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的歷史作品,往往會替歷史人物腦補雄才大略

丘吉爾

文: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過去幾十年來,歷史專業研究的圈子變得越來越小,歷史學家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專業術語與又長又復雜的句子,他們的作品很多都非常難讀。

但其實並沒有必要寫成這樣。

歷史學家畢竟不是科學家。如果他們不能讓公眾讀懂他們的研究內容,那麼就會有其他人來填補這項空白。政治家或是其他領袖,便常常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誤用或濫用歷史而不被發現,因為大眾一般都對歷史知之甚少,故而很難反駁他們的說法。如今許多深受大眾喜愛的歷史作品,都是出自業餘歷史愛好者之手。這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但絕大多數卻並不怎麼好。

那些不好的歷史作品,只會告訴人們複雜歷史事實的部分真相。這類作品還會描述大量無法考證的歷史細節,比如有些作品會編造許多歷史人物的內心想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和美國外交官小威廉·布列特合著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傳記,但這本書卻飽受詬病。弗洛伊德從來沒有當面見過威爾遜,也沒有讀過威爾遜的個人日記,因為威爾遜根本就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弗洛伊德卻在書中言之鑿鑿地大談威爾遜內心的戀父情結和他常有的一種挫敗感。


♦ 弗洛伊德撰寫的伍德羅·威爾遜傳記

不好的歷史作品還可能會將一些歷史人物描繪得過於偉大,為歷史人物賦予他們本不可能具備的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就像在 1914 年幾乎所有的將領都確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會在很短時間內結束,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們又怎麼可能預料到西方戰線會長期僵持不下呢?

對於某些歷史事件,不好的歷史作品還經常沿用人們慣常認為的、一概而論的看法,卻不能用充分的史料來支撐這些論斷;同時,這些作品還會忽視與它們的論斷不符的史實。

比如,對於一戰結束時協約國與德國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人們一般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懲罰性的條約,正是這個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個論斷看上去的確很有說服力,尤其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知名人士也都支持這一看法。

但實際上,這種論調忽略了很多細緻的考慮。儘管德國確實戰敗了,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打擊,並未像許多德國人宣稱以及英美等國認為的那樣嚴重。戰爭賠款對德國來說的確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但遠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沉重。德國僅僅支付了部分賠款,希特勒在執政後便徹底廢除剩下的部分。如果說德國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確因為戰爭賠款而面臨過一些經濟問題的話,那也絕大多數是因為其本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引發的。

此外,德國的經濟狀況在 20 年代是逐漸改善的,而不是變得更差。那個時候,歐洲和全球的經濟都在復蘇,而德國甚至蘇聯也都逐漸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但美國的經濟大蕭條讓世界各國甚至是那些最強大的民主國家都受到極大的壓力;同時,各國均做出過一系列錯誤決策,包括德國國內一些政治家和將軍認為可以讓希特勒當權從而利用他。若沒有大蕭條和那些錯誤決策的出現,德國對別國的侵略以及後來的戰爭都可能不會發生。


♦ 《凡爾賽條約》英文版封面

不好的歷史作品正是忽略了歷史上的這些細節,反倒更願意向讀者講述一個看起來善惡分明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並不能讓我們深入了解歷史本身的複雜全貌。這種歷史告訴我們的經驗教訓太過於簡單,甚至本身就是錯誤的。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恰當地評價歷史,並以懷疑的態度來面對那些言之鑿鑿的歷史敘述。

歷史學家,尤其是過去的歷史學家,實際上也寫下過許多不好的甚至是帶有偏見的歷史作品。

在中世紀時,基督教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是一部天主教會戰勝一切的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往往將大英帝國視為歷史發展的推動者,認為當時世界發展的繁榮局面正是由英國稱霸全球帶來的。而法國、德國、俄羅斯以及美國的歷史學家也都像英國的歷史學家一樣,將本國的歷史置於推動世界發展的中心位置。他們的作品往往就像史詩一樣,裡面充斥著善惡分明的英雄與反派,以及許許多多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曾說,這些歷史可以支持我們渡過困難的時刻,但這充其量只能算「 溫室中的歷史 」 ,歷史學家的角色就應該是挑戰甚至揭露那些民族主義的神話:「 這種神話的幻滅是一個社會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做出了一項艱難卻又明智的決策,他們允許歷史學家研究二戰的軍事史。換言之,他們招募專業的歷史學家,讓他們不受限制地查閱和使用各種檔案。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敘述不僅沒有掩蓋盟軍的錯誤和失敗,還努力展現出這場偉大而復雜的戰爭的全貌。

其中英國的例子非常有趣。起初英國政府給予丘吉爾自由使用所有記錄的權限,還給予他非常優厚的稅收減免,以便他能寫下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偉大歷史。英國政府這樣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在美國和蘇聯蜂擁出版二戰回憶錄與歷史作品之前,英國已經擁有一份從本國立場寫就的戰爭記錄。然而結果卻像戴維·雷諾茲所說,丘吉爾撰寫的二戰史只是一個官方的權威的大而全的作品,其中許多棘手的話題都被掩蓋了。


♦ 丘吉爾撰寫的二戰史

例如,丘吉爾很少提到,1940 年 5 月戰爭最困難的時候,英國內閣也產生了許多分歧。在丘吉爾的敘述中,在法國被納粹佔領後,英國內部似乎沒有人討論過他們下一步該怎麼做,大家一致認為英國應該繼續獨自堅持抵抗。他在書中寫道:「 我們的後人們將會發現,戰時內閣根本就沒有討論過英國是否應該單槍匹馬堅持戰鬥的話題。當時英國各黨派人士都一致認為堅持戰鬥是理所應當的事情。而且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時間討論這些不切實際的理論性問題。 」 但實際上,有記錄顯示,當時英國內閣的確考慮過其他選擇,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英國還曾計劃請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居間調停,以促成和平談判。後來,英國內閣認為此舉並不會使情況有任何改觀,反倒可能打擊英軍的士氣,於是才做出了繼續戰鬥的重大決策。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爆發,英國政府就打算為這場戰爭編寫一部官方歷史。 1946 年戰爭結束後,英國政府即委任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詹姆斯·巴特勒爵士組織編寫一套關於二戰的叢書,主要記錄英國在戰爭中各方面的努力。巴特勒曾明確表示,為保證這套叢書的質量,他希望能選擇一些聲名遠播的獨立學者參與編寫,而不是選擇那些來自英國軍方的專家。他還要求自己選擇的歷史學家應該完全不受限制地查閱所有的相關資料,並且能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完全自由地根據他們的發現撰寫歷史。因此,這套英國官方編寫的戰爭史內容非常詳實,對很多歷史問題的態度也非常坦誠,同時展現了英國內部對一些問題的爭議。


♦ 歷史學家James Montagu Butler

例如,在談及轟炸德國時,書中直言不諱地披露了英國的決策過程。當時英國空軍高層對區域轟炸和精確目標轟炸到底哪一種才是打擊德國最有效的方式存在爭議,而更多人傾向採取區域轟炸。所謂區域轟炸是指對指定城市和村鎮等大目標進行無差別轟炸,而不是對一些更精確的如軍工廠或燃料倉庫進行轟炸。英國空軍部在 1959 年對這套叢書提出抗議,他們認為揭露空軍的內部爭論可能有損英國皇家空軍的形象。但時任內閣秘書諾曼·布魯克爵士對此給出堅定的答复:

「 歷史不能被用來粉飾過去的污點。相反,如果我們能正確面對那些難以啟齒的話題,未來政府將從這些過去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 」

秉筆直書的歷史不一定總會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負責撰寫英國轟炸這一事件的歷史學家諾布爾·弗蘭克蘭,曾因自己的作品而被他人惡意攻擊。雖然他也曾親自參與當年的轟炸行動,並且獲得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但英國保守派媒體卻屢屢暗示他當年並不勝任這一工作(實際上,他的確曾因肺炎停飛8週,但病癒後他又繼續參與了轟炸)。那些批評者曾錯誤地認為,弗蘭克蘭當年連德國戰場都沒有去過,同時堅稱只有親身參與過戰爭的人才最有可能了解真實情況。儘管有些言辭激烈的批評者也承認,他們並未讀過弗蘭克蘭的作品或是只讀過一點點,但這絲毫沒有妨礙他們繼續發出惡評。

弗蘭克蘭曾在他的作品中表示,戰爭結束前集中用於轟炸德國的彈藥和裝備,實際上可以被用於其他更有需要的地方,而轟炸是否真正打擊了德軍士氣是值得商榷的。他的這些觀點很快就被聲討者渲染成他說過「 轟炸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失敗 」 ,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說過類似的話。批評者還宣稱,弗蘭克蘭的作品侮辱了對那些在戰爭中犧牲者的紀念,也傷害了那些倖存者和他們家人的感情。一位議員曾表示,弗蘭克蘭是那種典型的言辭尖刻、說話不負責任的作家,可以為了賺錢而寫出各種駭人聽聞的內容。


♦Anthony Noble Frankland撰寫的二戰史

一般來說,公眾對歷史學家的作品的態度,與每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息息相關。

20 世紀 50 年代末,英國經歷了一個重新自我定位的時期,當時英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衰落,同時國內也面臨很多棘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對英國的消耗巨大。儘管危機後繼任的保守黨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極力保持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顯而易見美國才是佔據主導位置的一方,大英帝國的勢力不斷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人來說,是一個光榮而又英勇的重要時刻,英國人在戰爭中團結一致,同時英國又是同盟國中的三巨頭之一。弗蘭克蘭的作品對當年英軍轟炸行動的細緻、翔實記述,以及對英國空軍內部分歧和爭端的揭露,無疑給英國人對二戰的高漲情緒潑了一盆冷水。

當歷史學家指出過往歷史敘述存在的疑點時,往往會引起人們強烈地不滿。人們真的想知道那些像丘吉爾一樣的英雄人物也犯過低級錯誤嗎?人們真的想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轟炸德國的計劃是否真的在實際效果和道德層面都有待商榷嗎?人們也真的想知道約翰·肯尼迪多種疾病纏身,需要依靠止痛藥度日嗎?

我認為人們是想知道這些的。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更是因為複雜翔實的描述,比一個簡單化的說法,更能滿足一個心智成熟的人的內心。我們依然可以擁有那些英雄,依然可以對過去的正確或錯誤保持自己的看法,同時我們也依然可以因為某些歷史事件的結果比其他可能更好而感到開心。但我們更應該去接受真實的歷史,它們就像是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從來都不是絕對的非黑即白。

但是,在近現代史領域,就像弗蘭克蘭曾被人們批評的,歷史學家經常會被人們指責:如果他們沒能親身經歷某段歷史,他們是沒有發言權的。這種看法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他們認為某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是生長於某些特殊年代的人,一定會比後人更了解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

然而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即使親歷某些歷史事件,人們也不一定會對這些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事實上,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

例如,我的確曾親歷過古巴導彈危機那段時間,但那時我所了解的一切全都來自媒體報導。同其他幾百萬普通人一樣,我全然不知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為了處理這場危機曾發生的激烈衝突,也不曾了解肯尼迪同蘇聯存在秘密溝通渠道,或是蘇聯已經在古巴部署好了核武器。我也不知道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準備好讓自己的國家毀滅,如果此舉可以讓蘇聯在冷戰中更接近勝利的話。以上這些事情都是過去很久之後,才隨著雙方機密檔案的公開被人們熟知。因此我們才能對當時的情況有更細緻更全面的認識。同樣,那些二戰老兵在轟炸行動中的親身經歷與那段歷史的實際情況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差距。儘管他們熟知冒著生命危險而飛臨德國上空時的感覺,但他們並不了解曾在白廳發生的那些爭論,也不了解他們投下的炸彈將帶來什麼影響。這些問題的真實情況,只有在事後通過研究和分析才能被慢慢發掘和還原出來。

而且,我們的記憶也並不總是那麼準確。美國的一位著名政治家迪安·艾奇遜,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當年珍珠港事件發生的情況,生動地回憶了當年羅斯福總統決定進一步製裁的情景。就在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當天,艾奇遜和羅斯福總統及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一道在總統辦公室,決定凍結日本在美資產,這是美國邁向對日宣戰的重要一步。艾奇遜寫道:「 總統當時坐在辦公桌前,赫爾坐在他對面,我就坐在國務卿的旁邊。 」 然而,他的秘書後來在調查檔案記錄之後卻發現,當天赫爾根本就不在華盛頓。


♦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

我們總是誤以為自己的記憶就像那些刻在石頭上的字一樣牢固,事情一旦發生,我們的記憶就絕對不會改變了,我們的記憶一定是符合事實的。然而記憶不僅僅是有選擇的,同時還很容易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

我們修改關於自己過去的記憶,一方面是出於人類的一種本能,我們總想讓自己在歷史中的角色更有吸引力或者更重要。另一方面,我們會改變那些記憶,是因為隨著世易時移,對待很多問題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裡,法國和英國會紀念那些在戰爭中傷亡的人,認為他們是為保衛祖國而捐軀的英雄。然而直到後來人們關於這場戰爭的神話破滅時,法國和英國公眾才開始將那些死傷者視為一場徒勞戰爭的無辜受害者。

此外,人們也更願意刪除記憶中那些看上去不合時宜或是不再正確的東西。當我訪問一些曾生活在殖民時期英屬印度(Raj)地區的英國女性時,我總會問她們,英國統治者和那些被統治的印度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她們都不約而同地回答,各種族之間向來都沒有任何緊張關係,英國人也從來沒有表現出種族主義的態度。然而,我們在一些諸如書信或日記的當代史料中發現,當時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生活在印度的英國人都認為印度人比自己低等。普里莫·萊維曾警告後人說:「 人們往往會對那些記憶進行美化、潤色,用更完美的記憶取代那些最原本的記憶。 」

隨著我們對過去越來越了解,那些關於過去的了解,也會變成我們記憶的一部分。以色列猶太人屠殺紀念館的館長曾遺憾地表示,他們收集到的絕大多數口述歷史都是不可靠的。大屠殺的倖存者常認為他們都曾親眼目睹那些暴行,但事實上他們當時身處的地方卻離那些慘案發生的現場非常遙遠。

質疑人們講述的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有時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是由我們的歷史塑造的,與歷史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決定相信哪個版本的歷史,或者決定要記住什麼、遺忘什麼的時候,都很容易引起波瀾。而好的歷史作品,不應迴避這種危險與波瀾。

本文摘選自《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加]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孫唯瀚 /譯,一頁folio出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獲出品方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標題系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Margaret MacMillan)是當代西方史學界聲譽卓著的人物,主要研究領域是一戰史、國際關係及外交史,現為牛津大學教授。

 

來源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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