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人的生猛,是現在年輕人不曾有過的叛逆

文:行之  牛皮明明

01

崔健身披開襟大褂,褲腳一高一低,背著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觀眾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音樂響起,他扯開嗓子,轟出歌詞: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台下一陣靜默,所有觀眾都傻掉了。因為從沒有人這麼唱歌,也沒有人聽過這樣的歌。這首歌叫《一無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這個概念。此前,中國歌曲沒有「我」,最多有個「我愛北京天安門」。

官方代表憤然離席,朝演唱會負責人訓斥:你看看,像什麼樣子?怎麼連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鐘後,崔健的歌曲結束。台下頓時炸開,掀起雷霆般的掌聲與吼聲。觀眾情緒像山洪一般爆發,高聲大吼,「牛逼!牛逼!」

製作人梁和平說: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覺醒與叛逆。

那是1986年,25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徵。隨後,唐朝、黑豹,竇唯、張楚、丁武,絡繹登場,掀起搖滾潮流。

很快,《一無所有》傳到美國,陳丹青站在街上聽完,已是熱淚盈眶。樂評人金兆鈞將歌轉錄成磁帶,放給朋友聽。磁帶音質太毛,聽不清歌詞。金兆鈞把歌詞抄下,朋友讀幾行後,突然泣不成聲。

1988年,「新時期十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崔健佇立追光燈下,雙眼蒙上一塊紅布,用渾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塊紅布》: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曲終,崔健摘下紅布,狠狠扔在地上,轉身而去。後來王朔說:

第一次聽到,都快哭了,寫得太他媽透了!

翌年,崔健首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發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個「我」。專輯僅在四川訂出40萬盤,同名演唱會門票一搶而空。演唱會中場休息期間,一位老派笑星輕蔑笑道: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麼?

崔健聽到,拿起話筒,面對現場兩千觀眾說:剛才有人說我們是一群小流氓。如果這個人不感到可恥,那我們覺得非常光榮!

全場歡聲雷動。

不久後,崔健巡演到西安。一個叫閆凱豔的女大學生,看完演唱會,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學,放棄當會計,考上藝術學院。後來,她改名閆妮,在電視劇《武林外傳》中,演了一個愛說「我滴個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這麼多年了,我們依然喜歡這樣的藝人,舞馬長槍,果決勇敢。

崔健演唱會

02

陳丹青曾經說,80年代是興奮和騷動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邀請了北島、顧城、葉文福等著名詩人。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票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

那時候的著名詩人,相當於時代巨星,走到哪兒都是萬人擁簇。北島、顧城一上台,聽眾衝上舞台,要求簽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

 

北島怕被戳死,架開胳膊肘,殺出一條「血路」,拉著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關燈,縮在桌子下。腳步咚咚,人們衝來涌去。有人推門問,「北島、顧城他們呢?」

北島一指後門,說:從那溜了。

那場活動,最後觀眾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後來,還是有個小伙子纏住了北島。是個大連人,辭掉工作流浪,目光糾葛、狂亂。他一連跟北島好幾天,傾訴內心痛苦。北島說,我理解,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

這小伙子二話沒說,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濺血,轉身就走。

北島

那時候的青年,無論男女,盡皆生猛。

在北京大學,3000多座位的禮堂,每次開詩歌朗誦會,都坐得滿滿當當。詩人海子、西川、駱一禾,被稱為「北大三劍客」,每次出場,門裡門外擠得密不通風。所以人的臉,都因為缺氧,紅得像個猴屁股。詩人邊朗誦,邊把詩稿往台下撒。萬眾矚目的校花,就為搶一頁詩稿差點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兩大報紙聯合,舉辦全國詩歌大展。

 

此時,全國詩社2000多家,詩歌流派88個,數萬詩人發出響應。每一位詩人都想舉旗抓綱、開宗立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如潮水蔓延,趨於白熱化。

也就是這一年,詩人海子先後遠走甘肅、青海、西藏和內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後,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他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

人們在他的背包裡,發現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說。小說講的是:擺脫社會束縛,追求自由的冒險生活。

海子

03

80年代的文學思潮,詩歌盛極一時,小說也盛極一時。

1981年,《中國青年報》發行量500萬份。26歲的馬未都,就因為在上頭髮表了小說《今夜月兒圓》,平地一聲雷,從小學四年級輟學的小青年,逆襲成全國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紅後,馬未都打開家門,郵局拉來整卡車的讀者來信。《青年文學》發話,你來雜誌社當編輯吧,工資60塊。這待遇,相當於今天底層碼農,瞬間晉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訴馬未都,有個叫王朔的小孩想見他。

那年王朔還是個愣頭青,羞澀靦腆,說話臉紅,把自己寫的《橡皮人》遞給馬未都。馬未都翻開,開頭第一句寫的是:

一切都是從我第一次遺精開始的。

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幾頁,發現特好。給主編,主編特不喜歡這句開頭,紅筆一槓,刪掉。後來雜誌到印刷廠付印,馬未都頂著被開除的風險,把這句話又加上。

王朔

《橡皮人》發表後,王朔紅遍全國。那時候出書,作家只拿固定稿費,賣多少和作家沒關係。到王朔這兒,沒門。出版《王朔文集》時,他要求實行版稅付酬制,按印數拿錢,按碼洋的10%走。

結果這套改革成功,從這之後,版稅制沿襲下來,王朔幫所有中國作家漲了錢。

那時候的雜誌社慧眼識珠,不僅發掘王朔,還淘出莫言、余華、蘇童,劉震雲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東高密的一個農民,小學五年級輟學,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給彈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開始寫作,坐在灶口,一邊用撥火棍通灶,一邊在膝蓋上寫小說。後來誰也沒想到,這個放牛娃,日後卻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

余華之前是一名牙醫,在南方海鹽小鎮,撐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在桌上一字排開,每天握鉗撥牙八小時。這樣幹了五年,觀看了上萬張病人的嘴巴,他認為那是最沒有風景的地方,於是開始動筆寫小說。

 

1983年11月,余華接到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誌請他去北京修改小說。他欣然前往,回來後,縣裡官員登門拜訪,說:你是一個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館報道吧。

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麼多「必須」,勇氣與出格,會得到鼓勵和讚賞。

向上的通道,對所有人打開。底層也可以逆襲,放牛娃也有春天,牙醫也能成為大師。理想和才華,是所有年輕人的登雲梯。

余華

04

讀庫老六曾說:80年代,是理想主義的黃金時代。

那時候,西方電影《教父》《羅馬假日》等引進國內,勾起一代人的電影夢。

1983年5月,廣西電影製片廠召開大會,破格批准以張藝謀、張軍釗、肖風、何群四人為主體,成立全國第一個「青年攝製組」,投產《一個和八個》。四人剃了光頭,風風火火趕往拍攝地,被警察誤認為是流氓團伙給抓了。

電影擔任攝影的是張藝謀,此前在紡織廠當搬運工,為能買一台「海鷗」相機,賣了好幾次血。

《一個和八個》拍攝完成,張藝謀正式出道。不久後,廣影看中劇本《黃土地》,攝影敲定張藝謀。導演沒有合適人選,張藝謀強烈推薦同學陳凱歌。

陳凱歌人是來了,可出了新問題,《黃土地》因題材敏感,面臨夭折。陳凱歌為了片子能繼續拍,跑到領導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聽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後換來一輛麵包車,35萬經費。

這年,《黃土地》在冬天開拍,零下20度的北風中,張藝謀幹起活來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雙綠膠鞋,襪子都沒有,在山路上跑了兩個月。

《黃土地》拍完,張藝謀脫下已經踩得破爛的膠鞋,擺在路中間,對鞋說:

你跟我不容易,現在電影拍完了,你就留這吧。

 

1987年春天,導演吳天明拍攝《老井》,問張藝謀敢不敢演男一號。從沒學過表演的張藝謀,喉嚨緊了緊,說:

你不怕砸,我就敢試。

拍攝時,張藝謀連續工作十幾小時,沒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錶調快半小時,讓自己更緊迫。為了在外形上更像農民,穿上大腰褲,挑水、背石板、打豬食槽,每天光著膀子晒太陽,往臉上搓沙子,將皮膚弄粗糙。

為了演好角色瀕死的感覺,張藝謀連著三天不吃不喝。結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進醫院。

後來,吳天明提拔張藝謀為導演,投資他拍電影《紅高粱》。幾乎所有人都在反對,吳天明就反問:一個肯為理想拿命拼的人,還有什麼不放心?

1988年,張藝謀的另一位同學田壯壯,開拍《特別手術室》。這是中國首部以未婚先孕為題材的影片,在當時話題敏感,極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勸田壯壯放棄,田壯壯說:寧拍禁片,不拍爛片。

後來,這部電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理想主義結下不解之緣。我們從今天回望那個時代,那些回憶好像遠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國正經歷一切,卻正是那裡而來。

紅高粱》拍攝現場

05

學者陳平原,曾用十二個字,概括整個80年代:泥沙俱下,眾聲喧譁,生氣淋漓。

那年頭,最偏遠的小城路邊書攤,擺的是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那年頭,學生可以在深夜踹開老師的門,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失眠。那年頭,一個文弱寒酸的男老師,可以靠跋山涉水採集民歌,贏得廣泛尊重,讓校花下嫁給他。

薩特

胡同口,四個大學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華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頭,大家都一樣,不談錢、權,只看誰活得更瀟灑,誰更有姿態。

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更是誰都不鳥,富有膽氣和勇敢,敏銳鋒利、口誅筆伐。

某次大會,有一位代表舉手否決,諾大的會場,愣是有一個手臂孤零零地舉著,孤標而倔強。

還有某次大會,一位女記者給鄧小平遞了個紙條,寫道:今天是世界戒菸日,請不要抽菸。

某次工作會,與會官員紛紛睡覺,一位攝影師無法取景,將眾人睡態拍下,標題取道:《工作會竟成了睡覺會》。

那年頭,年輕人轟轟烈烈,天雷地火地戀愛。青春像一場大雨,暴雨如注,沒有人準備雨具,也沒有人準備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為了給穿波西米亞長裙的女老師,買一副隱形眼鏡,就去組織俱樂部去賣酸奶。女生可以把一個月的飯票分成兩半,一人一半,分給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華有一個東操場,校園歌手常聚。每週五,有北師大、北外、中戲,數十個來自北京各學校學生,前來茬琴,輸的當場把自己手裡的吉他,砸得稀爛。

北大有一個東草坪,夏天常有十幾撥人,彈琴唱歌,誰能把女同學爭取來的多,誰就最牛。較起勁來,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誰最後唱鱉。

1988年,高曉松大學時成立樂隊,取名青銅器。沒有經費,樂器超爛。吉他手戴濤在北郵的女友,就發動宿舍全體女生,捐助400塊,給他們買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響。那時候,女孩都是「法國貴婦」,專門「包養」文藝青年的理想。

後來高曉松說:那時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簡單溫暖。今天的年輕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個好處,大家都不喜歡掉入窠臼的規則,都以規則為恥。

作家格非曾在華東師大當講師,站台上說:喜歡分數的同學,可以告訴我一聲。

有憨厚的同學站起來問:老師,寫作文,到底怎麼評分的?

格非說:評分啊,那也容易,我們把試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試卷100分,以此類推。

學生當場臉就紅了。在那時候,迷戀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恥的事。80年代末,高曉松被人問:你以後打算去大公司做嗎?

高曉松反問:我看起來,氣質很庸俗嗎?第二年,他從清華退學。

高曉松

06

現在人都不會這樣了,和80年代相比,我們這個年代越來越無趣了,越來越物質主義,也越來越功利主義,富有勇氣的人少了,而現實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跪舔的人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為什麼鼓掌的人少了。

前兩年,崔健被邀請參加一個頒獎盛典的商業晚會,在晚會的壓軸表演上,他為了調動氣氛,跳起來說:坐著聽搖滾多累啊,大家站起來吧!

結果台下一片冷淡,沒有一個人響應。

崔健尷尬地笑了下,只好繼續唱歌。

沒落的不只是搖滾,還有詩歌。如今詩歌俱樂部還沒有高爾夫俱樂部多,連各城市的車友會、紅酒會、自行車會都比詩會多,詩人也徹底邊緣化了,寫詩能不被別人認為是傻逼,就不錯了。

詩人西川說:到了2010年以後你要再寫詩,人家就會覺得你簡直有病。

在記錄片《東京旋律》中,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說道:現在年輕人不再叛逆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也是一點都不叛逆,他們生活充滿疲憊,疲憊吞噬了他們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會被質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錢嗎?」,所有的理想就會被消解。

 

「你有房嗎?」更是終極一問,相當於當眾爆頭。天大的理想,也沒有一套房實在。

當代的年輕人特別喜歡自嘲,喪喪的,他們越來越乖,越來越聽話,越來越聰明,只是越來越不像年輕人了。

曾和崔健齊名,同樣是象徵叛逆精神的「流行音樂教父」羅大佑,整個80、90年代,都是拿起麥克風,就能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識分子音樂人。而在2018年的巡迴演唱會, 600一張的票價,折到200,依舊賣不出去。籌劃兩年,虧損百萬。開場半個小時,只有不到10%的人到場。

羅大佑看著空空蕩蕩的現場,對觀眾尷尬笑道:你們從來沒有那麼寬敞舒服過吧!

而2020年跨年那天,一年一度的羅振宇跨年演講比賽,2000左右的一張門票,幾分鐘內被一搶而空。上海東方體育中心外,因為這場演講,一度被擠得水泄不通。12000人到場,全部坐滿,羅先生單項票價收入將近兩千萬。

「時代狂人」攤開雙手

我們終於發現,精神、理想、自由、獨立、小說、詩歌、文學、藝術,都抵不過一張抄來的、毫無創意、滿是商業術語的PPT。

年輕人也終於被時代磨成了沒有個性的樣子,沒人再說理想,沒人再說叛逆,也沒人再會張狂,他們越來越守規矩,只是不知道這個規矩究竟從何而來。社會也越來越單一,一切都是模式化,固定化、一成不變,毫無生機。

80年代,年輕人沒錢,但碰到達官顯貴,也敢說:有錢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再也沒人說這句話了。

年輕人都知道個性生猛,也生猛不過社會;再昂貴的理想,也付不起下個月的帳單。

來源: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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