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揉搓《石壕吏》

石壕吏
文: 言九林  

今天結結實實被康震關於《石壕吏》的一段講座給噁心到了。

如此揉搓《石壕吏》

康震講座的文字版(只整理了和《石壕吏》相關的部分):

我們這些中學校長,之所以乾得非常出色很優秀,是因為我們知道為什麼做這件事情。那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能告訴學生,我們給他教的知識跟他有什麼關係?那我現在問你:《石壕吏》跟他有一毛錢的關係麼?但是我說有關係,只是沒告訴你。比如說,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第一個問題是:石壕吏為什麼要抓人?他為誰抓人?那這個答案很清楚,郭子儀的大軍和安祿山的大軍打了一仗,打敗了。雙方減員很嚴重。郭子儀的軍隊沒辦法,就地臨時徵兵。第一個要明確的,這是咱們的軍隊在徵兵,別搞錯了,不是叛軍在徵兵,是咱們的軍隊在徵兵,但是它不屬於常規徵兵,它是屬於臨時緊急補充兵員。第二,石壕吏是誰?石壕吏是國家的公務員,是郭子儀的軍隊委派的地方部門的武裝幹部,到村上來完成這次緊急徵兵的任務。這個人有錯麼?這個人沒錯。你不要老是把他歸類為統治階級裡面的腐敗分子,不是那麼回事。第三,這個人徵兵的態度好不好?不好。他的態度再好老百姓也沒法接受,因為我三個兒子有兩個已經戰死了,第三個還在前線不知死活,你現在又來徵兵。沒得可徵了。老百姓的反應正常不正常?正確不正確?完全正確。換句話說,在這個場景中,無論是國家的意志和百姓的意願,都沒有發生錯誤。下面一個問題是:誰將做出重大的犧牲。這個問題變了,老太太怎麼辦呢?如果是安祿山的軍隊來徵兵,老太太一頭撞死算了。為什麼?你是叛軍,這跟日軍來徵兵偽軍來徵兵(一樣),我不從了。但是面對的對象,雖然這個治保主任這個武裝部長,態度壞得很,但是他是政府派來的,那老太太說,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算了,我跟你們走吧。我還能給戰士們做早飯呢。這個母親他不認字,也不懂大道理,但她明白了眼前發生了什麼事後,就是獻出兒子再獻自己,但是你不要把我兒媳婦抓走,你也不要把我小孫子餓死,因為這是我們家的根啊。那看來石壕吏聽了他的建議,那好吧,你們家老頭不在,那隻有請你走一趟了。為什麼把老頭要留下,因為老頭還硬朗,家裡面需要這個主心骨。換句話說,這裡面表達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價值觀,就是當國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災難的時候,我們的老百姓還是毅然挺身而出的。你跟學生講,這跟你沒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而且關係密切。 ……杜甫在這首詩裡沒有做任何的評價,他兩難啊。為什麼呢?他很同情老太太,又為國家的前途擔憂,這怎麼辦呢?他只能不置一詞。 ……我要告訴學生,杜甫的偉大在於他完全忠實於歷史的真實,當他難以判斷和擇決的時候,他就把它忠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做判斷,無意當中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場景。

總結起來便是,在這場杜甫親身經歷的抓壯丁事件中:

(1)石壕吏沒有錯,只是態度有點不好。後來只抓老太不抓老頭,很通情達理。
(2)老太太特別偉大。如果是安祿山的軍隊來徵兵,她應該一頭撞死。但當唐朝廷的軍隊來徵兵,即便兩個兒子戰死,一個兒子生死未卜,她仍然選擇 「 毅然挺身而出 」。
(3)杜甫很糾結,他愛大唐,也同情老太太。只好一句評價都不做,僅用詩把事情 「 忠實地記錄下來 」。

如此揉搓《石壕吏》

這很難不讓人想起1971年出版的那本《李白與杜甫》。因為那裡面,也有一段關於《石壕吏》的石破天驚、使人發懵的解讀。

內中說:

「 杜甫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一邊的。這個階級意識和立場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貫穿著他遺留下來的大部分的詩和文。 」 「 詩(指《石壕吏》),完全是素描。詩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裡,適逢其會,遇著了這個悲劇。所寫的老闆娘頗有自我犧牲精神。她被拉走了,’幽咽’的當是她守寡的媳婦。店老闆躲過了風險之後,逃了回來。詩人完全作為一個無言的旁觀者,是值得驚異的。 」 「 認真說,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場上的。《三吏》中所寫的’吏’都不那麼令人憎恨。’石壕吏’雖然比較兇,但只是聲音兇而已。對於’潼關吏’,詩人還引以為同調。 」 「 使人民遭受這樣的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才能解救這種災難?詩人卻是諱莫如深、隱而不言;而是怨天恨地,只是對於受難者一味地勸解和安慰。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 」

按《李白與杜甫》一書的解讀:

(1)石壕吏是當然是絕對的反面人物。
(2)老太太——書中將她的身份 「 考據 」為小客店的老闆娘——為了保全家人 「 頗有自我犧牲精神 」。
(3)杜甫根本不是在為 「 人民 」寫作,他其實和石壕吏們是一伙的, 「 是站在‘吏’的立場上的 」。

同一個石壕吏,同一個老太太,同一個杜甫,在1971年的《李白與杜甫》與2021年的康震講座裡,卻已是兩幅完全不同的面目。

如此揉搓《石壕吏》

這樣的結局,杜甫多少有所預料。

至少他知道,時代並不喜歡他的詩歌。公元769年,也就是距離去世大約只剩一年時間的那個春天,杜甫寫過一首《南征》詩,內中有一句感慨: 「 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我寫的這些詩,《石壕吏》也好,《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好,都沒有人欣賞,也找不到知音。

不但沒人欣賞,同時代之人還批評和攻擊他。雖然今人已無法知曉這些攻擊的具體內容,但韓愈多年後還為杜甫抱不平,說這些批評者是愚蠢的 「 群兒 」,是在 「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可知批評的程度不低。

類似的問題,不止發生在杜甫身上。白居易也曾在給好友元稹的書信中無奈嘆息,說自己寫賀雨詩勸皇帝改善民生,寫悼念詩歌頌孔戡剛正不阿,寫《秦中吟》描繪百姓們生計艱難,寫《登樂遊園望》感慨小人當道志士沉淪,寫《宿紫閣山北村》記錄軍人的擄掠行徑,得到的輿論回饋,便只有 「 眾口籍籍,已謂非宜 」、 「 盡不悅矣 」、 「 相目而變色 」和 「 扼腕切齒 」。總之:

「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 」

沒有人要看白居易的那些 「 現實主義作品 」。那是一個只喜歡《長恨歌》的時代。

杜甫沒寫過《長恨歌》這類作品。所以他生前從未得到與李白、白居易等人相近的詩壇名聲。身後的 「 詩聖 」名號,也無法阻止時代按自己的喜好去揉搓《石壕吏》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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