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說家談對《一一》的崇拜

談到《一一》時，楊德昌說道：「這部電影只是關於生活的，覆蓋了它的不同層面。」而這正是我在第一次觀看中所看到的：一個男人與前情人重逢，而他女兒正經歷著初戀。從一扇俯瞰城市景色的窗戶聽到了爭吵。當一對夫婦即將離散時，火車的燈光一閃一閃。

我一生中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坦白地說，甚至也沒有考慮過這些——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再回看《一一》。這部電影裡有各種各樣的生活，與我的生活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需要重看。

所以我按下了錄像機的倒帶鍵。

我第二次看《一一》的時候，是在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我大學期間做過很多工作，而且常常不去上課，而是探索大學裡收藏的一些影碟。我瀏覽了意大利經典影片和法國新浪潮電影，然後才開始看一大堆美國電影。當我依據字母順序沿著匆忙排列的書架走下去時，又在角落裡看到了楊導這部奧德賽式的作品——它藏在所有東西中間，但仍然很顯眼。

在我欣賞的所有藝術作品中，都有一種我親身體驗過多次的認同感。這種感覺——儘管有地理、時間和文化的差異——你還是看到了一些你以前肯定見過的東西，儘管它很簡單，但卻是通過別人的眼睛，在折射的、閃耀的光線下看到的。

我對其他一些我珍視的電影也有這種感覺，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早安》、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和安德魯·海格的《週末時光》。看《一一》時，我看到了只有在電影中才能體驗到的東西，但卻像記憶一樣真切。

就這樣，一個深夜，在休斯頓那所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我第三次觀看了《一一》，生活第三次在我面前徐徐展開，但就像第一次一樣充滿活力。

幾年後，我在台北作短暫的中轉停留時，又看了一次《一一》，可能是第二十次。這種故意延長的等待現在成了我去日本的慣常行程的一部分，通常我是為了去拜訪朋友，然後選擇一張更便宜的票，換取一天的中途停留。

距離我第一次看到楊導的這部電影已經有十年了——從那以後，我曾試著在靜音狀態下反覆地看它，只是為了看看畫面之間是如何相互聯繫的。有時，我看著這些相同的場景一個接一個地重複著，試圖剖析NJ的東京之行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敘事氣勢，婷婷的尋找和阿瑞的決心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台北機場的色彩很柔和，讓人莫名覺得很貼切。在中途停留的前一個小時，我從航站樓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我在T恤店進進出出，店員們溫和地責備我總是選不中正確的尺寸。距離出發還有一點時間，雖然時間不多，同時我又有些懷疑自己能不能按時抵達成田機場。所以我打開了我的筆記本電腦，放進了《一一》的DVD——這是我旅行時很少不帶的東西之一。

機場的美食廣場幾乎就是一圈麵館。我在那裡打開了這部電影，時不時暫停一下，然後從一個門移到另一個門，每次稍事停下就點一下播放鍵。當我終於到達登機口時，另一個似乎是獨自旅行的傢伙睡在了我後面的座位上。我時不時地抬頭看看時鐘，最後，我注意到他也在看我的屏幕。他看了我一眼，我點了點頭，從筆記本上拔下了耳機。電影從那裡繼續——現在有兩名觀眾了——這個陌生人不時地說「哇」，我也點點頭附和。

片尾的鋼琴聲響起時，最後的登機廣播也開始了。當演職員表滾動播放時，我們站在一起排隊：雖然沒有嚎啕大哭，但默默地擦拭著面龐。

我最後一次看《一一》是兩年前，在我休斯頓老家的一家影院。這個城鎮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它變了，至少有一點點不同。曾經如此稀少的多樣性變得更加突出。稻田和足球場與漫畫店、麵包房和咖啡店共享空間。

夏日的一天，一家影院的老闆來找我，問我是否有興趣放映一部電影——我剛剛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這感覺對所有參與的人來說都是一個低調的活動。他說他願意放映我想放的任何電影——對我來說，做這個選擇並不難。

我們放映的那天，大約有15個人拖著腳步走進電影院。他們似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作為介紹，我只問了一下有多少人已經看過這部電影。兩個人舉起了手。一個女人說她聽說過，但從沒看過。另一家人說，他們本來要來看的電影已經開始了，但這一部似乎挺有趣的。他們無意中進入這部電影的經歷與我自己的相差無幾。

然後我感謝了他們抽出時間。再慢吞吞地走到靠後的前排。從鄰近的影廳裡，傳來了其他電影的聲音：一頭是大製作的超級英雄電影，另一頭是白人奧斯卡的寵兒，奏著交響樂。

不管我看過多少次，面前的故事都讓我覺得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我發現自己轉向了最初吸引我的細節：每盞街燈的燈光是如何閃爍的。色彩如何從一片天空融合到另一片天空，或者汽車如何在交通中平滑分布。鏡頭中的每一件事，無論多麼平常，都有助於塑造更大的人物生活壁畫。

影片中，當主角的孩子跳入水中時，整個影廳都發出了喘息的聲音，喘息聲蓋過了竊竊私語和沙沙聲。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士屏住呼吸大概有20分鐘之久——直到我們再次看到那個男孩，他快樂而和藹，渾身濕透，步履沉重地在屏幕上走來走去。那位女士和我們其他人一樣，感嘆了一聲可聽見的、有氣息的「上帝啊」。

楊德昌曾說：「我希望觀眾在看完這部電影後，會覺得自己只是和一個朋友待了一段時間。如果他們離開時留下的印象是遇到了『一個導演』，那麼我就會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失敗的作品。」這提醒我們，簡單的故事可以包含整個世界。這是楊德昌完成的一件大事——一件重大的事情：在《一一》的世俗性和可接近性中，隱含著它的精確和清晰的視野。

這部電影迅速地、不可逆轉地揭示出，只有楊德昌才能拍出這樣一部電影。楊德昌發現了那些能讓我們度日如年的微小時刻之間的聯繫，在街燈、天際線和人行道之間的聯繫，並讓我們也能找到它們。而且不是以一種炫技的方式。這部電影讓我們自己建立聯繫，用最機敏的手指導著我們。

當鋼琴的旋律緩緩響起，《一一》再次結束時，人群中出現了集體性的變化。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是一次認可的呼吸：在世界的另一邊，在其他人身上——在那麼多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是一份多麼偉大的天賦啊。沒有人站起來。我們都靜坐了一會兒，似乎在等著看是否還有一分鐘，或者是否還有什麼可以帶走的東西，直到我們可以再看一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