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文:張嶔

雖然說起「 吃飯」這事兒,現代人早已習慣了「 每天吃三頓」。但放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上,「 一日三餐」卻曾是大多數古人的奢求。

比如在兩千多年前,那個公認「 人給家足」的中國古代著名盛世「 文景之治」裡,西漢名臣晁錯就在其名作《論貴粟疏》裡發出疾呼「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保證老百姓「 一天吃上兩頓飯」,放在西漢「 盛世」裡,都是個十分不容易的治國目標。

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更告訴我們:殷商時代的中國人,把一天分成了八個時段。其中有「 大食」和「 小食」,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頓。發展到戰國時期,「 上午這頓」常被稱為「 朝食」,也叫「 饔食」,這是古人當時每天最重要,也吃得最好的一頓。比如春秋年間的齊晉「 鞌之戰」,齊頃公開打前就放話「 餘姑翦滅此而朝食」,雖然接著就被揍得稀里嘩啦。但這「 打完就好好吃一頓」的強烈願望,也彰顯「 朝食」的豐盛與重要。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相比之下,「 下午這頓」就相對簡單了些,通常叫做「 餔食」,又叫「 飧食」,常是「 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湊合一頓。現代人習慣了的「 一日三餐」生活,對於兩千年前的中國老百姓,那真是相當遙遠。

當然,對於兩千多年前的貴族階層來說,「 一日三餐」卻是真不遠。比如以《周禮》的記載「 王齊日三舉」,也就是周天子一天要吃三頓飯。以唐朝人賈公彥的觀點,當時的周天子「 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就是周天子每天「 後面兩頓飯」,吃的都是「 朝食」的剩飯,卻實實在在「 一日三餐」。 《左傳》《戰國策》裡的貴族們,每天也多了「 日中之食」,權貴門下的「 門客」們也是「 日三食」。有錢有地位,就能「 多吃一頓」。

至於帝王們,那自然吃的「 次數」更多。漢朝年間起,中國歷代皇帝就有了「 四食」的傳統,分為「 旦食」「 晝食」「 夕食」「 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頓。 「 吃幾頓」這事兒,就是身份象徵。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而從唐宋年間起,「 一日三餐」的範圍,也終於漸漸擴大。比如在唐朝時,那些留下膾炙人口詩篇的詩人們,也大多過起了「 一日三餐」的生活。就連一生「 苦吟」的賈島,也能「 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賈島所說的「 中餐」,在唐朝又被稱為「 晝食」,也是唐代士大夫階層們每天「 吃得最好」的一頓。

到了城市經濟空前發達的宋朝,汴京等「 一線城市」裡,正店七十二家,腳店上萬家,各種小吃琳瑯滿目,夜市裡的夜宵也熱熱鬧鬧,還出現了被稱為「 宣索」的「 外賣服務」,想吃了就「 點外賣」。對於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來說,「 一日三餐」當然也就更流行。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但對於人口更多的農民們來說,這事兒就是兩樣了:生活在「 仁宗盛世」年間的司馬光,就哀嘆當時的農民「 所食者糠籺而不足」。以宋代學者陳淳的說法,宋朝農民何止是吃得差?頓數也少。哪怕在富裕的南方,「 不能營三餐之飽」是常事兒,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天吃一頓飯,還有人每天勞動到黃昏,居然都吃不上一頓。 「 一日三餐」對於他們,依然很遠。

發展到明清時期,「 一日三餐」的範圍,終於開始擴大了。小說《三言二拍》裡的明朝市民生活裡,「 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見,還有「 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的詠嘆。明代畫家文徵明每天的伙食,早晨吃現吃現做的點心,中午還能喝上酒,晚飯吃麵飯。這樣的「 餐飲水平」,也被當時的明朝人稱為「 素儉」。而在當時的江南地區,就算是城市的工匠傭人,每天都是三頓飯。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當然,要論吃什麼,不同的階層,「 講究」也不同。且不說帝王家的飲食,那些號稱「 清流」的士大夫們,有時一頓飯就「 水陸已過百品」。傳教士利瑪竇筆下的明朝「 清流」們,一天何止要吃三頓?深夜裡更要有「 加餐」。每次宴會都無比豪華,桌子上堆滿各種美食,「 簡直會使人覺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大明「 清流」們圍著「 城堡」大快朵頤,往往要吃一個通宵。這類「 加餐」的費用,基本「 全部由公家支付」。

看過這震撼的「 士大夫加餐」,就能知道這「 飯桌如城堡」的大明,到底是咋亡的了。

當然,放在尋常百姓家,吃的自然不同。比如明代中期,浙江地區的自耕農家庭,每天早晚都是喝粥,中午這頓才能吃上米飯,下飯往往是水產品。每年也就是端陽節時,才能「 喝酒賽樂」。這今天看上去寒酸的一日三餐,卻已是古代生活的一大步。

而從明朝中後期起,東南百姓的一日三餐,也豐富了很多。以《沈氏農書》記載,江南地區的佃農們,都能「 春冬一日葷,兩日素,夏秋一日葷,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還能吃上些葷菜。而以《亂離見聞錄》記載: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城鎮,一斗米才要20錢,一斤肉才六七文錢,生活「 百般平易」。這樣的「 一日三餐」,自然也更好些。

如此進步,其實也有賴於明清年間,中國農業生產的大踏步前進。明清年間的農業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左右,而且「 二年三熟輪作制」日益普及,小麥水稻推廣南北,中國的耕地面積也達到了八百萬頃以上。特別是在「 百般平易」的廣東地區,僅在明朝年間就興建了一千六百多處水利工程,翻車水車等農具大量應有,畝產三四石都成為常事。強大生產力,正如當時利瑪竇的感慨:「 產量遠超過西班牙」「 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也正是隨著從明至清,一場場「 農業革命」,當時中國人的糧食佔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以學者郭松義的推算,從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間,拋開戰亂年代, 「 和平年月」裡的每個中國糧農,可以向社會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糧食。這個數據有多了不起?比比清末就知道:清末一個糧農,平均每年提供的糧食數量,不過50市斤。

那老百姓「 多吃一頓」的景象,就是農業經濟發展的縮影。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為何後來改成了三頓?

不過即使如此,哪怕明清年間,在中國大多數地方,「 一日三餐」對於農民來說,依然是個難事:明代時的北方農村,依然對每日兩餐「 習以為風」。清代哪怕是毗鄰京城的直隸地區,農村里「 中人日僅兩食」,也就是中等家庭的農戶,每天也是兩頓飯。而且「 良夕佳節七八口之家割肉不過一二斤」,想吃好點,都是如此難。甚至一直到了民國年間,以《馮玉祥日記》記載,河南農戶依然還是每天兩頓,「 一頓稀飯,一頓乾飯,均是小米。」

這「 吃幾頓」的問題,除了見證了歷代農業的發展,更縮影了歷代平民百姓的不易。 「 多吃一頓」甚至「 吃好一點」,都是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看懂這句話,也就能深味一句古訓: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參考資料:辛羽《一日三餐始於何時? 》、倪方六《中國人「 一日三餐」的由來》、張顯清《明朝後期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徐浩《清代華北農民生活消費的考察》、胡新生《談古代生活中的「 一日三餐」》、 蔣祖緣《明代廣東農業的飛躍發展》、長安街讀書會《明清時期家庭的食物消費》、杜车别《明冤》、講歷史的王老師《古代人的日常生活》、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趙家三郎《微歷史:宋朝人》、李開週《宋朝的日常生活》、商傳《走進晚明》、李根蟠《中國古代農業》

來源        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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