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說家談對《一一》的崇拜

作者:布萊恩·華盛頓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Criterion(2021年5月27日)

我第一次看《一一》是通過一盤快壞了的錄像帶,那還是從我德克薩斯州老家的一家百視達(Blockbuster)租來的。如果你是一個在休斯頓郊區長大的高中生,而且不會打橄欖球或越野跑步,那麼你大概率就是個閒人。所以我開始在出租店狂看外國電影作品集。

《一一》(2000)

有時我會帶一些回家。有一天,我在找一部忘了很久的電影(也許是《警察故事》,或者是《刺殺大將軍》——如果我當時夠膽看的話),最後,楊德昌描繪的一個家庭在日益全球化的台北生活的影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但我隔了很久才真正開始看它。我一直在拖延。影片的時長對我來說有些過長。直到一個週末,已經過了午夜,我披著一條超大的毯子,跌跌撞撞地走進了家裡的遊戲室,我的美國郊區的夜晚與楊導的台灣的柔和色彩似乎融為一體。電影結束的時候還沒到黎明,片尾配樂的鋼琴琴鍵叮噹作響,伴隨著滾動的演職員表。

說實話,我沒理解我剛剛看了什麼——或者沒有完全理解它的故事,它既是線性的,也是省略的,不像我習慣的那種敘事和節奏——但我辨認出了它的美。我意識到了地點、空間和時間之間的聯繫。即使它們對我來說仍然無足輕重,它們短暫的優雅仍然在前景中閃耀著光芒。

談到《一一》時,楊德昌說道:「這部電影只是關於生活的,覆蓋了它的不同層面。」而這正是我在第一次觀看中所看到的:一個男人與前情人重逢,而他女兒正經歷著初戀。從一扇俯瞰城市景色的窗戶聽到了爭吵。當一對夫婦即將離散時,火車的燈光一閃一閃。

我一生中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坦白地說,甚至也沒有考慮過這些——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再回看《一一》。這部電影裡有各種各樣的生活,與我的生活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需要重看。

所以我按下了錄像機的倒帶鍵。

我第二次看《一一》的時候,是在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我大學期間做過很多工作,而且常常不去上課,而是探索大學裡收藏的一些影碟。我瀏覽了意大利經典影片和法國新浪潮電影,然後才開始看一大堆美國電影。當我依據字母順序沿著匆忙排列的書架走下去時,又在角落裡看到了楊導這部奧德賽式的作品——它藏在所有東西中間,但仍然很顯眼。

在我欣賞的所有藝術作品中,都有一種我親身體驗過多次的認同感。這種感覺——儘管有地理、時間和文化的差異——你還是看到了一些你以前肯定見過的東西,儘管它很簡單,但卻是通過別人的眼睛,在折射的、閃耀的光線下看到的。

我對其他一些我珍視的電影也有這種感覺,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早安》、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和安德魯·海格的《週末時光》。看《一一》時,我看到了只有在電影中才能體驗到的東西,但卻像記憶一樣真切。

就這樣,一個深夜,在休斯頓那所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我第三次觀看了《一一》,生活第三次在我面前徐徐展開,但就像第一次一樣充滿活力。

幾年後,我在台北作短暫的中轉停留時,又看了一次《一一》,可能是第二十次。這種故意延長的等待現在成了我去日本的慣常行程的一部分,通常我是為了去拜訪朋友,然後選擇一張更便宜的票,換取一天的中途停留。

距離我第一次看到楊導的這部電影已經有十年了——從那以後,我曾試著在靜音狀態下反覆地看它,只是為了看看畫面之間是如何相互聯繫的。有時,我看著這些相同的場景一個接一個地重複著,試圖剖析NJ的東京之行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敘事氣勢,婷婷的尋找和阿瑞的決心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台北機場的色彩很柔和,讓人莫名覺得很貼切。在中途停留的前一個小時,我從航站樓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我在T恤店進進出出,店員們溫和地責備我總是選不中正確的尺寸。距離出發還有一點時間,雖然時間不多,同時我又有些懷疑自己能不能按時抵達成田機場。所以我打開了我的筆記本電腦,放進了《一一》的DVD——這是我旅行時很少不帶的東西之一。

機場的美食廣場幾乎就是一圈麵館。我在那裡打開了這部電影,時不時暫停一下,然後從一個門移到另一個門,每次稍事停下就點一下播放鍵。當我終於到達登機口時,另一個似乎是獨自旅行的傢伙睡在了我後面的座位上。我時不時地抬頭看看時鐘,最後,我注意到他也在看我的屏幕。他看了我一眼,我點了點頭,從筆記本上拔下了耳機。電影從那裡繼續——現在有兩名觀眾了——這個陌生人不時地說「哇」,我也點點頭附和。

片尾的鋼琴聲響起時,最後的登機廣播也開始了。當演職員表滾動播放時,我們站在一起排隊:雖然沒有嚎啕大哭,但默默地擦拭著面龐。

我最後一次看《一一》是兩年前,在我休斯頓老家的一家影院。這個城鎮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它變了,至少有一點點不同。曾經如此稀少的多樣性變得更加突出。稻田和足球場與漫畫店、麵包房和咖啡店共享空間。

夏日的一天,一家影院的老闆來找我,問我是否有興趣放映一部電影——我剛剛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這感覺對所有參與的人來說都是一個低調的活動。他說他願意放映我想放的任何電影——對我來說,做這個選擇並不難。

我們放映的那天,大約有15個人拖著腳步走進電影院。他們似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作為介紹,我只問了一下有多少人已經看過這部電影。兩個人舉起了手。一個女人說她聽說過,但從沒看過。另一家人說,他們本來要來看的電影已經開始了,但這一部似乎挺有趣的。他們無意中進入這部電影的經歷與我自己的相差無幾。

然後我感謝了他們抽出時間。再慢吞吞地走到靠後的前排。從鄰近的影廳裡,傳來了其他電影的聲音:一頭是大製作的超級英雄電影,另一頭是白人奧斯卡的寵兒,奏著交響樂。

不管我看過多少次,面前的故事都讓我覺得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我發現自己轉向了最初吸引我的細節:每盞街燈的燈光是如何閃爍的。色彩如何從一片天空融合到另一片天空,或者汽車如何在交通中平滑分布。鏡頭中的每一件事,無論多麼平常,都有助於塑造更大的人物生活壁畫。

影片中,當主角的孩子跳入水中時,整個影廳都發出了喘息的聲音,喘息聲蓋過了竊竊私語和沙沙聲。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士屏住呼吸大概有20分鐘之久——直到我們再次看到那個男孩,他快樂而和藹,渾身濕透,步履沉重地在屏幕上走來走去。那位女士和我們其他人一樣,感嘆了一聲可聽見的、有氣息的「上帝啊」。

楊德昌曾說:「我希望觀眾在看完這部電影後,會覺得自己只是和一個朋友待了一段時間。如果他們離開時留下的印象是遇到了『一個導演』,那麼我就會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失敗的作品。」這提醒我們,簡單的故事可以包含整個世界。這是楊德昌完成的一件大事——一件重大的事情:在《一一》的世俗性和可接近性中,隱含著它的精確和清晰的視野。

這部電影迅速地、不可逆轉地揭示出,只有楊德昌才能拍出這樣一部電影。楊德昌發現了那些能讓我們度日如年的微小時刻之間的聯繫,在街燈、天際線和人行道之間的聯繫,並讓我們也能找到它們。而且不是以一種炫技的方式。這部電影讓我們自己建立聯繫,用最機敏的手指導著我們。

當鋼琴的旋律緩緩響起,《一一》再次結束時,人群中出現了集體性的變化。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是一次認可的呼吸:在世界的另一邊,在其他人身上——在那麼多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是一份多麼偉大的天賦啊。沒有人站起來。我們都靜坐了一會兒,似乎在等著看是否還有一分鐘,或者是否還有什麼可以帶走的東西,直到我們可以再看一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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