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的地產富豪和他們的黃金年代

破產的地產富豪和他們的黃金年代

文: 崔一凡  

那些原先愛他的人現在憎恨他(沒錯,就是憎恨)、鄙夷他,親近的朋友反目,連家裡的保姆也發短信指責他。財富投下的陰影曾遮蔽過很多東西,現在全部展現在他眼前。

破產的地產商人葛偉決定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 2020年4月,他錄下一段視頻迅速走紅。負債幾個億是什麼感受?羅永浩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他轉發了關於葛偉的新聞。從更長的時間軸看,生於60年代的葛偉是中國最典型的地產商人,他出身普通,靠做廣告賺到第一桶金,之後成為中國第一代炒房者。至少在人生的前五十年中,葛偉都是當仁不讓的贏家,而贏家總是正確的。他的情懷、偏執和一點點傲慢可以被容忍,但當規則變化,故事又是另外一種講法了。

破產之後

空曠的房間中,一匹銅馬的存在顯得有些突兀。它有半個人那麼高,前蹄微抬,昂然挺立。這是葛偉18年前從泰國買來的,光運費就花了七八千。它用料厚實,指節敲擊會發出低沉的悶響。從原先的家裡搬出來時,葛偉放棄了價值百萬的實木家具和家電,唯一留下了這匹馬,他覺得它會一直陪伴自己。 「現在有點委屈它了,」葛偉坐在沙發里,注視著銅馬,「它不應該在這麼小的房子裡。」

僅僅五年前,這匹馬坐鎮的地方還是重慶一間七百多平米的獨棟別墅,獨立泳池、桑拿房、家庭影院一應俱全,13間房裡裝置了286盞燈,開起來像個閃閃發光的城堡。別墅前種著三棵雙生銀杏樹,這是葛偉專門從濟南運到重慶的,每棵十幾萬。一到秋天,金黃的落葉灑滿庭院,銀杏果啪嗒啪嗒掉在地上,家裡的五位保姆就拾起它們,剝開洗淨,煮湯的時候放進去幾顆。

如果不是那次破產,無論從任何角度評價,地產商人葛偉都是人們眼中的成功人士。他踏准了時代的步點,身段輕盈,而回報是巨大的財富。但當可以立足的階梯垮塌,他開始懷疑自己——和所有失敗的人一樣懷疑自己。從2014年開始,房地產行業轉冷,雖然之後還有波動,但大趨勢已不可逆轉。葛偉身邊,有做生意的朋友自殺了,還有的心力衰竭而死。 2020年4月,葛偉錄下一段視頻迅速走紅:「今天是我57歲生日,我還沒死……」

命運的逆轉發生在6年前的7月24日,那天重慶的氣溫高達38.5度,燥熱難耐。在辦公室裡不斷踱步的葛偉接到銀行打來的電話,他此時的負債已達3.7億,債務涉及5家銀行、3家貸款公司和38位個人債主。在這之前的兩年時間裡,他每天要支付15萬元利息。他扛不住了。掛掉電話之後,他做出停息的決定,這意味著他將背上「老賴」的名號,連同巨額債務一起將他拖入深淵。他點上十六年來的第一支煙,從辦公室的弧形落地窗裡,他看到擁堵的車輛和人群,不知他們在過著怎樣的生活,是否也和自己一樣絕望呢?也是從那時起,他不再敢去陽台,連通往陽台的玻璃門也不打開。他沒想過自殺,而是執拗地暗示自己「我不能死」——後來精神科醫生告訴他,這其實是一個意思。正常人不會去想「我不能死」。

現在這間月租金兩千元的房子緊靠重慶濱江路,在陽台上就能看到不遠處的嘉陵江。房間陳設簡單,客廳裡除了沙發和電視幾乎不再有任何東西。儘管已經在這裡住了3年,但房間的住客似乎隨時準備離開。當然,鑑於租客的身份,你依然能看到一些財富的痕跡。衛生間裡的浴巾一條兩千多,CK的;小廁紙簍1100元,他已經忘了牌子,只記得它來自意大利。

搬進這棟三十年來住過最小的房子後,葛偉選了最小的房間當臥室,不到十平米,幾乎沒什麼下腳的地方。逼仄的空間讓他覺得安全,也更溫暖一些。書桌上方原先貼著世界地圖,上面的五十多個色塊都曾留下過他的腳印。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世界地圖換成了重慶地圖。

破產後,他意識到自己必須重新學會做一個「普通人」,甚至為此頗受鼓舞。但當他第一次站上輕軌站的時候,這一切又顯得太陌生和艱難了。他懵懂又拘謹,在人群中躲閃,像個從鄉下來的窮親戚,連交通卡也不知道去哪兒辦。他不願意接觸輕軌上的扶手,就像能一眼看見上面佈滿的細菌一樣——乾淨是生活的第一準則——手機支付出現之前,他甚至只用剛從銀行里取出的新錢。

他有潔癖。有一次,他在輕軌上看見身前的乘客起身離開,為了讓座位上的餘溫和氣味散去,他在心中默念十幾秒再坐下,而身後的大姐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那麼現在呢? 「老子先搶到(座位)再說!」他擺出一副蹺二郎腿的樣子。

兩種生活的轉換並不那麼順利。過往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確鑿的痕跡,他追求精緻、高雅,如果無法分辨哪些更好,就買最貴的那一個。房間裡的一切都是純色的,衣櫥裡純黑的衣服,純灰的床單。純白碗碟是最近才有的,在這之前,他吃了幾年的外賣,偶爾自己動手下廚,要提前去超市買一次性餐盒,用完了直接丟掉。二十多歲的時候,葛偉就住上別墅了,最少的時候也有兩個保姆照顧他——一個做清潔,一個做飯,「你說我會做什麼?」他攤了攤手。

放在幾年前,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一個人每月花一萬塊錢居然也能生活。之前有員工想漲500塊錢工資,葛偉大手一揮,「500能幹什麼?」現在他終於意識到,500可不只能買一份牛排,還能交一家人一個月的水電費。

負債上億的人

葛偉身材消瘦,戴一副黑框眼鏡,一排小鬍子密密匝匝立在上唇,像個倔老頭。他習慣穿一件沒有logo的黑色Polo衫,原先是傑尼亞,現在換成了二百塊的優衣庫,兩者都是純色,「但感覺不一樣了」。他自認和那些房地產商不是一路人,床邊幾摞哲學經濟學書籍就是證據之一。他喜歡聊情懷(事實證明這可能是商人的負資產),或者德意誌第三帝國的興亡。在生意人的飯局裡,他是滔滔不絕的那一個。這是他獲得尊重的方式。但後來他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事情不需要那麼複雜,他所擁有的財富是「1」,除此之外的東西都是後面跟著的「0」。

至少在商人的圈子裡,一個人能得到的尊重是以財富的數量為標尺的。在剛剛過去的、以房子為核心的興旺年代裡,房地產商是各種場合的座上賓——按葛偉的話說,是「商業的頂端」。當飯局中有人被介紹為房地產開發商,人們不免把酒杯壓得低一點,「這都是不用講的」。

但現在呢?他輸光所有籌碼,變成「老賴」,一個「過街老鼠」,守信人成了失信人——他反抗過這個稱呼,「你知道的,我們(認識)二十幾年,我是非常講信用的」,他跟很多人講這句話,即便不能撫平債權人的憤恨,還是一遍一遍地講。

有一次,在重慶江北嘴一間高級寫字樓,朋友魯磊反駁他,「說這些有什麼用?現在不還錢還講啥子?」之後他就沒再說過。每一通電話都在催他還錢,給他送法院傳票的快遞小哥都露出鄙夷的神色。他不斷撕撓心口那塊皮膚,脫掉衣服就是一道道血印子,就好像孤獨和痛苦幻化成了實體,淤塞在他胸口,隨時就要爆炸。

對葛偉來說,失去財富這件事本身或許並不那麼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可怕的是,尊嚴和信心伴隨金錢一起消失了。尊嚴不是面子,跟豪車、豪宅,或者上百萬的實木家具無關——那是生意人充場面的玩意兒。那種令人恐懼的感覺十分真切,他感到自己內在的價值被摧毀。前來討債的人一波接一波。有人來硬的,拿刀威脅他,他並不害怕,當年因為拆遷問題被二百號人圍著,他也沒怕;有人來軟的,二話不說跪下來求他,說借給他的二十萬是老母親撿礦泉水瓶攢下的。他聽得落淚,可還是沒辦法。債主們用指節重重地砸他面前的大理石桌面,「咚咚咚」,直到現在這絕望的聲響還會在他頭腦中迴盪。

在財富的巨大落差中,隱匿的人性被赤裸裸地撕開。幾年前,名下一家公司破產清算時,他派人去公司清理保險櫃,而掌管鑰匙的人是葛偉手下的公司老總之一。在葛偉的講述中,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出身貧寒,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往常對他鞍前馬後,「吃火鍋我都不用自己夾菜」。葛偉欠了她一些錢,但自認這些年讓她賺得更多,結果這位老總並不打算原諒他,她把鑰匙扔在滿是油污的垃圾桶裡,讓葛偉的人去撿。

2009年,葛偉在墨西哥旅遊 ©葛偉

他原先生活在一個溫暖的世界。他和他的朋友們去世界各地旅遊,每天下午四點就聯繫去哪裡吃飯(友誼地久天長)。直到2014年,還有個身家數億的朋友向他保證,「再窮不能窮孩子」,意思是,孩子的問題,他來承擔。後來葛偉二次創業失敗,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孩子的幾萬塊學費沒著落了,葛偉求那位朋友兌現承諾,哪怕是藉呢,但對方反倒讓他在生活上多節約。

還有一些變化是悄然發生的。朋友們給他孩子包的過年紅包,從前些年的七萬,逐年遞減,今年只剩一萬二。他曾懷疑自己是不是變得敏感了,或許有這方面的原因,但現實讓他否定了這個想法。有時他想約朋友出來吃飯,電話總是打不通,再打過去,一問就是忙。

「放屁!」他輕蔑地笑了一下,「原來葛偉的電話你敢不接嗎?」

事後復盤,如今的慘狀大概率可以避免,哪怕手段不那麼光彩呢?債務危機爆發時,就有朋友暗示他,提早轉移切割一部分財產,或者索性丟下這個爛攤子,到柬埔寨躲避風頭。葛偉沒答應,他雖然從商多年,但自認有些讀書人的清高,無法容忍自己是個不道德的人。

我見到幾位葛偉的債主朋友,雖然他們對欠錢這件事頗有不滿,但也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個講信用的模範「老賴」。李齊是葛偉的債權人之一,兩人是認識二十年的好朋友。作為一個多年從事小額貸款的商人,李齊對債務人的狀態非常敏感,他手上至今還有十多起追債官司,常見的情況是,欠錢的人前一天還信心滿滿地應承會按時還錢,但第二天就再也聯繫不上了。 2014年後,葛偉破產期間,兩人見過幾次,看到葛偉頭髮花白,滿臉雜亂的鬍鬚,他心情複雜。那段時間,李齊會時不時地、挑各種時間給葛偉打電話,除了溝通破產進度,還有個隱秘的小心思,為了確認他的朋友沒有跑路。

有時候葛偉坐在家裡翻手機通訊錄,幾百個人名滑過去,每一個都是能被稱為「朋友」的人,他們原先生活在一個世界裡。翻到最後一行,也找不到幾個能打電話的。其實他沒想藉錢,更不想抱怨(懦夫才這麼做)。如果可以的話,他只是想隨便聊些什麼,哪怕沒什麼可聊的,到江邊走走,或者只是喝杯茶也行。他並不怪罪他們,做了這麼多年的生意,利益交換的道理再明白不過,至於自己,「罪人是沒有避風港的」。

對於負債上億的人來說,睡眠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他每天吃兩粒安眠藥,有時更多。更多時候他毫無睡意,就開著車通宵在濱江路上跑。凌晨12點後,萬家燈火和霓虹燈都熄滅了,路上幾乎沒人,他隨便找個地方停車,坐在江邊一支接一支抽煙。有時候突然想起什麼,比如某一樁官司涉及的利息,就慌忙打開手機上的計算器,像神經質一樣一遍遍地算。

他試過很多辦法打發時間,準確地說是為了把大腦從痛苦的思緒中揪出來一會兒。他有時花幾個小時撥弄一片含羞草,看葉子展開又收起。或者整天在重慶街頭快走,上上下下,漫無目的,他相信身體的疲勞能抵消精神的痛苦,因為「重慶的棒棒是從來不會失眠的」。

在嘉陵江邊,有好幾次,他遇上一對撿廢品為生的殘疾夫妻,他在一邊看著,覺得自己和他們同病相憐,便拿出一百塊錢給他們。逐漸地,他身上堅硬的倔強蓋過了痛苦,「我身上還是有股勁的。」葛偉說,他決心把最後的籌碼壓上賭桌,「老子不得死!老子要翻起來!」

「做過房地產,你再也不會做其它行業了」

對於葛偉這一批商人來說,成也房地產,敗也房地產。

將近三十年前,海南房地產泡沫還沒有破滅。在海口的一家酒店裡,葛偉以12.5萬一畝的價格買到一塊土地,拿到建築圖紙和批文之後,連錢也沒交,出門轉手賣給下家,每畝加三萬。在當時,這種玩法叫「炒圖紙」——在物理世界沒發生任何改變的情況下,一張樓房設計圖加一紙批文就能賣出天價,之後再按更高的天價賣出去。人們堅信「總有人會接盤的」,就如同相信明天天上還會掉錢一樣。

1988年,海南建省,成立經濟特區,一時間出現「十萬人才下海南」,樓市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對象。 1991年,海南商品房價格為1400元/平米,兩年後就漲到了7500元/平米。巔峰時期,海南一省就有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這裡誕生了無數的財富神話,包括後來影響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萬通六君子。

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每個人都心知肚明。至於能不能賺錢,一靠膽量二看命。 1993年6月,海南的遊戲結束了,葛偉是成功上岸的人。

也是在那段時間,他斥資170萬買下位於海口的獨棟別墅,作為這套房子的中介,他後來的朋友陳松賺走了其中的20萬。葛偉感嘆,當年賺錢實在太容易了,這也讓他更加放膽,「雖然我不賭博,但我賭的都是(更大的),我是一個梭哈的性格」。

葛偉曾經位於海口的獨棟別墅 ©葛偉

每個出生於60年代的人都會面對數不清的機遇,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世界就像倍速播放的電影一樣日新月異。從很年輕的時候起,葛偉就自信這輩子不可能為錢煩惱。他頭腦靈活,膽子又大,八十年代在渝州大學(現重慶工商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倒賣過摩托車票,一張賣50,當時飯店裡一盤紅燒肉是三毛五分錢。

大學畢業後,他在一份跟城建有關的行業報紙當了一年記者。報社的廣告部和編輯部挨著,他一個月拿七十多塊錢的時候,廣告部的大哥們已經月入上萬了。葛偉總能看見他們提著皇冠密碼箱,啪嗒一聲打開,十元大鈔,一千塊一扎,塞得滿噹噹。

煙,一條條的阿詩瑪——當時是一種高檔香煙,「小伙子,抽吧!」大哥們對他說。他原本還有個當作家的夢想,但看見那些作家詩人們的窮酸樣,「還是賺錢要緊」。

八十年代是廣告行業的拓荒期,而報紙是不多的廣告渠道。陳松告訴我,當時他給一位老闆寫了篇專訪,刊登在他供職的小報上,酬金是18萬元。加入廣告部之後,葛偉賺到了第一桶金。那時他每天四點起床,坐七個小時長途車去各個縣市推銷廣告版面,豐厚的收入給他帶來巨大的動力。 1988年一年,他就賺了30萬,而當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為1746元。後來在海南炒房,這筆錢又被成倍地放大。

從行業媒體跳入房地產,這不是偶然。在當時,一個是渠道和流量,一個是剛需。葛偉的報社同事裡有位叫吳亞軍的年輕人,後來她參與創建了龍湖地產,一度成為中國女首富。 2020年,吳亞軍以990億元財富位列《2020胡潤全球房地產富豪榜》第12位。

葛偉喜歡讀歷史,明白一個地區進入發展軌道時,房地產是必不可少的,而彼時內地缺少資本,市場廣闊,這往往意味著暴利。很難說這個認識是開拓了他的視野,還是限制了他的視野。在此後二十多年的地產生意中,這個看法逐步僵化,成了他人生經驗的一部分——葛偉反复聽到並深以為然的一句話是,「做過房地產,你再也不會做其它行業了」。

1997年,重慶設立為直轄市,葛偉和幾位合夥人提著現金回鄉,成為一個真正的房地產商——他用100萬定金購得150畝地,幾年的時間,地價飛漲,一進一出之後,他獲得上千萬利潤。
1998年,國家實施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房地產時代正式拉開大幕。

財富是一個危險的東西

時代的浪潮製造了多少財富故事,就製造了多少同等的幻覺。葛偉喜歡冒險,這樣的人的命運,得到金錢和失去金錢一樣,都不完全是理性的結果。多少年以後,葛偉的朋友張懷坐在他位於「西郊莊園」的別墅裡,試圖總結葛偉的失敗,「財富是一個危險的東西。」他說,「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他以為自己在成長,實際上只是膨脹。」

「西郊莊園」是葛偉房地產生涯裡最得意的作品。正因為它,葛偉陷入破產的泥潭。莊園裡環境清雅,一幢幢淡黃色別墅分佈其間,茂密的草木間散落八匹一人高的銅馬,馬身已經有些斑駁,這是葛偉的審美。


西郊莊園

十年前的巔峰時期,葛偉的身價曾高達5個億。金錢源源不斷湧來之後,葛偉的潔癖和自律成了朋友圈中一件稀罕事。做生意幾十年來,他幾乎不煙不酒,連KTV也極少去,李齊多次邀請他去澳門賭博放鬆一下,無一不被他拒絕。多年來,他堅持鍛煉身體,每天跑步一小時,手機丟在車裡,天大的事也找不到他。

葛偉對完美有一種偏執。 1999年,葛偉看中了位於重慶九龍坡含谷鎮的230畝土地,準備在這裡建造別墅區。原因很簡單,他認為別墅是人類的終極居住形態,精緻、優雅、親近自然。早在海口那棟別墅居住時,他喜歡在颱風來臨時赤裸上身,到別墅花園中擁抱風雨。

從理性上講,當時選擇建別墅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行為。和葛偉一起從海南迴鄉創業的朋友都選了另一條路:他們買下市中心的地皮建快消商品房,數千套房子三個月一掃而空。內心深處,葛偉看不上這樣的生意,他去參觀這些朋友的樓盤,朋友興奮地告訴他,自己買的瓷磚有多便宜,用起來跟那些貴的沒什麼區別。葛偉沒說什麼,心中暗想,「怎麼會沒區別呢?這是給人住的房子,要建就要建最好的。」

那時候的葛偉看起來非常驕傲,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儘管很多朋友勸他,應該建一部分小型聯排別墅,面積小、總價低,資金回籠快。但葛偉不理會這些建議,他認為別墅是奢侈品,「豪宅,豪的就是空間」。

他對自己的能力很自信。為了完美,2003年,葛偉在建設「西郊莊園」別墅區的時候,請來了加拿大設計師保羅,樣板房的裝修交給了香港設計師團隊。他還專門從四川廣漢定制了純銅馬雕塑,每匹27萬,就連別墅區裡的樹木也要嚴格篩選,每一棵都要高於12.5米的別墅層高。

還是在很多年前,他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就體現出來了。他喜歡交「社會上的朋友」,覺得​​他們真實、接地氣,但又表現得特立獨行:一幫人賺到錢就去吃飯打牌,葛偉不打,在麻將桌旁邊看書。他喜歡讀書。他還開過一家火鍋店,叫「魯尼火鍋」——魯迅加尼采的意思。

在朋友眼中,他不是那種一見面就滿臉堆笑的商人,飯桌上遇見品行低俗的人,不管對方是再大的領導或再成功的商人,葛偉只會默默把賬結了回家,再不相見。 「其實他(賺錢)的機會比我們多很多,但是他都放棄了。」葛偉海南時期的合夥人吳琦說。當時很多人對他的印像是傲慢。我第二次見到葛偉那天,陳松也去他家中做客。說起那時的葛偉,這位江湖氣十足的商人坦誠地說:「當年我非常討厭他。」

上世紀90年代,陳松從海南迴來,承接了重慶市政府的城建項目,正為資金發愁。因為當年有過幫他買房的交情,便找到葛偉,希望他給些幫助。但那時的葛偉意氣風發,以一種近乎無視的態度拒絕了他。這讓陳松深受打擊。那次不愉快的接觸之後,陳松接下一門公路收費站的生意,巔峰時每天營收二十多萬。

對於葛偉來說,別墅似乎成了一種執念。極高的品質要求意味著更大的投入,從2003年起,他開始借入外債,最初是銀行,後來是貸款公司,再到個人。這為後來的崩盤埋下伏筆。

在魯磊看來,葛偉把西郊莊園當成了自己的作品,這是商人的大忌。朋友們認為他是有「情懷」的人。為了「情懷」,葛偉甚至做出一些今天看來頗為荒誕的事。他把普通別墅的售價定在三四百萬一棟,湖邊別墅賣七八百萬,而每棟別墅的成本不到二百萬。

李齊對西郊莊園的別墅頗為欣賞,作為朋友,他希望葛偉能給他打個折,購入一套,但葛偉二話沒說,拒絕了。當時樓盤做活動,五一期間購入能優惠幾萬塊錢,一位頗有身家的老闆帶著三位鄰居來看房,想每家買一套,只因簽合同的時間晚了三天,葛偉拒絕優惠,原價408萬的房子抹個零頭也不行,最後交易泡湯。

那時候,葛偉的負債已經上億,而且正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但在他看來並不是什麼問題——資金已經變成資產,是無論如何也跑不掉的。葛偉買地之後,國家就停止批准獨棟別墅建設用地,一位銀行行長告訴他,再過兩三年,西郊莊園的價格還要翻倍。葛偉下定決心要在這場賭局裡死扛到底,寧願每年繳納上千萬利息,也不願早點回籠資金,甚至在西郊莊園現金流緊張的時候,他又拿出幾千萬投資三期樓盤,指望快速賣出三期緩解西郊莊園的窘境。

幾年後,市場上聯排別墅增加(葛偉不認為那是真正的別墅),通往西郊莊園的路因取消收費站而時常造成大規模擁堵,西郊莊園突然無人問津了。

現在回憶起來,葛偉覺得2010年左右是他最輝煌的時候。那時,負債並不是什麼問題,從銀行拿錢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投資四萬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之後,這些資金又被地方政府和民間投資成倍放大。

「就像漲大水一樣,」現在葛偉的合夥人之一、做建築機械的劉遠告訴我,「只要你在河邊,到處都是魚,找錢的機會多得很,銀行追在屁股後面放貸」。葛偉沒有察覺到危險即將來臨,他指望這場豪賭能有個圓滿的結局。

直到2014年,持續的住房供應過剩及去庫存政策的推進,導致房地產市場轉入低迷。葛偉記憶中,那一年重慶有好幾位房地產商破產,當然也包括他自己。

失敗以一種慘敗的方式表現出來

2019年10月,葛偉將自己破產的經歷寫成1.6萬字長文,發在新註冊的公眾號上。之後,無數同病相憐的人找到他,訴說自己的苦痛。

陳松聯繫到葛偉,自從那次借錢之後,兩人已經二十多年沒見過了。他們相約在一間咖啡館,四目相對,感慨萬千。早在十年前,陳鬆就因為資金鍊斷裂破產,在一個充滿霉味的地下室裡住了兩年。現在,他每次出門都會在包裡放一副塑料框眼鏡,因為看守所裡是不讓帶金屬框眼鏡的。

48歲的劉遠看到文章之後,立馬聯繫葛偉見面。二十多年前,他幾乎與葛偉同一時間進入房地產行業,之後創立自己的建築機械公司,員工最多時達到872人。房地產建築市場驟然轉冷的時候,銀行抽貸九千萬,公司年產值狂跌90%。他賭紅了眼,拿出家中所有的錢,包括妻子存下的最後幾十萬塊錢,但局面沒有絲毫迴旋。他躲在朋友家裡,一些債主找到他老家,揚言要掘他祖墳。那時妻子懷上他們的第三個孩子,瞞著他打掉了。

終於有一天,他站上32層天台,思考自己要不要跳下去。他想了整整一夜,抽完了兩包煙。天剛亮,一位老婆婆上去晾衣服,就跟他打招呼:「你在做啥子啊小伙子?」他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好笑,索性不跳了。即便現在財務狀況已經緩解很多,但劉遠說到之前的事還是會眼圈發紅。

越來越多的人找到葛偉,他們把他看成一個符號,一個失敗過但努力再起的英雄,就像他們自己一樣。他在短視頻平台上的粉絲已經超過30萬,羅永浩轉發了有關他的新聞。這一切給了葛偉信心,他覺得總要做點什麼,為自己也為別人。

2020年4月,葛偉約了包括陳松和劉遠在內的幾位朋友喝茶,他們都是經歷過失敗的生意人,聊著聊著,這七位中年男女,曾經被人仰視的億萬富豪一個接一個哭起來。

沒人會否認葛偉幾乎是個真正的好人,類似的形容詞還包括,有情懷、有文化、有愛心……有很多事實可以提供證明:他曾持續資助一家福利院近十年;汶川地震第二天給災區捐了十萬;今年新冠疫情,他捐了1000元。錢打出去,銀行卡里只剩三百四十塊,那是他的全部身家。

但現在,當人們談起這個「好人」的時候,總要帶些惋惜的語氣。這場以葛偉為中心的地震波及甚廣,無數人被捲入餘震。之前為葛偉貸款擔保的中間人,現在在市場上賣手鍊為生;張懷為了接管西郊莊園的物業攤子,資金一時周轉不開,賣掉了一輛雷克薩斯;李齊的小貸公司最近幾年本就舉步維艱,加上葛偉的欠款無法歸還,一度瀕臨崩潰邊緣——值得一提的是,當年他沒買到的西郊莊園的房子,被葛偉以房抵貸,給了他五套,他一套也沒留,全部打對折賣出去了。

接管物業後,張懷的日子也不好過。莊園裡的住戶都是有錢人,但讓張懷苦惱的是,沒幾個人願意交每月一千出頭的物業費。後來他總結出一個道理,「你知道有錢人為什麼有錢嗎?」張懷說,「因為有錢人在乎錢。」

張懷身材寬大,蓄一臉絡腮鬍。他和葛偉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本質是生意人,但對藝術很嚮往。葛偉的家中有一個昂貴的銅馬,張懷的家卻像一個藝術畫廊,客廳裡擺著一架來自西班牙的銑床,或者說裝置藝術。他原本是葛偉的裝修承包商,兩人因脾性相投成為朋友。


葛偉曾經的8號別墅

在張懷的理解中,他和葛偉這代生意人大多是草莽英雄,隨著時代變化,「該死就死嘛」。他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所謂賺錢虧錢不過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在更具體的場景裡,失敗以一種慘烈的方式表現出來。

當一個人曾經是富豪,他所擁有的東西,金錢、名譽、尊嚴總會在決定性的時刻讓他投下更大的籌碼。 2014年,葛偉決定停止付息之前的幾個月,他在渝高廣場附近的辦公室裡試圖說服張懷給他投資。張懷覺得,葛偉彼時的激動溢於言表,他分不清這是他的真實想法還是為了借錢不得已的偽裝。他覺得面前這個人像一個吸毒者,而吸毒的人聽不進去任何勸告。張懷看著葛偉雙眼浸淚,最終什麼也沒說,回去之後,把二百萬打到了葛偉賬上。

事實上,在資金鍊瀕臨斷裂的時候,葛偉不止找做生意的朋友借錢。他也向承包商、公司員工和他們的家人借了錢。每個人都對他的人品有信心,即便拋開這一點,西郊莊園裡一百多棟別墅可是實實在在的。他對自己也有信心,一個踏准所有浪頭的房地產開發商不可能是普通人。

公司辦理破產後,葛偉全家還剩下1400萬現金和兩套房子。在旁人看來,這筆錢是他最後的保底資金,即便做些保守的理財,也不至於讓全家人潦倒生活。但葛偉覺得,這筆錢也是他的籌碼,是贏回尊嚴的最後機會。

他又一次選擇冒險,然後又一次失敗。

世界以完全陌生的邏輯運轉

葛偉想了很多種辦法翻盤。他二次創業,投資互聯網,但隔行如隔山,之前的邏輯行不通了。 2015年,他看中了中產社交和短視頻兩個項目,跟一位來自西安的互聯網從業者吃過一頓飯之後,就覺得項目大有可為,激動地在家裡走來走去,盤算著一旦成功,可能就是「下一個馬雲」。

他努力地消除對新領域的陌生感,至少讓自己不會顯得那麼不合時宜。他在手機裡下了有道詞典,什麼叫banner,什麼叫KPI,什麼叫日活,就像重新學一遍英文一樣,聽見不懂的詞就轉頭查,查完了繼續聽。他到上海,到杭州去找投資,年輕的投資經理坐在他面前,談論看起來簡陋的商業模式和無法形成的閉環,聽得他一愣一愣的,末了還不忘說一句,「你這(模型)跑不通啊」。

他還找到魯磊給他投資——葛偉還欠他800萬沒還,但這次他又投了400萬。魯磊是重慶一家律所的老闆,長著一張國字臉,有棱有角,身上有種不怒而威的氣質——這作為經商中的一項缺點,被他專門總結改正過,現在他即便早已身家過億,但無論見到誰都會率先露出笑臉。

從生出做互聯網的念頭僅僅三天之後,項目就上馬了。葛偉任命了一位據說很有經驗的互聯網從業者,按照當時主流的玩法,先砸錢,後賺錢,推廣活動一波接一波。

對於員工來說,葛偉絕對是個好老闆。就像原先做房地產公司一樣,他每天帶到辦公室兩條煙,大家一起抽。偶爾看見有員工在工作時打遊戲,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至於週末,每天的加班費是一千元,按時發放。後來有朋友聽說這件事,非常震驚,「你傻X啊?互聯網哪有什麼加班工資?」

起初的興奮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到2016年,互聯網融資環境急轉直下。看著賬面餘額,葛偉心裡逐漸開始發虛。這跟做房地產的時候不一樣,那時心裡踏實,花再多錢蓋房,歸根結底,資產只是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但互聯網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底洞,成百上千萬的資金砸下去就化為無形,「連灰都沒有」,APP的日活始終維持在個位數,他再次失敗了。

學習直播

他發現這個世界正以他完全陌生的邏輯運轉。幾年後,當他成了一個自媒體紅人,有很多家MCN機構找到他,給出的許諾包括但不限於幫他一年把粉絲漲到500萬,和羅永浩一樣的直播帶貨渠道,或者根據他的故事改編電影和網劇。

他起初又很興奮,感到自己再次踏入到洪流之中。有家MCN機構借他的名字收粉絲會員費,99元一個人,現在已經有上千粉絲「入群」,他們邊收錢,葛偉邊退,用自己的錢退。 「有時候我真的不懂他們,我缺的是這點錢嗎?」葛偉自言自語說。他和陳松站在家裡的陽台上,望向不遠處的嘉陵江,陳松語氣哽咽,「我真替他覺得不值」。

荒誕的故事總是發生在現實中。市場像個脾氣琢磨不定的小孩子,誰也說不准它下一秒給你的是什麼。破產帶給葛偉的教訓之一是,即便看見財富的大門打開,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走進去。

新的故事正在發生,只是沒人知道結局如何。與葛偉初次見面的第二天,他去到杭州考察供應鏈,為之後可能的直播帶貨做準備。因為失信人的身份,他無法搭乘飛機和高鐵,只能坐12個小時的動車,每天和各種商家聊到凌晨兩點,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參觀工廠。他不斷給自己信心——他必須給自己信心。

那一撥失意的商人正在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劉遠從天台上走下去之後,大睡了幾天,隨即重新振作起來。 2016年一年時間,他把員工團隊縮減至二百多人,原先砸進去兩三千萬但連個響兒也沒聽到的研發中心被全員裁撤,另聘新人。 「原來光靠喝酒,靠膽子大,(現在)不行了」。劉遠說。現在,他的公司研發了用於高層建築的升降梯,每台利潤是原先的五倍。
至於陳松,他只是想爭口氣,證明他們這些人一旦有機會,依然可以騰雲駕霧,重新成為社會的精英。

但每個人心裡都清楚,有些東西已經永遠地失去了。葛偉還有很多不願意講的故事,關於他的婚姻,關於他的家人,或許以後能聽他親口講出來,誰說得準呢。很多年前,在墨西哥坎昆海灘上,他一邊吃早餐,一邊看著一隻隻小海龜伸著頭,路過遮陽傘,路過擺在沙灘上的木質桌椅,向大海走去。那時他堅信,自己擁有的一切都是靠努力和勇敢掙來的。海浪拍岸,一波一波的,這是他記憶中最幸福的時刻。

◦ 文中劉遠為化名。

  來源    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