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傳頌的「神童」典故,滿佈著成人的扭曲慾望

神童

文:言九林

說一說「 神童」的歷史。

中國自古盛產各種「 神童」。比如《史記》裡就說,甘羅十二歲時已長袖善舞,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讓燕趙兩國互毆,為秦國得到了十多座城池。桑弘羊十三歲時,也已因擅長「 心計」(大概是心算的意思)做了「 侍中」,成了漢武帝身邊的寵臣。

其實,甘羅的事蹟只是一個神話。梁玉繩《史記志疑》裡說得明白,構成甘羅故事的那些基本要件,如秦國主動送還燕太子丹、趙攻下燕國三十城後給了秦國十一座等,均非事實。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們,常習慣性地將那些靠國力真刀真槍拼出來的歷史事件,做一番扭曲性包裝,然後歸為自己或其他縱橫名家的口舌之功。甘羅的「 神童」故事,正是這種扭曲性包裝的集大成者。

甘羅大體可算中國神童崇拜的開端

桑弘羊的故事,則是一種典型的「 選擇性美化」。他確實是在13歲的時候成了漢武帝身邊的「 侍中」,後來也確實因為很擅長算計民眾的錢袋子而被漢武帝倚重,成了極受寵信的左膀右臂。但,西漢皇帝(尤其是漢武帝)的「 侍中」,本來就普遍年齡偏小。張闢強做侍中時只有15歲;霍去病做侍中是18歲,其弟霍光更小一些,大約13-15歲;金日磾做侍中時只有14歲,他的兩個兒子後來也做過侍中,年齡只有8-9歲。

皇帝之所以選這個年齡段之人到身邊,其實是為了培養一批尚未與其他政治勢力交結、日後可以最大程度忠於自己的人才。人選來之後,皇帝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 培養」這些人,讓他們更好地為自己服務。於是,並非「 軍事神童」的衛青(也做過侍中)和霍去病,後來成了將才;並非「 數學神童」的桑弘羊,後來成了擅長「 心計」的斂財能手。當傳播者有意無意忽略掉上述背景,原本普普通通(或許略有長材)的桑弘羊,就很自然地成了天賦超常的所謂的「 神童」。

桑弘羊從來就不是什麼「 神童」

漢代選官的方式是「 徵辟察舉」,也就是依賴政學兩界名人們的推薦。一個人聲望越大,就越有機會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舉的機會。於是,讓孩子在幼年時代成為「 神童」,更早地曝光在鄉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視線之中,就成了一條邁向仕途的捷徑。這也是為何《漢書》《後漢書》與《三國志》當中,有大量的政治人物「 弱冠」就已「 知名州郡」。

對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而言,成為「 神童」一點都不難。比如孔融,爺爺是鉅鹿太守,父親是泰山都尉,還頂著孔子後裔的光環,他在兄弟們中間讓個梨,去名士李膺家裡串個門抖幾句機靈,就已足以載入史冊。陸績的父親是廬江太守,也只需要在6歲時,跑去袁術的宴會上偷幾個橘子,再說一番「 拿回去給母親吃」之類的話,就可以在「 舉孝廉」這個領域,將其他的競爭者遠遠甩在身後。這類「 神童」越來越多,結果就是朝廷與地方的上升渠道裡「 多英雋而遺舊齒」,到處都是做過「 神童」的年輕人,中老年知識分子只能靠邊站——這是漢末益州名士秦宓,為了推荐一位自己看中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對益州牧劉焉發的牢騷。

孔融像

漢末最著名的「 神童」,是曹操的兒子曹沖。 《三國志》裡說他五六歲的時候,「 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智力發育就已經與成人差不多了。且提供了一項證據,就是著名的「 曹沖稱像」。其實,所謂「 曹沖稱像」不過是一次成功的「 神童營銷事件」。據陳寅恪、季羨林的考證,早在曹沖之前,自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典籍中,就已有一模一樣的稱像故事。

東漢順帝時,皇宮之中已供奉浮屠,佛教典籍也已在上層社會流傳。曹操父子恰又是喜讀佛經之人。其中,曹沖的兄長曹植不但「 留連嗟玩」佛經,還曾仿照「 梵音」來唱頌漢文寫的詩詞文章。曹沖把佛經裡的稱像故事搬入現實,成就了自己「 神童」的美名;曹沖的侄子曹叡,為了鞏固太子之位,也曾於十五六歲時,將佛經裡的「 鹿母本生」故事,用在了現實政治當中,讓父親曹丕刮目相看。

《雜寶藏經》中的稱像故事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場。三國兩晉時,許多人常用自己政治圈和知識圈的名望,來為「 神童」們抬轎子,比如東晉人桓彝,史書說他喜歡提拔人才,「 或得之孩抱」——有些還是襁褓中的嬰兒,就已得到了桓彝的「 神童」認證。到了南北朝時代,又出現了《幼童傳》這種匯集古往今來神童故事的大部頭參考書。

「 神童生意」發達,「 神童」數量自然也多。什麼六歲能寫​​文、七歲能作詩,可以說是兩晉與南朝政壇、文壇名人的標配。有學者統計稱,「 在兩晉南朝的歷史典籍中,關於歷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記載超過了六十處」。

成語「 江郎才盡」的主角江淹,即號稱神童,六歲就會寫詩

進入唐宋後,中國的「 神童」遊戲,玩法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引髮變化的是科舉。科舉旨在以考試的手段,將體制內上升通道的控制權,從士族手裡轉移到皇權手裡。考試看的是卷面成績,不是個人名望。一個人在鄉鎮州郡被稱作「 神童」,並不意味著他在參加科舉考試時,會比其他人更有優勢。但朝廷沒有否認「 神童」這個概念的真實性。為了找出那些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兒童,唐宋兩代都設有「 童子科」考試。也就是說,靠自己作秀和別人抬轎子來成為「 神童」的路徑結束了,新時代的「 神童」,要通過考試產生。

按唐代童子科的規定,想要成為朝廷認證的「 神童」,繼而拿到進入體制的船票,年齡必須在十歲以下,學業上要么能「 通一經」,也就是精通朝廷指定經書中的某一部;要么能將《孝經》《論語》等書的內容背誦至少「 十通」。前者考理解力,後者考記憶力。制度設計似乎比較合理,但執行上常出現篡改年齡之類的問題。資料上寫著只有七八歲,坐在考場裡卻是人高馬大。

唐代最著名的神童是劉晏。 《三字經》裡有一句關於他的記載,說「 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意思是他七歲的時候通過考試,被朝廷認證為「 神童」,然後進入體製做了「 秘書省正字」這個官職。其實,劉晏的入仕,並非因為他是「 神童」,而是靠著寫了一篇文章,對唐玄宗勞民傷財的封禪之舉極盡歌頌之能事。小小年紀溜鬚拍馬玩政治投機,於是得以破格上位。按制度,劉晏7歲成為神童,還必須等待11年,也就是成年之後才能出來做官。他的家人等待不了,安排劉晏在11歲上向唐玄宗獻文拍馬。次年,劉晏就破例被授予了正式官職。

寫入《三字經》的「 神童」劉晏並不值得效仿

宋代的神童考試,年齡標準是15歲以下,比唐代要松許多。如果能「 通經」,也就是精通某一本經書,或者會「 作詩賦」,可以由地方州縣推舉給朝廷,由皇帝親自面試,再送往中書省複試。通過者授予「 神童」認證。

當時最著名的「 神童」出產地,是江西饒州。宋神宗元豐年間,饒州有一名叫做朱天錫的十一歲兒童,因為能背誦七本經書,被宋神宗認證為「 神童」,並賜錢五萬貫。全家人一步登天,實現了人生的逆轉與階層的躍升。在榜樣力量的驅使下,饒州略有能力的父母們,集體掀起了一場製造「 神童」的熱潮。製造的主要方式,是強迫孩子從三四歲開始,就每日里背誦經書,理解與否並不重要,只求背得滾瓜爛熟。從1124年到1173年,江西舉神童23次,其中饒州就有19人次。這些「 神童」的技能,全部是「 背經」。王安石名作《傷仲永》裡那位「 方仲永」,小時候聰明極了,長大後卻變成了平常人,多半正是這場「 神童熱」的失敗品。

寫《傷仲永》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見證了家鄉的「 神童熱」

對底層略有能力的父母來說,強迫孩子死記硬背去成為「 神童」,較之給他們延請教師去參加正規科舉,是更省錢省力的事情,也更容易見效果。對宋神宗、宋徽宗這樣的皇帝來說,「 神童」越多,意味著自己對國家的治理越有成效。

所以,不僅僅是江西饒州,「 神童熱」在當時成了一種全國性現象。許多人帶著孩子,信心滿滿地前往開封,要求皇帝聽自家「 神童」流利地背誦經典。結果鬧到皇帝們也不勝其煩。比如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詔書裡發牢騷說,「 童子陳書乞誦書今又九人,愈見滋多」——今天又有九個孩子跑來要求我聽他們背書,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政和四年,開封城裡的「 小學」之中,8-12歲、專門練背書的學生,一度達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況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饒州兒童,十歲可以背誦七本經書,被宋高宗認證為「 神童」。隨後,全國各地的「 小背書家」們由家長帶著來到杭州,史載「 求試者云集」。朝廷不勝其擾,只好給這些人賞賜了一些布帛,再勸他們回去。為了控制「 小背書家」的數量,宋孝宗時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誦式「 神童」的收益;再後來,為了免受煩惱,宋理宗乾脆下旨廢掉了童子科。

至此,中國古代種種荒唐的「 神童遊戲」,基本告一段落。清代沒有童子科,只設置童試作為科舉考試的預備選拔,一個人十來歲可以參加童試,也可能六十多歲了還在參加童試。元明兩代雖然設有童子科,但通過者獲得的,只是一種前往高等學校(比如國子學)就讀的資格,並不意味著可以直接進入體制。

當「 神童」二字不再附著成人世界的種種扭曲慾望,「 神童」這個群體,也很自然地從歷史前台消失了。

參考資料

①王子今,《甘羅童冠立功故事辨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

②孫鍵,《西漢侍中述論》,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③徐儷成,《「 神童」背後多神話》,澎湃新聞2017年6月1日。

④王佺,《唐代幹謁與文學》,中華書局,2011,第65頁。

⑤黃啟昌,《宋代童試漫話》,《華夏文化》1995年第1期。

來源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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