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牛的港片，不會再有了

文：朵夫 

北島有一首很著名的詩，題目叫《生活》，內容只有一個字：

網。

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生活這張大網的殘酷與複雜，只能在一次次揭開它時，感到觸目驚心。

有一次，看攝影師拍下的香港劏房內的場景時，我就有了這種震撼。

在不足五六平米的小房間裡，常常生活著一家三四口人。

孩子在上鋪寫作業，爸爸在下面看報紙，媽媽在一旁準備晚飯。

小小的空間內堆滿了生活物品，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

狹小的房子裡，還要幾家人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

為了節省空間，很多劏房裡，馬桶和灶台往往就挨在一起。

看過電影《一念無明》，對這樣的劏房一定印象深刻。

據官方2017年統計，有20萬香港人仍然居住在這樣的房子裡。

看到數據和照片，很多人都在想同一個問題：

既然生活條件這麼不好，為什麼不來內地發展呢？

其實，這問題就是一種「何不食肉糜」。

如果有辦法改善自己的處境，如果換一個地方就能解決問題，有誰願意忍受這樣的環境呢？

在我看來，真正把這些事說清楚的香港電影，只有一部，那就是張之亮導演的《籠民》。

這電影非常冷門，但質量之高，可以位列整個香港電影史的前十。

它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角，而是以群像出彩，把舞台給了社會底層的眾生。

這部拍於1992年的電影，破天荒地打敗了很多大片。

拿下了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和最佳男配角四項大獎。

因為，它深深刺痛了很多香港人的心。

所謂「籠民」，就是生活於鐵籠中的人。

他們的居住環境，比今天的劏房更糟糕。

用一張被鐵絲網，圍起一個床位，就是他們全部的家。

所有生活物品都存放在這樣一張不足兩平米的床上。

在一個幾十平米的小房間裡，就可以放下幾十個這樣上下三層的籠屋。

以往，這些籠民只存在於獵奇的社會新聞裡。

但電影《籠民》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看到生活於籠屋中的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電影一開場，是一個籠屋中的老人，在給自己唱生日快樂歌。

他叫陳十一，今天是他99歲的生日。

從大陸來香港後，他已經在籠屋中生活了二十多年。

這天，電視台要來採訪老壽星。

當記者問他有什麼生日願望時，老人說：他想尋找當年去了台灣的哥哥。

但對方卻說：

你可以說一些和我們贊助商相關的願望嗎？

所謂幫老人實現願望，不過是為了給贊助商打廣告。

同樣是在這一天，另一個籠民道友詳在睡夢中去世了。

所有遺物，只剩下過期的回鄉證和身分證。

籠屋中的其他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

屍體被抬走以後，大家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而騰出來的籠屋，也馬上給了新人住。

只有籠屋的管理者肥婆感嘆一聲：

今年第三單了。

電影開場的這「一生一死」，正是籠民們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外人不關心他們。

他們更沒時間同情自己。

就這麼孤獨的來，又孤獨的去。

偶爾有媒體關懷，還是為了突出贊助商。

在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裡，無數個勞動者像螺絲釘一樣維持著城市的運轉。

但是，螺絲釘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當這些螺絲釘開始生鏽、失去作用，他們面臨著什麼樣的下場，卻沒有人關心。

《籠民》不是紀錄片，卻比紀錄片更加細緻地還原了籠民們的生活。

住在這些籠屋裡的，大多是沒有親人的老人，或是支付不起高房租的最底層的勞動者。

電影裡，每一個出場的人，台詞不一定多，但都能給人鮮明的印象。

比如，那個愛占小便宜，尖酸刻薄，但同樣重情義的唐三。

比如，愛憎分明，脾氣火爆的陸同。

比如，為人耿直，心地善良，帶著智障兒子一起生活的管理員肥婆。

還有那個嗜酒如命，喜歡講大道理，滿口「正所謂」的道士。

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共同構成了籠屋中的眾生相。

導演帶著溫情的目光，還原了他們的生活，拍的真誠動人。

每天起床，每個人都認真地互問一句：

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

彷彿這新的一天會給他們帶來新的希望似的。

有一天，同住的一個籠民去世了，雖然他是個癮君子，大家不見得喜歡他，但還是湊了份子，給他辦頭七。

這些人每天聽著彼此的鼾聲，聞著彼此的腳臭，互相嫌棄，卻也互相扶持著在這殘酷的城市，生活下去。

籠屋雖然擁擠，但起碼是他們的容身之所。

可是，改變總會來臨。

這天，管理人肥婆收到一封信，說業主要收回大樓，拆掉重建。

為了抵制搬遷，有人想出辦法，去找他們常在電視上看到，在街頭慰問露宿者的議員。

但沒想到，議員說：

就我們倆，我幫你，有誰知道呢？叫上記者到籠屋去，形成輿論壓力，給財團，給政府施壓。

原來，本該代表選民利益的議員，只會在電視鏡頭前關心選民。

電影裡，記者來的那天，籠屋來了兩個議員。

電視鏡頭一架起來，他們就露出了親民的笑容，親切地和每一個籠民握手。

並答應要解決他們的問題。

為了更好展示自己的親民，鏡頭前，兩個議員腦袋一熱，說要「親自」來籠屋中住三天，傾聽籠民們的訴求。

電影裡，有一幕特別諷刺。

入住那天，兩個議員像剪綵一樣，互相謙讓著，在鏡頭前一起打開了籠屋的鎖，彷彿多麼光鮮的儀式似的。

籠民們不堪忍受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也只是用來作秀的道具罷了。

看到這一幕，你很難不發笑，可是笑裡發酸。

這正是這部電影獨特的地方。

雖然反應的是香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電影本身卻並不沉重，還隨處可見這樣幽默的諷刺。

更諷刺的是，電影中，表面上是來幫籠民的徐議員，其實和收樓的地產商屬於同一集團。

這些我們都懂，議員當然幫富商了，幫籠民有什麼可賺？

哎，哪個搞政治的不是「好演員」。

議員住進籠屋，表面說是為了傾聽訴求，實際上是為了分化籠民，找到讓他們搬出去的辦法。

在籠屋中，徐議員認識了黃家駒扮演的毛仔。

毛仔剛從監獄中出來，暫住在籠屋裡。

徐議員讓毛仔收集願意拿賠償款搬遷的籠民的簽名，以此作為交換，給他一些好處費。

早已和大家打成一片的毛仔，輕鬆就拿到了超過半數的簽名。

但這些籠民都被蒙在鼓裡，以為毛仔要簽名，只是為了幫他們維權而已。

沒想到，毛仔就這樣把自己賣給徐議員和財團。

但讓毛仔自己也沒想到的是，當他拿著好處費回到籠屋時，卻後悔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在籠屋中，雖然大家萍水相逢，卻像家人一樣互相關心。

在這個殘酷的城市裡，每個人都只顧著自己的生活。

但在籠屋裡，卻很奇特地實現了一種烏托邦：

因為大家都來自於底層，都活得卑微而渺小，反而緊緊地抱團在一起，互相取暖。

於是，毛仔又冒險回去偷回了簽名。

而且，《籠民》這部電影了不起的地方還在於，它沒有因為同情籠民，而故意美化他們。

你會看到，在電影裡，籠民們落入這樣的生活處境，他們自己也要負責任。

電影同樣展現了籠民們的許多缺陷。

面對搬遷，每個人想的更多的還是自己的利益。

有人組織簽名，他們就去簽。

有議員來，他們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希望都交給對方。

在這個過於殘酷的社會，他們顯然是愚昧的，沒有主見的，缺乏更好地生存下去的智慧。

另一方面，你又不忍心責備他們。

但誰又應該被責備呢？

對於業主來說，收回自己名下的財產，是合法權益。

對於政府來說，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翻新陳舊的建築，也是本分。

甚至對於作秀的議員來說，他們即使想代表籠民說話，但他們的話能有多大的分量呢？

看起來，好像誰都沒有錯，誰都有苦衷，但卻是最底層的人在承擔最壞的後果。

電影裡，搬遷的最後期限到來，籠民們把自己鎖進了鐵籠。

門外的警察和消防隊，像打擊恐怖分子一樣，破門而入，將他們連人帶籠，一起抬出了他們微不足道的家。

面對籠子外的人，肥婆智障的兒子拚命地喊叫，以為這樣，就可以嚇走「壞人」，保住自己的家。

但這個世界，顯然比他能理解的更為複雜。

在這裡面，有誰會覺得自己是壞人呢？

就連把他們強制抬出去的警察也說：

我們也同情你，但沒辦法，我們要執行公務的。

這就是這部電影最高級的地方，他沒有簡單地把責任推給任意一方，而是拍出了這個社會的複雜。

雖然看上去，那些地產商為富不仁。

但你很難說，責任完全在他們。

當社會的機器發展到足夠複雜，我們不會看到一個完全的壞人。

然而，整個社會就是會像高速運轉的機器一樣，吞噬掉那些最底層，最邊緣的人群。

每個人都不應該被責怪，但那些落到最後的人，卻只能被犧牲。

可以說，這部《籠民》在很小的空間裡，以高超的電影技術，拍出了穿透歲月的大滋味。

我每次想起電影裡，他們在中秋節裡「今宵有酒今朝醉」的狂歡都感動不已。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籠屋」也化作了歷史的塵埃。

但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每一個「籠屋」裡，都曾有一段彪悍又無奈的人生。

讓我們知道，「籠屋」裡的「籠民」一個個都那麼鮮活，即便是卑微如螻蟻，都有自己的光芒。

電影的最後，是多年以後，走出籠屋的人在動物園裡重逢了。

他們快樂地打著招呼。

我想，這也是三十年前，導演對未來的美好祝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