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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農藥的背後:環保主義者真的在乎生命嗎?

環保主義
作者:瑞鶴

現如今,提到農藥,很多人總是嗤之以鼻的態度。即便如此,農藥的「陰影」似乎也無處不在。

事實上,農藥是農業革命的三大重要技術支柱之一(化肥,轉基因和農藥)。這三大技術突破,化肥和轉基因技術,循跡曉講之前撰文寫過,在此不再贅述。

具體內容可以點擊藍色標題查看:1:從毒氣到麵包:是誰讓人類擺脫饑荒?| 循跡曉講 2:轉基因食品會導致我們「亡國滅種」嗎?

化肥和轉基因技術對人類農業的貢獻非常巨大,而農藥技術對人類生活的改造,不僅局限在農業領域,還為減少世界上的傳染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不過,農藥在20世紀後半段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是化肥和轉基因不能比的。甚至風靡全球的環保運動,最早也是來源於對農藥的批判。最終,雖然「農藥不好」的概念在環保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深入人心」,但是農藥的使用卻從未停止,而對環保主義的批判,也隨著農藥的發展而持續不斷。

可以這麼說,農藥在20世紀的發展,與其說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倒不如說是人類理念之爭的角斗場。

天降神藥DDT

人類同昆蟲共存和鬥爭的歷史悠久。古人會在農田裡用硫磺焚燒的煙霧除蟲,但其效果十分有限。

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人類對害蟲並沒有系統有效的殺滅手段,而不斷爆發的病蟲害和傳染病,也就成了人類文明揮之不去的夢魘。

別的不說,就只說中國,蝗災的記錄在史書中頻繁出現。明末大學士徐光啟《除蝗疏》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飢人事之失也。凶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這可謂是對中國古代自然災害的精準總結。

繪製於19世紀末的蝗災圖景

時間進入近代,化學知識讓人們可以有更好的殺滅害蟲手段。在17世紀,尼古丁和硫酸鹽從菸草中提煉出來作為殺蟲劑使用。19世紀,人類引進了兩種更天然的農藥,除蟲菊和魚藤酮。這些化合物殺蟲效果不錯,但成本都太高,生產過程也非常繁瑣,並不能徹底根治全球的害蟲問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機合成已經發展為一門相對成熟的科學。

1874年,珀斯泰勒學院普雷斯頓(Preston)合成了DDT,它的全稱是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英文字頭縮寫是DDT,這是一種白色不溶於水但溶於煤油的晶體,可以用氯苯和三氯乙醛於酸性條件下高溫縮合而成。

在硫酸或者發煙硫酸存在下,反應幾乎是定量的(這一點就可以完爆許多其他的有機合成反應),唯一的美中不足是,那時候的人們沒有發現它的用處。於是,DDT就這樣被塵封了半個世紀左右。

DDT的化學式。從有機化學的角度看,這種化合物是相當簡單的,沒有手性碳,逆合成分析也不難

1939年,瑞士化學家保羅·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在很偶然的機會下,無意間發現DDT可以迅速殺死蚊子、虱子和農作物害蟲,並比其他殺蟲劑安全。隨後他潛心研究DDT的工業化生產。1940年,米勒獲得了第一個DDT的瑞士專利。1942年,商品DDT面市。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非常慘烈,戰亂過後,世界很多地方傳染病流行,DDT的小規模使用令瘧蚊、蒼蠅和虱子得到有效的控制,並使瘧疾、傷寒和霍亂等疾病的發病率急劇下降。1944年,盟軍在那不勒斯用DDT成功阻止一場斑疹傷寒的爆發。

二戰意大利戰場上,美軍給傷員輸液。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瘟疫很容易爆發,只不過更為慘烈的戰爭掩蓋了瘟疫的悲劇而已。

DDT不僅可以有效地殺滅昆蟲,它還有其他無可比擬的優點。

首先,它太便宜了。製備DDT的原料很易得,反應收率也非常高,大規模生產毫無難度。其次,這種化合物對人和其他動物的毒性很低。能有效殺滅害蟲,還便宜低毒,這樣的殺蟲劑當仁不讓地被大規模使用。

DDT的製備反應,原料便宜,而且反應幾乎定量進行,這當中任何一個特點都足以睥睨其他絕大多數有機合成反應,而DDT的製備把這倆都占了,所以它雖然是人工合成物,但異常便宜。

1945年夏天,紐約附近噴洒DDT的卡車,小孩子在噴霧中乘涼。

DDT很快展示了無可比擬的魔力。它的第一大功績是對於農業的增產作用。二戰後,希臘給橄欖樹使用了DDT後,橄欖的收成馬上增加了25%。DDT對其他農作物的增產,效果也同樣明顯。戰後的歐洲迅速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DDT功不可沒。

農藥噴洒飛機。電影《珍珠港》中,那倆男主角一開始開的雙翼機似乎就是撒農藥的,不過按照真實的時間線,那會兒沒有DDT。

DDT的第二大功績是在全球消除了傳染病。

二戰後,印度等窮困落後、傳染病流行的國家,靠使用DDT殺蟲,有效地控制了危害當地人幾千年、困擾歐洲殖民者幾百年的源於昆蟲傳播的各種流行病(比如瘧疾、黃熱病、斑疹傷寒等)。僅瘧疾這一種病,印度在使用DDT之後,患病數量就從7500萬例減少到500萬例。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取得了類似的效果。

據估計,二戰後,DDT的使用使5億人免於危險的流行病,這在過去幾千年裡,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瘧疾和許多熱帶疾病是依靠蚊子傳播的,在DDT發明之前,人類沒有大規模殺死蚊子的藥物。

二戰的硝煙散去沒多久,DDT就已經成了全球不可或缺的「神藥」。1948年,米勒被授予諾貝爾醫學獎,用以表彰他在消滅傳染病方面「幾千年來第一人」的貢獻。

保羅·米勒,將DDT成功推廣商業化的人

到了1962年,DDT的使用讓全球瘧疾的發病率降到了極低值,按照當時人們的估計,瘧疾差不多要被人類徹底消滅,要走進歷史了。

世界衛生組織向世界各國建議,在當年的世界衛生日發行世界聯合抗瘧疾郵票,很多國家都這麼做了,這是世界上有最多的國家共同參與的為一項發明發行郵票的活動。

1962年,許多國家都為DDT幾乎消滅瘧疾而發行了郵票,這是當時塞浦路斯的郵票。

然而,也是在1962年,美國的一位名叫雷切爾·卡遜的女作家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寂靜的春天》。當時,誰也沒想到,這本書會在以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寂靜的春天:文學還是科學?

雷切爾·卡遜讀大學的時候,一開始讀的是文學,後來發現自己對大自然更感興趣,於是就轉專業去讀動物學,並獲得碩士學位。

畢業之後,卡遜一開始做的是海洋生物的研究調查,她也用自己文學的筆觸向公眾描繪大海,並寫了幾本關於海洋生物的暢銷書。1958年,卡遜住在馬薩諸塞州的鄉下,當地一位鳥類保護區的管理員給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DDT噴洒過後,保護區內鳥類瀕臨滅絕,希望她能利用她的威望影響政府官員去調查殺蟲劑的使用問題,於是她決定要寫一本書。

雷切爾·卡森,1940年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員工照片。

卡遜當時已經是「科普暢銷書作家」了,她得到了著名的生物學家、化學家、病理學家和昆蟲學家的幫助,她聽聞了許多由於殺蟲劑、除草劑過量使用,以及當地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的故事,隨後,她以更文學化的、更生動的方式將這些寫出來。

四年後,也就是1962年,她的這本書《寂靜的春天》正式出版——其實,在正式出版之前,這本書的片段就已經在《紐約客》連載,出版後幾個月,這本書就賣出了50萬冊,在西方國家引發了全民大討論。

卡遜的支持者來自各個領域,而她的反對者大都來自化工廠、製藥廠、農業部,以及部分科研機構,他們指責卡遜在科學上不夠嚴密,有誤導讀者的嫌疑。還有人指責卡遜沒有資格在農藥領域發言,因為她沒有受過專業的化學訓練——一言以蔽之,過於文學化,是一個足夠指摘卡遜的理由。

1948年,伊利諾伊州的農民在使用含有DDT的殺蟲劑。

《寂靜的春天》裡到處充滿著卡遜文學化的筆觸。在書的開頭,她寫道:「從前,在美國的中部有一個城鎮,這裡的一切生物看來與其周圍環境生活得很和諧。這個城鎮坐落在像棋盤般排列整齊的繁榮的農場中央,周圍是莊稼地,小山下果園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雲朵點綴在綠色的原野上;秋天,透過松林的屏風,橡樹、楓樹和白樺閃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輝,狐狸在小山上叫著,小鹿靜悄悄地穿過了籠罩著秋天晨霧的原野。」

緊接著,她話鋒一轉,「(當農民移居這裡之後)一個奇怪的陰影遮蓋了這個地區,一切都開始變化。一些不祥的預兆降臨到村落裡:神祕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牛羊病倒和死亡。到處是死神的幽靈,農夫們訴說著他們家庭的多病,城裡的醫生也愈來愈為他們病人中出現的新病困惑莫解。不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現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這些孩子在玩耍時突然倒下了,並在幾小時內死去。」

這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說的開頭。事實上,卡遜的反對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卡遜描述成一個沒有經過科學訓練,只知道煽情的文藝青年。

1962年版《寂靜的春天》封面

一場關於農藥的論戰在美國展開。卡遜本人看到了論戰的開始,卻沒有看到論戰的結束。在她寫《寂靜的春天》之時,她已經罹患乳腺癌。1964年,卡遜撒手人寰,但由她親手開啟的論戰,卻越來越偏離科學,變成了政治立場的站隊。

從科學上講,DDT本身的毒性並不強,但它和其代謝產物DDE是親脂性的,因此容易在動物脂肪中積累,生物累積造成長期毒性。此外,DDT還具有潛在的基因毒性、內分泌干擾作用和致癌性,也可能造成包括糖尿病在內的多種疾病。DDT的代謝物DDE並且是一種抗雄激素。以上種種,如果在一個生態環境中長期作用,造成「寂靜的春天」是可以想見的事情。

只不過,DDT和DDE到底有怎樣的慢性積累,這是需要漫長的研究才可以確定的。

但問題在於,公眾並沒有耐心去了解這些。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農藥已經成功地和「化學資本托拉斯」綁定在了一起,一種「工業巨頭正在毒殺地球生靈」的印象已經占據了主流媒體的版面。再加上當時美國在越戰中的作為被媒體各種報道之後,國內的各種左派運動在「反戰」這個政治無比正確的潮流中匯聚起來。

當民眾知道美國竟然為了讓北越游擊隊在雨林中現形而大規模地在越南噴洒落葉劑時,他們的憤怒被推向了新的高潮——當然,北越的超限戰是不是違反道德,這不是美國媒體和民眾考慮的問題。

越南戰爭期間,兩架美軍飛機在熱帶雨林上方噴洒「橙劑」,試圖讓北越游擊隊無所遁形。

這次反越戰運動中湧現了無數弄潮兒,環境保護議題和黑人權益,女權等等議題一起,如狂潮一般席捲美國。美國政府被描述為跟化工廠軍火商勾結,殘害生靈的邪惡組織。在媒體的描述中,「魚類在被化學品污染的水中死亡,黑色的濃煙在巨大的工業煙囪中翻騰,海灘上散落著垃圾和死於石油污染的鳥兒。」

1970年,環境保護主義者組織了世界上第一個「地球日」活動。這一天被看作是現代環保主義誕生的日子。4月22日,大約有2000萬美國人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藉以表達他們對環境的不滿和關注,這一天在此後成為了世界的「地球日」 。在華盛頓,學生們請旁觀者將手放進油桶中,體驗陷在浮油中的小鳥的感受。在佛羅里達,學生們譴責汽車污染,並象徵性地掩埋了一輛汽車。

1970年4月22日,紐約一大學生頭帶防毒面具參加首個「地球日」的遊行。

環保組織的發展推動了美國政府的行動。尼克松總統在1970 年2月的聯邦咨文中也宣稱,「20世紀70年代是美國替以前還債的10年, 我們需要恢復清潔的水和空氣,改善生活環境, 這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1970年12月,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成立。1972年,美國政府簽署法令,禁止在國內生產和銷售DDT,這等於是宣判了DDT的死刑——此時距離人們發行郵票紀念DDT,僅僅過去了十年。

有了美國的榜樣,其他國家也緊密跟進,到1970年代末,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DDT都已經被禁止生產和銷售了。按照環保主義者的說法,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勝利。回頭看著一系列的事件,《寂靜的春天》是一切的起點。用一些學者的話說,「卡遜的冒死吶喊,激發了波瀾壯闊的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最終促進了重大的環境法律變革。」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以熱衷環保著稱,他毫不掩飾《寂靜的春天》對他的影響。

卡遜本人雖然早已作古,但她卻贏得了巨大的身後名。1980年,她被卡特總統追授「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2000年,美國《時代》週刊把卡遜評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紐約大學新聞學院把《寂靜的春天》評上世紀最佳新聞作品之一,位列第二。2007年,為了慶祝卡遜誕辰100周年,一本名為《拯救地球的勇氣》的文集在美國出版,收錄了包括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內多位知名人士評價卡遜的文章——在追求進步的美國民主黨那裡,卡遜是毫無置疑的一個聖徒形象,而《寂靜的春天》也被當做是「綠色聖經」,擁有絕對政治正確的地位。

殺人者卡遜

不過,有句話叫「凡有陽光,必有陰影」,這話大抵是不錯的,尤其是對那些以道德為燃料的社會運動。1960-1970年代的環保運動,看上去是一個輝煌的成就,DDT被禁止使用,大自然從人類造成的創傷中慢慢療癒,一切都在變得更好。

但對卡遜和禁用DDT的質疑,卻從未停止。比如,卡遜認為DDT會讓鳥的蛋殼變薄,直接造成了鳥類的大規模死亡。但是英國埃塞克斯(Essex)大學環境與社會學教授朱爾斯·普萊蒂(Jules Pretty)曾對記者說,造成鳥類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變革,減少了鳥類的食物,而非DDT——當然,如你所知,這在環保變為「政治正確」口號的時代並不討喜。

一般而言,面對質疑,卡遜的支持者總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為自己的偶像辯護,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是他們無論如何都要直面的慘痛事實——曾經被以為「幾乎被消滅」的瘧疾,在很多地方死灰復燃了。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學雜誌《自然》(Nature)藥物學分冊發表了一篇由英美兩國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文章,呼籲在發展中國家重新使用DDT。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數超過10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地處熱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兒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個比喻:這個數字相當於每天都有7架坐滿兒童的波音747失事——這樣的寫作技巧,大約也是有意無意從卡遜那裡學來的罷。

在禁用DDT之後,非洲的瘧疾死灰復燃。

怎麼會這樣呢?瘧疾不是已經幾乎被消滅了麼?為什麼會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死灰復燃呢?

事實上,DDT的被禁正是瘧疾死灰復燃的主要原因。在文中,作者援引了斯里蘭卡的例子。在引入DDT之前,斯里蘭卡每年新增280萬瘧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DDT後,效果驚人,1963年全國只有17名新增病人,無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國家也取得了類似成效。

可惜好景不長,1969年,在反DDT思潮影響下,美國撤回了對斯里蘭卡DDT防蚊項目的援助,結果該國瘧疾患病人數在一年之內猛增至50萬。印度的情況和斯里蘭卡類似。在南美國家中,只有厄瓜多爾堅持使用DDT,結果該國成為唯一一個瘧疾發病率持續下降的南美國家。

斯里蘭卡和南美還算好的,更慘的是非洲。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南非停止使用DDT。結果呢?僅是南非一個省的瘧疾患者數量便從8000人迅速上升至4.2萬人,死亡340人。而與之相鄰的一個省則經歷了一次瘧疾大爆發,至少造成了10萬人死亡。

全世界瘧疾死亡人數(虛線),可以看到,在禁用DDT(1970)之後,瘧疾死亡人數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在前文引述英美兩國科學家在《自然》雜誌上文章中,在2000年前後,全世界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數超過10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地處熱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兒童。

也就說,而自從DDT禁令生效到21世紀初,死於瘧疾的人口數量多達6000萬,這個總數據是什麼概念呢?它大體上和二戰期間全球死亡人數相當。於是,有人說,卡遜是一個殺人惡魔,她間接地奪走了這麼多人的生命,其影響力堪比希特勒。

非洲地區2000年和2006年的瘧疾發病率,顏色越亮,發病率越高。

卡遜的支持者面對這樣的說辭,辯駁是非常蒼白的——他們指出,卡遜當初並沒有否認DDT的殺蟲功效,她只是警告人類,農藥的濫用會破壞生態環境,禁止DDT根本不是卡遜的本意。

「本意是好的,但在執行的時候出了差錯,代價是無數人的生命」,這樣的橋段,在歷史上反反覆覆上演了無數回。卡遜該不該為這幾千萬人的性命負責任,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類似的問題還有另一個——某位19世紀猶太裔思想家該不該為烏克蘭大饑荒,大清洗和柬埔寨集中營背負思想上的責任呢?

事實上,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去寫「DDT的替代品」。比如,她寫道,可以用某些輻射讓雄性蚊子絕育,然後將這些被絕育的雄性蚊子大規模噴洒到社區,以此達到消滅蚊蟲的目的。再比如,她提到,蚊子在自然界就是有很多天敵的,應該讓這些天敵殺自然繁育,控制蚊子數量,等等等等。總之,消滅害蟲有無數的方法,卡遜非常不理解,為什麼人們一定執意要用DDT。

為什麼執意要用DDT呢?答案非常簡單,成本。尤其是在非洲,這裡的基礎設施實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種方法,必須既廉價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在禁用DDT之後,聯合國援非組織也不是沒想過別的殺滅害蟲的辦法,但最終,大家一致認為DDT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驅蚊劑。因為DDT既便宜又穩定,每年只要噴洒兩次就行了。

如果考慮到成本問題,在非洲,DDT噴洒的確是防治瘧疾最好的手段,沒有之一。

這樣的成本問題可能並不在卡遜的考慮範圍內,誠如托馬斯·索維爾在其《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寫的,「經濟學的第一課就是關於稀缺性和成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東西。很不幸,政治學的第一課,就是把經濟學的第一課忘掉。」

於是,雖然禁用DDT在政治和道德上無比正確,但非洲瘧疾的發展實在是過於駭人聽聞。不得已之下,2003年,深受瘧疾之苦的南非,終於決定重新使用DDT對抗瘧疾,結果投入DDT之後,同一地區,每年死於瘧疾的人數立刻下降到50%以下。有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世界衛生組織緊隨其後,在2006年9月15日發表聲明,公開號召非洲國家重新使用DDT防治瘧疾,WHO還發布數據說明,在室內正確和及時地噴洒DDT,可以將瘧疾發病率降低90%。

2006年,聯合國新聞的網頁版,世界衛生組織重新提倡使用DDT。

到了2012年,因為重新引入DDT,非洲的瘧疾終於重新得到了控制

當然,按照卡遜支持者的話來說,雖然DDT重返非洲,但卡遜的努力和環保運動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意識,現在非洲就算用DDT也會比過去更小心,這都是進步,而進步,從來都是需要代價的。

嘲諷漫畫一則,禁用DDT之後,一些鳥類看上去似乎得到了拯救,但大量的非洲人民則真真切切地被瘧疾害慘了

怎麼說呢,這種語調在歷史上也是不稀奇的。是啊,任何進步都需要代價,特別是以高尚道德作為推動力的進步,很多時候表面的進步之後又給退了回去。小一點的,比如美國的禁酒令,最終演變成了鬧劇。禁酒令有代價麼,當然有,但這個代價,比起環保主義和禁用DDT,其實還是輕多了。

生態農業真的可行麼?

講到這裡,其實這篇文章就已經可以結尾了。環保主義繼續在電視上,廣告牌上和媒體上頻頻出現,而非洲人民終於用上了DDT,瘧疾發病率顯著下降。看起來,還算是個不壞的結果。

但其實這個故事並沒有完。如你所知,這篇文章我要談的其實是農藥,而不只是DDT。環保主義者認為,禁止DDT使用會起到相當的示範作用,在這樣禁令的帶頭下,公眾會對所有的農藥產生反感,最終,通過公眾輿論,可以實現他們倡導的「綠色農業,有機農業」。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得不說,對DDT的禁令非常成功。

諷刺的是,也就是在DDT禁令之後的歲月裡,農藥使用不減反增,甚至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呈指數級增長,並在逐年遞增,而且歐美國家各大生產公司占據了一半左右的市場,我們主要的糧食作物都被噴上了農藥。農藥雖然背上了惡名,但它的作用,並不會因為這個惡名而減少。

即使有環保運動,世界上的各種農藥(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生產規模還是在逐漸擴大。

當然,面對這樣的情況,痛心疾首者還是有的,其中不乏一些學者。比如中科院植物所的某位研究員就描述自己的生態農場;「自2007年起,筆者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租用40畝耕地,在山東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態農場,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示範研究。我們全面停止使用農藥、除草劑、化肥、農膜、添加劑,不使用轉基因技術,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個年頭,生態學的強大威力就顯現了出來。由於採取嚴格的農田生態保護措施,農場的生物多樣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動物都回來了;那裡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擔心受到昆蟲危害;黃瓜、西紅柿、芹菜、茄子、大蔥等蔬菜接近常規產量;過去嚴重影響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蟲已被脈衝誘蟲燈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時候,每隻燈每晚可捕獲各種「害蟲」達9斤,目前每晚捕獲不到30克。一滴農藥不用,「害蟲」反而不產生危害了。目前該農場已發展到500畝,在全國推廣10萬畝。」

主張生態農業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院蔣老師在科學網的一些文章,鏈接如下——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75

鑒於這樣的經驗,這位研究員聲稱,「在真正的有機農場裡,蟲害是比較容易控制的。」他的這個經驗是否具有普適性,暫且不論,但他也承認,在這樣的有機農場裡,需要大量的人工勞動。不過,他也寫道:「對於某種食物,無論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不要迷信所謂的品牌。要判斷其安全性或者優質的程度,最簡單的標準就是:投入到食物生產上的優質勞動力(<40歲)的多少。投入的優質勞動力越多,質量就越好;反之就越差。」

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有機農業,也就是不用化肥不用農藥的農業,是以大量的人工勞動為代價的。這樣的勞動對於那些農民來說意味著什麼,可能在這位研究院眼裡,這是一派詩情畫意,就以除草為例,這位研究員寫道——「山東農田裡「雜草」很少,那些「雜草」哪裡去了?竟然是被我們這些孩子加上部分婦女控制住了。可見,今後對付「雜草」,也正如應對「害蟲」一樣,採取生態平衡的辦法,而不是粗暴滅殺的辦法,同樣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KG的有機大米售價:1818元。如果徹底禁止農藥,在座的各位大概率是要被餓死。

他說的對不對,留待讀者去檢驗。但他所謂的「投入食品生產勞動力越多食品就越好」,總會讓我想到世說新語裡的一則故事,在那個故事裡,晉武帝司馬炎曾經到王武子家裡去,武子設宴侍奉。蒸小豬肥嫩鮮美,和一般的味道不一樣。武帝感到奇怪,問他怎麼烹調的,王武子回答說:「是用人乳餵的小豬。」武帝非常不滿意,還沒有吃完,就走了。

某明星在某節目中爆料,自己光吃飯一月大概7個W,僅在吃飯方面,一年大概花掉84萬左右。

按照這位研究員的說法,這人乳餵的小豬,怎麼看都是「投入大量生產勞動力而得的食品」,怎麼也不至於讓司馬炎沒吃完就走。何況,這則故事的出處是世說新語的「汰侈」一篇,怎麼看都不是完全的讚頌。

其實吧,人乳餵小豬還不算什麼。幾年前,我有機會去看到一份荷蘭的蔬菜溫室資料,這個溫室的蔬菜大約是給中國中產以上階級專供的,它的內部不用化肥,不用農藥,自不必說(營養液都是預調製的),在溫室內部,種植萵苣的區域,萵苣種植槽是在一條傳送帶上緩緩前進的,在28天的生長期內,傳送帶上的萵苣從溫室的育苗區緩緩移動到採摘區。每個區域的光照,溫度,濕度都完全人工設定,都有細微的差距。這樣種出來的萵苣,想必口感是非常好的——但問題是,這種種植手段果真有大規模推廣的可能?

荷蘭高科技蔬菜溫室內景,好是好,先進是先進,但這種農作物種植模式能大規模推廣嗎?

所以,至少從「解決人類吃飯」的角度來講,農藥是必不可少的,不管它是DDT還是別的什麼,這跟它身上的惡名,毫無關係。

臨了,忽然想到一則舊聞。去年鬧蝗災的時候,一些地方鼓搗出了養雞鴨去吃蝗蟲的主意,一時間,「滅蝗鴨子大軍」成了疫情期間大家不多的樂子之一。但最後,蝗災真的被控制,還是因為飛播農藥。至於那些鴨子去了哪裡,大約早就被吃了罷。

也不是說鴨子不能吃害蟲,但這樣的效率比起殺蟲劑,仍然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當地時間,2021年2月6日,數十名德國農民開著拖拉機進入首都柏林,他們此次抗議行動是為了德國政府即將出台的「昆蟲保護行動法案」,此法案要求德國農民保護蟲子,禁止使用殺蟲劑。

來源:循跡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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