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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真相!中國古代專制嗎?

天壇
文:章閣

自從1949年,中共篡權之後,中共大中小學的教科書中,將秦朝至清朝結束,界定為絕對的君主專制,「高度中央集權」、「封建君主專制」成為大陸史學課本常見用語。 在黨文化幾十年的灌輸下,世人的思想被打上深深的「專制」、「中央集權」的烙印。當人們一提起中國古代王朝,認為是「專制」幾乎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式。更有甚者認為,從秦始皇以來至清朝,中國的王朝歷史都是黑暗的、落後的、專制的。

那麼,究竟什麼是專制

「專制」政體源流

中國古代書籍中,確有專制一詞,但無「專制」政體。在《史記》、《韓非子》、《左傳》等古籍中,所出現「專制」一詞,多指後宮干政,或大臣以下犯上掌控朝政,代替國君擅權獨斷,妄加干涉皇權。倘若國君不聽諫言,濫用皇權肆意妄為,史官也用「專制」一詞作為對人君德行的評價。所以「專制」一詞,在中國古籍中多為貶義。

將「專制」作為政體,來自日本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學界所翻譯的西方學說。1866年,福澤諭吉編譯《西洋事情》將「despot」音譯,意譯為「立君獨裁」,將中國政治稱為「立君獨裁」。《西洋事情》在日本明治時期影響非常大,因此書中觀點也廣為人知。1872年,中村正直翻譯穆勒《自由論》,將其中的「despotism」意譯為「霸政」。1876年,日本人何禮之根據英譯本將孟德斯鳩所著《論法的精神》譯成日文即《萬法精理》,書中以「專制政治」一詞對譯「despotism」。此書卷8第21回「論支那帝國」,譯者根據英譯版本,將中國歸納為專制國家。從此,「專制政體」一詞流行於日本。

清朝末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從日本引進該詞譯語,其意涵包括「專制主義、絕對君主制及獨裁」多層意思。「專制政體」在中國廣泛流行後,通常用來描述古代中國傳統君主的政治型態。據1908年出版的《東中大辭典》詞條「君主專制」釋義:「君主總攬國務,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獨斷獨行,恣意處理者是也。」

中共篡權後,為破壞民族文化,粉飾自身的暴力統治,為「專制」一詞強加內涵,變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封建君主專制」、「專制獨裁」,以此形容中國古代王朝的政治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人身上,詆毀古代帝王。企圖用「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等字眼,將中國傳統文化一筆勾銷。為挑動仇恨與邪性,中共文痞從浩如煙海的歷史中,搜羅幾個昏君、冤案、蕭牆之亂,為中共的非法統治找依據,為共產邪黨的階級史觀作註腳。

在黨文化一言堂的謊言欺騙下,國人真的以為中國古代就是封建的高度的中央集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約束至高無上的君王!

應神受命 爲天之子

古代對天子的定義:「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皇帝身為九五之尊,他們仍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約束。每當遇到上天降災,天呈異象,還要躬身自省,不時的下罪己詔,向上天懺悔。在古人的思路中,神賦予天子權力不是為了讓他享樂,為所欲為,而是讓他用權力為子民做事。用儒家的觀點理解,仁者愛人。作為君王要有仁心、施仁政、順民心,這樣他才能合法的存在下去。君權神授,上天既給了天子權力,同時又給了他限制。

中國古代統政理念認為,敬天法祖,勤政愛民是禮對皇帝的基本要求,也是皇帝行使皇權的基本準則。天子上對皇天、下對庶民,擔負著雙重使命,既要上承天道,建立中正的治國法則,又要下撫黎民,使其順應於道。那些奉天命的人君,不僅要尊重民意,並且還要傾聽民聲,接受民意的考驗。

古代天子聽政,命公、卿以至列士進獻詩章,樂官獻曲,史官獻史書,還有「百工諫,庶人傳話,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然後國君考慮哪些政令利於民生。所以古代政治起著疏導的作用,溝通上下君民之情。

 

翻開《太平御覽》皇王部,古代帝王學的是如何修繕帝德,育民愛民的王道。《禮記》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禦」。天子以道德作為車駕,以樂舞作為駕車者。將德與樂推廣到天下,諸侯禮尚往來,大夫以信義相互考察,百姓以睦鄰原則維護鄰裡關係,將這些合在一起,天下就會大順。

帝王小時候讀的是儒家四書五經,史記,詩賦。很多帝王敬天信神,遵從祖訓,敬畏民心。中國古代的宰相制,禦史制(諫諍君王)以及徵辟制(提拔士人從政)、科舉制等,也從道德層面限制著君王的一些權力。歷朝歷代,由史官秉筆直書帝王言行;由人臣評定君王生前德行的諡法,這些都使君王注意自己的言行。

自秦朝至清朝兩千多年來,君權是中樞。整個社會秩序、官僚系統與文化秩序的建立和運作,都依賴於君權的統攝和行使。「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法自君出,大臣執行律法,而百姓是律法的受領者。但這並不是說,皇帝擁有一切特權,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受到法律的約束和限制。

中國史上,天子制定法律,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即黃帝、老子所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裡的天,不是空空如也的蒼天,也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事萬物的神。古人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也是帝王統政的基礎。由此派生的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歷史。

詔制敕頒布程序

以隋、唐、宋、明四朝部分史實為例。隋朝時期,通常詔書確立當朝大政方略以及根本制度,包括政經、軍政、律法等方面。制、敕多指天子對具體人事發布的命令。隋朝時,詔、制、敕從形成到頒布,需經幾個環節。

一、文武百官、王公宗親上奏獻策,奏事提議。臣子所奏之事,隋文帝裁定後,直接宣出,由內史省起草。

二、凡是軍國大事,機密要務,須經內史令、納言、黃門侍郎、左右僕射等主掌機密或掌管朝政的宰相大臣集體討論,對可行之事決議後,進行籌劃,並將集體討論的結果上奏於天子,由皇帝裁決予以批准。

三、最高決策一旦形成,詔、制、敕文書則由內史侍郎起草,上呈天子御畫,再經內史令以下聯署,交送門下省。

四、經皇帝御畫和內史省官員簽署的文書,由門下省負責審核。如果對文書持反對意見,有權對原文書驳正封还。

五、經內史、門下二省起草、審核、簽署的詔、制、敕文書,上呈覆奏皇帝御畫之後,完成最後一道程序,就具備法律效力。

從上述文書形成的整個程序看,這一制度很有剛性。開皇九年,隋朝滅陳,內史令李德林曾向隋文帝進獻平陳方策,論功行賞,他被封為柱國,獲得厚賞。晉王楊廣已經宣敕,但因尚書高熲等大臣的反對,隋文帝只好作罷。文帝握有最高權力,如果門下省不同意,即便已經宣布的敕令也是無效。隋朝末年,宇文化及發動江都之變,弒殺隋煬帝,立文帝之孫楊浩為傀儡皇帝。他頒發矯詔,仍會派令史讓楊浩畫敕簽署,才能頒發這封矯詔。

唐朝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六部指吏、禮、戶、兵、刑、工部。皇帝頒布旨意的程序,先由中書省起草詔令,經門下省同意及副署,再交給尚書省執行。凡是正式生效的詔書上,有皇帝御書「敕」字,敕字之下,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最後由尚書省執行。如果門下省對詔令持反對意見,有權對原詔書塗改批註,再送還中書省重新擬定,此舉稱為「塗歸」,也稱為「封駁」、「封還」、「駁還」等。

武則天臨朝稱制,大臣劉禕之悄悄對鳳閣舍人賈大隱說,不如太后返還朝政,以安天下民心。此話傳到武氏耳中,令其大為不悅。垂拱三年(687年),有人誣告劉禕之收受賄賂,武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審訊此事。

王本立出示武氏敕令,劉禕之看了一下文書,說道:「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武則天稱制,改稱中書省為「鳳閣」,改稱門下省為「鸞台」。 言外之意,不經過下級官員複審簽署,僅憑她一人下的命令,怎能稱為「敕」。

受現代宮廷古裝劇的影響,人們認為皇帝金口玉言,只要他想幹什麼,要什麼,想殺誰,都是一句話的事。在不少正史記載中,君臨天下的帝王,獨掌乾綱,但他行事依然要和大臣商量。用今天的話說,皇帝掌握著最高立法權及終裁權,宰相掌握著最高行政權,台諫掌握著監察權,三者互相尊重,君臣上下共治社稷,形成穩固的中央架構。

相權的約束力

宋朝時有一句話:「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皇帝下的制敕,如果沒有宰相聯署同意,詔書不能頒行。

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病逝,臨朝稱制的劉太后就想以普通宮人之禮安葬李妃。宰相呂夷簡奏請理應厚葬。劉太后很不高興,怪他管地實在太多,連後宮的事都要管。呂宰相直言不諱地說道:「臣身為宰相,不分內外之事,都應參與料理。」

宋朝宰相職權範圍很廣,幾乎事無巨細。當朝天子處理政事得失、百官升遷與罷免、社稷百姓安危、號令施行是否順利、蠻夷是否臣服、錢財糧穀儲蓄情況等等,皆由宰相委任與負責。所以宰相協理天下之事,無所不包。

仁宗一朝,宮中有些嬪妃久沒升遷,屢次奏請仁宗予以拔擢。仁宗回答:「這沒有先例,朝廷不會答應。」嬪妃反問:「聖上的話一出口即為敕,誰敢不從?」仁宗笑著說:「看來你是不信。不如就試試,降旨政府。」仁宗旨意下達後,臣子回奏:「無法。」那意思是,沒有先例,不合法,旨意無效。仁宗拿著朝臣的批覆,一面給嬪妃看,一面解釋:「凡事必與大臣商議,他們同意之後,才可成為詔敕。」

或有些嬪妃討要封賞,仁宗沒有推辭,在彩箋上寫下「某宮某氏轉任某官」字樣。眾嬪妃拿著皇帝的「推薦書」到宮廷財務處請求加薪,財務官一概不承認。眾妃只好悻悻離去,無功而返。她們當著仁宗的面撕毀皇帝寫的「聖旨」,抱怨地說:「原來真的不行啊。」

宋真宗時期,真宗曾派使者拿著他的手詔到兩省,想讓宰相升劉氏為貴妃。有「聖相」美譽的李沆當著使者的面,燒掉了詔書,並對他說:「你回去復命,只說大臣李沆認為不可。」使者回稟天子,真宗聽罷,便沒有再議此事。

在古代,由禁中或皇帝直接發出的詔令,稱為手詔、中詔,也稱墨詔、墨敕。因手詔由皇帝自行決定,缺少起草和頒布過程所受的監督,容易出錯,所以一直不能算是正式的詔書。

臣子諫諍 撼動帝心

隋朝官員趙綽性情剛毅,為人實誠。因他辦事公允,審理得當,隋文帝命他擔任大法官。

有一天,有兩個人在街上用成色劣質的銅錢騙換好的銅錢,被巡邏官兵當場抓獲。大臣將此事上報隋文帝,文帝下令處以死刑。趙綽說:「這兩個人只該判杖刑。處死他們就是非法。」文帝龍顏不悅,說:「這不關你的事!」

接下來的對話頗為精采。趙綽勸諫文帝:「當初,陛下覺得我不陰暗愚昧,才任我做法官。現在陛下想要隨意殺人,怎能不關臣的事?」文帝說:「你撼不動大樹,就該退下!」趙綽說:「臣希望感動的是皇上的心,哪裡想要撼動大樹!」文帝說:「喝湯的人,如果湯太熱就會放在一邊。天子的權威,你竟敢也要觸犯?」

趙綽一面跪拜,一面向前更進一步。文帝呵斥他退下,他就是不退。最後,文帝自己氣得進入了殿後。此後,隋文帝見他心地耿直,為人忠實,常常召請他去內閣討論國家要事。皇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權限無比。但他也不能隨心所欲濫施權威,枉殺子民。

天下道理最大

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君前進對,回奏道:「太祖皇帝曾問宰相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回答:『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次稱善。知道道理為大,一定不會以私人意願行事,從而失去公允與中正。」宋孝宗很認同,他說:「當然,不能任由私人意願任意妄為。」

孝宗常常思考「道理最大」,認為其祖處理每件事,都會按照一定的道理行事。如此一來,天下怎能不治?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長住中國二十七年。他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成手記,後經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整理成冊,定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書中有一段記載:「雖然所有由大臣制訂的法規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摺上加以書面批准,但是如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斷。」從利瑪竇手記看,明朝皇帝同樣是和大臣共同治理國家。

世人印象中,皇帝想封誰就封誰,想賞誰就賞誰。利瑪竇身為傳教士及學者,治學態度頗為嚴謹。他對皇帝言行有著近距離的觀察,對一些事也做過徹底地調查,他在手記中明確記載:「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則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權力。當然皇帝可以對和他家族有關的人進行賞賜,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這筆賞賜不能列為公家贈款,皇帝所做的贈禮也不能從公款中提取。」

中共專制 無法無天

中國古代沒有專制制度,但出現過專制的君主。不過極端專制的君主,必須符合幾個條件:離經叛道、濫用酷刑、荒淫無道。也就是君主必須足夠的霸道、瘋癲與囂張,能衝破傳統的輿論和朝臣的束縛,才能達到孟德斯鳩所說的那種專制。整個五千年中華歷史上,符合這幾個條件的君王寥寥無幾,即便有,通常王位都很短暫,因為離經叛道,招致天怒人怨,很容易被推翻。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到三種政體,其中對專制的政體,他這樣定義:「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又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

若按照孟德斯鳩對「專制」的界定,現今社會倒有真正的專制。中共就是明顯的例子。「在民主國家,其分權的政治制度和言論、新聞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監督機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約束。而共產黨宣傳無神論,沒有神性對它的道德約束;它實行的又是集權專制,沒有政治上的法律約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來可以無法無天。」

中共熱衷與人鬥,滅絕人性;與地鬥,違背自然規律,破壞生態平衡;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它將自我的意願強加在一切之上,為了生存,不斷變化立場和原則;為了摧毀異己,摧毀道德基石,不惜動用古今中外一切酷刑。

自中共篡政以來八十多年,它所到之處永遠伴隨著專制獨裁、屠殺和恐怖、暴力與謊言、戰亂與饑荒。普世價值和傳統信仰被專制的共匪所摧毀;正統的倫理和道德體系被強制解體;本該和睦的人際關係被暴力專制扭曲成鬥爭和仇恨;歷代王朝對天地的敬畏和珍視,在專制的宣傳機器下變成「戰天鬥地」,導致整個中華生態系統全面崩潰。中共治下出現的生態移民,用腳投票的現象,也已成為常態。

結語

世界上曾存在過四大文明古國,除了中國以外,其它幾大古國都已銷聲匿跡。在這期文明中,惟有華夏神州穩穩地走過了五千多年,又將迎來神傳文化復興的輝煌,它沒有借鑑外來文明政體,而是獨自獨立走過了歷史的風風雨雨。

歷代王朝憑著敬天信神的智慧,宏觀的視野和宇宙觀治理國家,締建了漢武盛世、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兩宋繁華、乾健的大元皇朝、大明永樂盛世、康雍乾盛世。每一座盛世展現的輝煌氣象,中共都無法匹及。

如此文明的古代王朝,卻被共產邪黨的魔咒不斷咀咒與鄙視,被中共強制扣上黑暗專制的標籤。共產邪靈認外來馬列為祖宗,進入中國伊始即大開殺戒。共產邪黨為了毀滅華夏正統,不僅從肉體上群體滅絕中國人,也從精神層面散布仇恨,敵視中華本土文明,詆毀傳統文化的神性帶來的天下大同、眾心為公、信仰高峰。

參考資料:

《九評共產黨》之一、之五、之九
《舊唐書》卷87
《宋史》卷12、卷242、卷282
《隋書》卷42、卷62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11《任相》
《太平御覽》卷76
《帝王世紀》
《庶齋志學叢談》卷2
《中興兩朝聖政》卷47
《資治通鑑》卷18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
(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
(法)弗朗索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商務印書館, 1992 年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 年
張先昌,《中國古代的皇權與法律》

 

甘懷真,《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4,1996-9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
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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