思想犯》中 「 生死各安天命」與「 被迫中止學業」兩小節中間。這裡補發出來。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發，正式前往美國。此後又連續派出三年，共計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齡最小的10歲，最大的16歲，平均年齡12歲。其中廣東84人，江蘇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東1人。 [1]

早在幼童出發的半年前，容閎已開始籌劃安排他們在美國的衣食住行。 1872年2月17日，他寫信給時任耶魯大學校長諾亞·波特(Noah Porter)，向他報告幼童留美計劃已正是開始實施，請求諾亞·波特將該計劃轉告耶魯大學的前校長西奧多·吳爾璽（Theodore Dwight Woolsey）、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 Hadley）和托馬斯·塔徹教授(Thomas Anthony Thacher)等人，向他們諮詢何種教育方法最適合幼童。諾亞·波特接到來信後，又與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員長諾斯羅普（B.G.Northrop）取得了聯繫，尋求後者的幫助。

稍後，容閎先於幼童一個月出發，以便從容為其安排住宿問題。他抵達美國後，先去耶魯大學拜訪了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為他是一位語言學者，容閎想听取他對幼童英語學習方面的意見。哈德利教授將康州教育委員長諾斯羅普介紹給了容閎。諾斯羅普提議將第一批三十名幼童，每兩三人為一組寄居在美國家庭中，以便迅速學好英文，熟悉美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能獲得家庭的關懷，不至於產生心理上的不適應。耶魯大學校長諾亞·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容閎接受了這項極為關鍵的建議。諾斯羅普隨即著手招募願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兩岸的醫生、教師與牧師家庭給出了熱烈的回應。在同年10月1日出具的報告書中，諾斯羅普說他已接到了122個家庭的主動報名，可以立即接納244名中國留學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這踴躍的熱情給了容閎很大的選擇空間。諾斯羅普又給幼童寄居的家庭與家庭辦的私人學校寫了一封信，指示他們必須先教導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們地理與算數的基本知識，同時也要讓幼童繼續學習中文，注意培養他們堅忍、節儉、忠孝的中國人美德，還要引導幼童們養成經常洗澡的個人衛生習慣。諾斯羅普希望幼童們所在的美國寄宿家庭是嚴格而溫暖的。 [2]

在居住半年之後，英語聽讀寫合格的幼童會被送至正規中學繼續接受教育（不合格者則送返寄宿家庭），然後再升至大學。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其中22名入讀容閎的母校耶魯大學。幼童溫秉忠後來回憶說：

「 中國幼童們與食宿一同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建立深厚之友誼。……最重要的是，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3]

這種「 家長式的愛護」，是清廷專為留學所設機構「 出洋肄業局」對幼童們實施的「 地獄式管理」（引申自幼童們稱呼該機構為「 地獄之屋」） ，形成了一種非常截然的對比。這種對比引發的矛盾，最後就演變成了「 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與副監督容閎之間的不和。容閎後來回憶說，陳蘭彬經常在一些小問題小細節上與留學生們過不去，比如學生在學期中間和假期裡有費用方面的需求，比如學生們隨寄宿家庭去參加教堂的禮拜，比如學生們改穿西裝等等，都會發生衝突。自己在中間做調停，幫學生的正當請求辯護兩句，就會被陳疑忌為偏袒學生。容閎的原話是：

「 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為反對以阻撓之。例如學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雜各費，又如學生寄居美人寓中隨美人而同為祈禱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禮，以及平日之遊戲、運動、改裝等問題，凡此瑣瑣細事，隨時發生。每值解決此等問題時，陳與學生常生衝突，予恆居問為調停人。但遇學生為正當之請求．而陳故靳不允，則予每代學生略為辯護。以是陳疑予為偏袒學生。」[4]

這種衝突，可以說自清廷選擇以陳蘭彬為正、容閎為副來操作幼童留美一事，就已埋下了伏筆。陳蘭彬在曾國藩幕府辦過洋務（上海廣方言館總辦），但他是翰林出身，無人敢說他的「 中學」有問題。這個身份可以為幼童留美抵擋不小的輿論阻力。努力推動幼童留美的江蘇巡撫丁日昌，曾對容閎專門解釋過這一點：

「 君所主張，與中國舊學說顯然反對。時政府又甚守舊，以個人身當其衝，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力，或竟事敗而垂成。故欲利用陳蘭彬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5]

這種用心，也隱約見於曾國藩1871年4月20日給陳蘭彬的一封信函。陳當時為留美幼童設計了一套中文課程，除了白天在美國學校上課，自下午五點至晚上九點，包括週末在內，幼童們的這些時間都得拿來學習經史、會典、律例方面的內容。曾國藩對此是不滿意的，他回信給陳蘭彬說：

「 幼童赴洋學習須通漢文，閣下定課經史為主，旁及會典律例，求為有用之學，每日習夷技後酉戌之間即禮拜日另為督課漢文，自是善策。第以西法精奧，必須專心致志，始克有成。漢文之通否，重在挑選之際先行面試一二，以決去留，此後只宜專學洋學。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未可因兼課漢文而轉荒洋業也。」[6]

陳蘭彬制定這樣一份內容豐富、耗時極多的中文課程，與他所受到的輿論壓力有直接關係。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兒子。曾國藩致力於推動幼童留美，曾紀澤卻很擔憂幼童們的價值觀會被洋人帶壞，在曾國藩跟前勸說道：「 美國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讀中國聖賢書，遽令遠赴異域，專事西學，上之不過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買辦之屬耳，於國家無大益也」[7]——那美國的製度君臣一律平等，與我大清的君君臣臣截然不同。幼童們沒讀過什麼中國的聖賢書，把他們送去美國留學，不過是為美國增添百姓，為洋行增添翻譯和買辦，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

曾紀澤

陳蘭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告誡陳：「 童子志識未定，去中國禮儀之鄉，遠適海外饕利朋淫腥羶之地，歲月漸漬，將與俱化。歸而挾其所有，以誇耀中國，則弊博而用鮮」[8]——要他小心謹慎，這些幼童還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到了美國那種「 饕利朋淫腥羶之地」，很容易被洋人們同化；幼童們一旦被洋人同化，他們回來後對國家的害處就會大於好處。

曾紀澤與薛福成都是洋務派官員。薛福成還比容閎更早向曾國藩提議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他們這樣的人，尚且對留美幼童如此這般憂心忡忡，其余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陳蘭彬既被曾國藩指定為留美幼童的正監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貴身份，自然是絕不希望幼童們被洋人同化「 荒廢中學」，進而使自己落得一個被朝野士大夫集體唾罵的結局。

這也正是他試圖為幼童擬定一套大體量、大時長的中文經史課程的核心緣故。

曾國藩在回信裡說陳蘭彬的課程設計「 自是善策」，這顯然只是一種客套話。曾的觀點很明確。幼童去美國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精妙深奧的「 西法」，不能將他們的精力耗費在「 漢文」上面。在挑選幼童時認真考察一下他們的漢文修養即可，留下漢文合格者，淘汰漢文過差者。總之，到了美國後，幼童們「 只宜專學洋學」，不能「 因兼課漢文而轉荒洋業」。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曾國藩在價值觀上已不重視「 漢學」的經史教育。這位理學名臣之所以這樣指示陳蘭彬，是因為他要「 兩害相權取其輕」，較之幼童們的「 漢學」修養出現缺失，清帝國在近代技術（尤其是近代軍事技術）上的全面落後，才是更要命、更亟需解決的問題。

類似的權衡，也見於李鴻章。 1871年5月份，李鴻章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李說，英國公使威妥瑪前來詢問幼童留美一事，他很贊成。但他又說，留學者須挑選年齡在二十歲上下「 通習中國文義者」，到了海外之後「 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也是主張留洋就用全部精力去學洋學，不要一半時間念洋學一半時間念經史子集。李鴻章很認同威妥瑪的意見，詢問曾國藩是不是考慮改一改陳蘭彬、容閎二人擬定的「 派十五歲以上（幼童赴美）,並延漢文教師同去」的留學辦法。 [9]

衡量得失之後，最後由曾國藩、李鴻章聯名呈請准許派幼童留美的奏摺裡，沒有變更幼童的年齡——因為需要考慮：（1）幼童15年後回國時，是否仍在可為國效力的壯年，（2）幼童出國時不能成婚，如此可保證學習期間沒有家室負擔；（3）幼童留學期間若年齡過大，可能發生與洋人婚配的問題。也沒有提及陳蘭彬制定的大體量、大時長的中文經史課程。只是簡略地提了一句「 又有翻譯教習，隨時課以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10]。結合之前曾、李、陳等人的討論，「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宗旨，可以說是至為明顯。

這種權衡的目的，也見於1872年2月17日容閎給時任耶魯大學校長諾亞·波特(Noah Porter)的書信。容閎在信中說：

「 中國政府要求我們完成的使命，是他們（幼童）將來要學習軍事、海軍、醫學、法律及土木工程，以便進入政府服務時，他們充分具有對化學、物理、地質及天文的知識。」 [11]

容閎很準確地轉達了「 中國政府」對幼童們的期望。這個「 中國政府」，包括慈禧和奕䜣，包括總理衙門，包括李鴻章和丁日昌，自然也包括曾國藩。

如此，也就相當於給陳蘭彬出了一道難題。他既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監督的差事，也不願因幼童「 荒廢中學」而成為朝野士大夫與朝中清流、政治官僚集中批判的對象。現實卻是幼童的平均年齡不過12歲，再如何在招生時嚴格審查，他們的「 漢學修養」也不會深厚到哪裡去。於是，他只能一面出台嚴苛的《留學局諭告》，試圖通過將學生們召來「 出洋肄業局」，直接把忠君愛國的思維灌輸他們，帶領他們誦讀《聖諭廣訓》，舉行遠程跪拜大清皇帝的莊嚴儀式……這些事直接導致幼童們稱呼該機構為「 地獄之屋」；另一方面則在學生隨寄宿家庭去參加教堂禮拜、改穿西裝乃至剪掉辮子這類事情上頻頻與幼童們為難。

較之陳蘭彬，容閎很少介入到幼童的教育內容中來，他更願意將培育幼童的重任交託給專業的高中和大學，更喜歡看到幼童們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在校園中發展成長，而不是由自己給他們指定方向。再加上到了美國之後不久，容閎即被清廷調去處理外交事務，也沒有太多時間直接指導幼童的學習。如此本不至於與陳蘭彬發生衝突。但他在陳蘭彬與幼童之間做調停，卻於無意中破壞了陳蘭彬旨在全身而退的努力。

陳蘭彬

容閎後來在自傳裡責備陳蘭彬，說他「 生平膽小如鼠，即極細微之事，亦不敢擔任何責任」[12]，又說他「 平素對於留學事務所，感情極惡。即彼身所曾任之監督職務，亦久存厭惡之心」[13]，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觀察——陳蘭彬見識過朝野輿論積毀銷骨的威力，連奕䜣、曾國藩這樣的人物都抵擋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這件事情中大栽跟頭，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會願意在任何可被朝野保守輿論指摘的細微之處擔責；幼童留學正監督這個職務，對他來說是個燙手山芋，他自然是「 久存厭惡之心」。容閎還說，陳蘭彬雖然很厭惡自己，但「 未至形諸詞色」[14]，並不在言語表情中表現出來。這其實是更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鴻章說得明白，陳蘭彬帶幼童去美國，若沒有容閎的幫助，「 必致迷於所往，寸步難行」[15]。現實需要讓陳蘭彬壓抑住他對容閎的不滿。稍後陳得到機會交出「 出洋肄業局」的職務，成為清廷駐美國的外交官員，即鮮少過問（或可以說幾乎不過問）留美幼童時務，也正是這種「 全身而退」立場下的產物。容閎對清廷官場的輿論生態缺乏了解，觀察到了陳蘭彬這些意味深長的行為舉措，卻不能理解它們背後真實的利害關係，於是只好在自傳裡單純責備陳蘭彬的個人品行。

殊不知，問題不在陳蘭彬的人品有問題，而是清廷的體制有毛病。這也是為什麼「 出洋肄業局」的四任正監督，陳蘭彬、區諤良、容增祥與吳嘉善，都會與容閎發生矛盾，都曾指責過容閎一味偏重西學，指責他袒護幼童將他們引上了「 聖賢之道」的對立面——事實上，容閎在這方面有許多隱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離聖賢之道被「 出洋肄業局」終止學業遣返國內，容閎反對無效後選擇了接受；比如容閎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穌教而被剝奪了留學資格，容閎也是自己出錢託人將其留在美國繼續完成學業。

不是容閎和幼童們的運氣差到了極點，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監督都人品不好；而是有病的體制驅使著這些正監督們必須如此這般去責備容閎——舉目四顧，戰戰兢兢之中，除了通過責備容閎來卸責，他們還能責備誰呢？

註釋

[1]李喜所：《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2]容應萸：《從19世紀的中日美關係看留美幼童》，收錄於《紀念容閎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2006年。另可參見畢樂思：《容閎：心系中華》。收錄於《光與鹽》第一卷，團結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3]溫秉忠：《一個留美幼童的回憶》，收錄於《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4]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8頁。

[5]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頁。

[6]《曾國藩全集·31》，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38-439頁。

[7]曾紀澤：《使西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頁。

[8]丁風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頁。

[9]《李鴻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頁。

[10]曾國藩、李鴻章：《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收錄於《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頁。

[11]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頁。

[12]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頁。

[13]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頁。

[14]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頁。

[15]《李鴻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頁。

來源     史料搬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