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張愛玲的,北京是她的

林海音

作者:讀庫編輯·樊超群

1931年6月24日,農曆五月初九,台灣人林煥文在北平東單三條的日華同仁醫院逝世,享年四十四歲。

幾天後,林煥文火化。他的妻子黃愛珍眼目低垂,看著六個孩子。六歲的長子燕生捧著骨灰盒居中,長女含英神情嚴肅,一臉哀傷,而兩歲的燕璋似乎不明所以,還在挖著鼻子。

林含英當時十三歲,在漫長的三十年後,也就是1960年,她出版了一部小說集追憶這場提前結束的童年。

這本書就是《城南舊事》,署名林海音

1918年,林含英出生在日本大阪。父親林煥文出身於台灣苗栗縣頭份鎮的望族,祖上是從廣東蕉嶺遷台的客家人。雖然台灣已經被日本占據,推行日語教育,但林煥文少時在父親影響下,研讀漢籍,寫得一手好書法。

林煥文師範畢業後,從教兩年,座下弟子有吳濁流。吳濁流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寫有《亞細亞的孤兒》。不久,煥文攜懷有身孕的妻子愛珍到大阪做生意,並無所成,只好將母女安頓在故鄉頭份,孤身一人前往北京謀生。

小英子到北京時,才是幾歲的小姑娘。

五歲時,含英隨父母從台灣搬到北京,她身著黃底紅格子小和服,說著稚嫩的日本話和客家話。在家裡,祖籍福建的母親操閩南語。不過,含英入學後,很快就學會了北京話。離京四十多年後,她第一次回鄉探親,出租車司機對她一口京片子十分驚訝。

那時,在北京的台灣人不多,他們的身分也十分尷尬。在日本人眼裡,他們是不服管教的皇民;在大陸人眼裡,他們是可疑的叛離分子。他們也不敢以台灣人互稱,而用「番薯人」代替,因為台灣地圖酷似一個番薯,又盛產番薯。

英子的父親在北京郵政總局工作,薪資優渥,冬天涮壽喜燒鍋子,夏天做冰淇淋,從日本帶來的手搖留聲機,經常讓家裡飄出歌聲和笑聲。煥文夫婦愛孩子,十年裡生了七個;也愛搬家,從謙安客棧、虎坊橋再到梁家園,九年裡在城南換了六個地方。但不管搬到哪裡,院子裡、廊檐下總是種滿了夾竹桃、石榴樹、海棠,牆上也爬滿了牽牛花,甚至台灣鄉親都打趣說:「老林,你那麼愛花,難怪生了一堆女兒。」

小英子一家子人多,住大宅子,便請了傭人宋媽。這是她在《城南舊事》裡的名字,本來姓馮。宋媽來自順義,當時還是個苦地方。現在,順義房價那麼高,宋媽估計可以不用出來幫傭,可以把院子出租。

但在當時,宋媽為了「一個月四塊錢,兩副銀首飾、四季衣裳、一床鋪蓋」,必須把自家孩子留給鄉下丈夫帶,來給林家做奶媽,一待四年。在小英子眼中,宋媽會講鄉村故事,做針線活,給她們唱「雞蛋雞蛋殼殼兒,裡面坐個哥哥兒」這樣的兒歌。

有一次,宋媽的丈夫黃板牙騎著小毛驢來要錢,帶來她日思夜想的兒子小栓子溺死的消息,而她那沒有名字的「丫頭」,生下來當天就被賣給陌生人。宋媽吃著驢打滾兒小餅,四處找尋沒名沒姓的骨肉,最終一無所獲。在這之後,她不再講小栓子放牛的故事,兒歌也不唱,只是把思念織進厚厚的鞋底裡。

考上小學那天,英子與屘叔(即么叔)、妹妹在中山公園合影。

考上小學那天,英子與屘叔(即么叔)、妹妹在中山公園合影。

1925年夏天,一個大雨傾盆的早上,七歲的英子緊緊拉著屘叔的手,投考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小。

冬天早上,媽媽會讓宋媽買菜,但她還說不好北京話,「買一斤豬肉,不要太肥」,結果說成「買一斤租漏,不要太回」。小英子吃一套燒餅油條,出了胡同口上學去,走過整條西琉璃廠,兩邊的老書鋪、新書店、南紙店一路直通師大附小。

黃昏放學後,英子可能在井窩子旁邊撞見妞兒,和她玩一陣子,又看見惠安館門口的秀貞,向她咬嘴唇笑。她後來搬家到新簾子胡同,經過雄偉的城門樓子,最愛看樓上的燕子飛來飛去。

這樣無憂無慮的日子,隨著父親的去世而提早結束。在《城南舊事》最後一篇中,小英子拿著畢業證書,一卷紅絲帶繫著的白紙筒,匆匆忙忙地趕回家去。進了家門,妹妹還在搶弟弟的玩具,弟弟正往玻璃瓶裡灌沙子。英子放好畢業證書,再出來,看到院子裡垂落的夾竹桃,在心裡默念道:

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父親驟逝,孤兒寡母無依無靠,遠在台灣的祖父來信要她們回家鄉。但剛上初一的英子不肯,她不願意回去念日本書。

母親愛珍當時僅有二十九歲,在頭份的大家庭做飯時,得搬張小板凳才搆得著大灶。她比不過那些長手大腳的妯娌和姑子,樂得在北京自由,並讓英子給祖父寫了回信:

您的來信收到了,看見您顫抖的筆跡,我回想起五年前您和祖母來北平的情況,那時候屘叔還沒有被日本人害死,我們這大家人是多麼快樂!

又說,她現在讀初中了,弟弟妹妹都在讀小學,回家鄉不方便插進讀日本書的學校。而且,她也永遠不能忘記那個把親愛的叔叔害死的國家,在信中說:

親愛的祖父,您一定會原諒我們的,我們會很勇敢地生活下去。

她們一家在北京留下後,從大宅子搬到晉江會館,這裡不要租金,可以免費居住。但光靠父親的撫恤金,已然用不起車夫和老媽子了。家裡困難,新年再也沒有新衣服穿。父親走後第二年,體弱多病的四妹燕瑛得了黃疸病,走路說話都顫顫悠悠,她終究沒有治好,死時才六歲。

同年,三歲的么弟燕璋又患上了腦膜炎,發燒昏迷,打針吃藥無數,最後還是夭折。送棺材的人來了,在窗外要錢,英子媽媽遲遲不願意把十三塊大洋給對方。因為給了錢,孩子就要裝進棺材裡抬走,她就再也看不見了。

爸爸死後,照顧花的責任就落到英子肩上,她愛花,也看不得花兒枯萎。那些開得燦爛的花朵,讓這個愁雲慘澹的家庭顯出一抹亮色。

英子小學畢業後,進入私立春明女中讀書。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兩個女兒是她的同學,學妹中有電影演員白楊,以及後來名動天下的京劇演員言慧珠。

初中時代,演出《茶花女》後的照片。

初中時代,演出《茶花女》後的照片。

與二妹秀英的合影。

與二妹秀英的合影。

念初三時,北平國立藝專戲劇系的學生排演《茶花女》,含英飾演茶花女的女僕納寧娜。每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她要去戲劇家余上沅先生家排練。含英下課回家後,匆匆扒幾口飯,就往城那頭的余家趕去。她一個人坐上洋車,路上搖搖晃晃,她一邊背著台詞,一邊看著路邊的落葉。

最後的演出很成功,在慰勞宴上,十五歲的含英身穿長旗袍,斜戴一頂米色法國帽。大家彼此喊著劇中人的名字,她跨進門,就聽到有人喊道:「納寧娜,來這一桌坐吧。」

林家四姐妹喜歡唱歌,家中常有歌聲,媽媽則在灶前做飯,廚房傳來陣陣晚飯香味。這一家就像美國女作家路易莎·奧爾科特依舊自己童年經歷創作的小說《小婦人》,爸爸遠在南北戰爭前線當隨軍牧師,留下四個可愛的女兒和媽媽一起生活,她們從不抱怨,認真地過好每一天。

含英給自己取名叫Amy,她是照著《小婦人》中老四的名字取的,但她最欣賞的還是老二喬伊,其是《小婦人》作者的化身。喬伊很有個性,酷愛文藝,立志做大作家。含英以《小婦人》中的姊妹自況,在別人還需要照顧的年齡,她已經擔負起很多父親的責任。

含英從女中畢業後,沒有去考大學,而是報名了知名報人成捨我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成捨我是《世界日報》《世界畫刊》的社長,這所學校專門培養新聞采編人員,學生無需學費,將來還可以進入報社工作。

含英工作後,負起照顧母親和弟妹的責任。

含英工作後,負起照顧母親和弟妹的責任。

1936年,含英採訪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

1936年,含英採訪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

1935年,含英從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畢業,正式進入《世界日報》工作,負責採訪文教及婦女新聞,時年十七歲。第二年,她有機會採訪到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這是她十分欣賞的一位作者,著有《放浪記》。

《放浪記》的故事發生在日本鹿兒島的溫泉聖地櫻島,以日記體的方式記述了作者坎坷悲慘的童年生活。林芙美子在書中寫道:「我天生註定為了流浪者,我沒有故鄉。」含英對美子在極度的貧困和屈辱中,還能葆有自由奔放的思想非常佩服。後來,這篇訪問記發表在《世界日報》上。

夏承楹、林含英結婚照。

夏承楹、林含英結婚照。

二人組成溫馨的家庭。

二人組成溫馨的家庭。

含英在工作中結識了編輯夏承楹,1939年,二人結為伉儷。夏承楹出身書香世家,父親夏仁虎,字蔚如,中過舉人,曾任國會議員、財政部次長以及國務院祕書長,頗通詩文。夏家是個大家族,有八子一女。含英雖然年少失怙,但嫁入夏家後,並無扞格之處,反而十分相得,與公婆、妯娌關係頗好。

抗戰軍興,《世界日報》停刊。她在公公的介紹下,前去北師大圖書館工作,有天看到一套書叫《海潮音》,覺得這名字很有味道,便用了其中的「海音」做筆名,開始寫作一些與採訪文章不同的文字,發表於各類報刊。

自此,含英之名漸漸退入院牆之中,海音則最終為無數讀者所知。

1948年冬季,國共內戰正熾,在硝煙中,一架北京起飛的小貨機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從飛機上下來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年輕母親,帶著一位嬌小的裹腳老太太,還有十幾歲的妹妹、剃著平頭的小男孩和兩個更小的女兒。因為飛機上放著一位要人的棺材,少了空當,男主人沒能擠上來。

這一家並非軍方背景,也沒有親戚來接她們。長途飛行使一門老小十分疲累,倚在行李堆上休息。年輕母親四處奔走,撥打電話,最後才得以脫身,乘船前往台灣。

她們就是林海音一家。

開往台灣的船票。

開往台灣的船票。

海音帶著一家老小六口,擠上了停泊在上海碼頭的23667號第56航次的中興輪。船上坐滿了驚惶的難民,上千人擠在一起,有人吃完飯就吐了,船艙裡瀰漫著酸臭味。更難以忍受的是,沒有人能預料到對岸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和船上大多數人不同,海音一家心裡比較踏實,因為她們不只是逃難,也是還鄉。

1953年,林海音在書桌前。

1953年,林海音在書桌前。

和女兒在一起。

和女兒在一起。

在台灣安頓下來後,林海音先在《國語日報》編輯週末版,後轉到《聯合報》,擔任副刊主編。她和丈夫夏承楹(筆名何凡),二人用兩支筆養活了一大家,雖不至富有,日子也過得有聲有色。在四季常青的台灣,海音依然在屋前院中種了不少花。

在主編《聯合報》副刊的十年間,林海音發掘大批台灣本土作家,刷新了副刊的深度和廣度。像鍾理和、鍾肇政、黃春明、鄭清文等台籍作家,都是她力主在「聯副」上亮相的。台灣光復之初,許多本土作家華語寫作還不甚流利,林海音為之字斟句酌,加以潤飾後才得以發表。

正當林海音在「聯副」風頭正盛時,卻在1963年突然辭職,引發諸多猜測。她自己一度也諱莫如深,多年後,此事才得以解密。

原來,當年4月23日,「聯副」左下角刊登了一首詩《故事》,作者叫風遲。第一節是這樣寫的: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隨後船長在島上邂逅一名富孀,流連忘返,但島民僅得以餬口。在台灣當局看來,「愚昧的船長」影射蔣介石,而「孤獨的小島」顯然指台灣,「富孀」則是美國爸爸,「免於飢餓的口糧」,無疑是台灣人民在「反攻大陸」的謊言中,過著悲慘的日子。

這首詩十分大膽,簡直是要讓蔣介石捲鋪蓋走人。更要命的是,作者筆名風遲,也被認為是「諷刺」的諧音。於是,「總統府」親自打電話過問,情治機關以「匪諜罪」拘捕原作者王鳳池,最後把他押往生教所感化,關了三年多。

林海音和她的純文學事業。

林海音和她的純文學事業。

雖然林海音素不涉政治,但為了避免連累更多人,她只好迅速辭職,以平息事態。離開「聯副」後,她繼續創作,並創辦《純文學月刊》,成立純文學出版社,以出版高品質的文學作品聞名。她交遊廣泛,善於提攜後輩,成為台灣文壇祖母級的人物。

從1957年開始,林海音陸續發表回憶北京童年的小說,後來結集為《城南舊事》。出版之後,只行銷兩版,並未引起多大反響。但八十年代後,隨著據原著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大陸上映,該書也風行一時。讀者第一次讀到這麼純淨、不受政治語言污染的小說,耳目一新,並引發了長久的評論和迴響。

1993年,和丈夫何凡回到北京,在年輕時溜冰的北海前合影。

1993年,和丈夫何凡回到北京,在年輕時溜冰的北海前合影。

1994年,林海音和《城南舊事》小英子扮演者沈潔在大阪重逢。

1994年,林海音和《城南舊事》小英子扮演者沈潔在大阪重逢。

1999年,《城南舊事》被《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並被譯為多國文字,屢獲大獎。後又成為「語文新課標」必讀書,部分篇章選入語文教科書,無數小讀者從中認識過去的北京。

2001年,林海音逝世於台北。她五歲從台灣遷往北京,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經歷北伐、抗戰和內戰,自己也上學、喪父、結婚、初為人母,回到台灣後,她花了五十年回憶北京,並寫下《城南舊事》作為這座城市的紀念。

在老舍之子舒乙看來,老舍的《駱駝祥子》寫的是勞苦階級,曹雪芹的《紅樓夢》刻畫了世家大族的日常,至於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她是從中產階級的角度來寫北京人的生活,完整保留了那個階層的風貌,也借著小英子的眼睛,觀察到了世間百態。

W.H. 奧登在葉芝去世後,寫下這樣的悼文:「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可以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從這條河到那條河,口耳相傳。」齊邦媛曾以此來悼念林海音,她們是多年的好友,齊邦媛還是《城南舊事》英文版的譯者之一,並著有回憶錄《巨流河》。

余光中曾說,上海是張愛玲的,而北京是林海音的。

或許,北京不屬於任何人,林海音只是為之建造了一座記憶的宮殿。

圖片來源: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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