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極化簡史(完整版)

美國媒體極化簡史(完整版)

文:古原

這次美國大選,非常熱鬧,即使在選完,也餘波不斷。大選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話題,就是美國的媒體

在中國不少網友眼裡,美國主流媒體突然就在一夜之間失去了信任,不管是川普,還是美國共和黨選民,還是中國的部分網友,根本就不信美國主流媒體的任何報導,以至於各種網上討論只能聽信自媒體的各種小道消息。

美國媒體到底發生什麼事了?讓我們先從美國媒體的歷史講起。

早期美國媒體是黨媒

大家常見的認識,就是美國的媒體都是私營的,都是獨立的,都是有超然地位的,甚至被譽為除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外的社會第四權,但是美國的早期媒體其實完全是黨媒

是不是非常奇怪?

在十九世紀,美國的媒體大都很小,以報紙為主,發行量一般也就是幾千份。


當時沒有出現排版的技術革命,也沒有高速印刷機,更沒有發達的工商業為其提供廣告資金,媒體要活下來的方式,就是依賴政黨。

沒有錯,就是因為媒體的屬性的私有的,是追求商業利益的,才使得媒體成為黨媒。

這裡先要提一下美國的政治分肥制度,美國總統上任後,是可以直接大量任命官員,他們沒有經過選舉,也不是通過公務員系統競爭選拔起來的,所以人們通常稱呼他們為 「 政治任命公職人員」,也叫做政務官。

這種任命親信和支持者作為政治回報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的 「 政黨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也叫獵官制度,由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威廉·勒尼德·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所提出。

聽這名字感覺有點像是在分贓,事實上就是如此,當時政黨候選人贏得選舉後,可以將政府部門的各種職位分派給自己的支持者以及親友們,作為對他們幫助獲勝的獎勵。

這種上台之後分配的方式確切始於1928年大選,軍人背景的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美國第7任總統。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平民總統,代表了西部、南部以及社會底層的民意,其本身依靠民粹主義打破了傳統政治精英權貴壟斷國政的局面。

這一點很像是川普。他上台之後撤換了很多舊官僚,因為他很不相信這些衣冠楚楚滿嘴假話的政客,通過分封的方式,換上了自己的支持者和親信。

獵官制度也就此開始。傑克遜總統拿下大選後,第一年換掉了聯邦政府裡10%的僱員,第一個任期內換掉了20%的僱員,第二個任期內,換掉了50%的聯邦僱員。


而這些新上任的聯邦僱員是要依據黨派傳統,將所有的薪資上交3%-5%給所在政黨的,所以這個時候政黨是不需要募款的,他們有著穩定的收入來源。

最有意思的是,當時的選票不像現在的選票是由政府統一製作的,而是由各黨自己製作的,有著特殊的色彩,並且是進行公開投票的。

這使得黨派可以派人進行監票和統計,以計算每一個人的貢獻值。比如,某某所負責的社區,有多少人投了本黨,選後即可以根據這個數量統計,論功行賞。

這時的大選其實是一個類似人頭密集型的推廣模式,而不是現在的資本密集型推廣模式。直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引進了文官考試制度,並進行選票統一印製和隱密投票,大規模職務分肥制才算基本結束。

不過現在的美國依舊保留有這種制度的殘餘,總統勝選後,可分配的職務還是有近千個職務,對選舉有貢獻的大將們依舊可以拿到一些重要職務。

始於1828年的政治分肥制,競選勝利後分配職務最重要的人員之一就是媒體從業人員。

傑克遜當選總統後,前後一共任命了57個報紙編輯,到各種各樣的職位,大部分就是像郵局的局長,或者是海關的官員這樣的肥差。

這些編輯都是因為在競選中支持他,努力為他鼓吹,所以才獲得了這樣的肥差,這種政治酬傭制度也叫分肥制。

除了用聯邦政府的職位進行酬謝外,美國政府每年還有大量的公文需要在報紙上進行公告,由於美國沒有公營媒體,所以這些業務給哪個私有媒體,那就成為私有媒體的重要收入來源。

在選舉的時候沒有支持當選候選人的自然是得不到這些業務的,而在選舉時全力為候選人吶喊的媒體理所應當就獲得這些資金的支持。

在嚴重依賴政府輸血的情況下,作為媒體企業的報紙也會在大選中,拼命的支持自己的候選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說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競選輸了,很有可能對於自己來說就是一個生死存亡的事。

因為他們一輸,這些錢、這些理論上要給職務就不存在了。報紙缺了這些資金就要裁員可能就會倒閉了。

這時的媒體是談不上什麼客觀公正的,只要是政治活動,他們一定是歸於某黨旗下,也不可能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待事物,而是比正常人更加激進的支持歸屬的政黨。甚至較大一點的媒體總編,就是競選團隊裡的核心成員和核心決策者。

比如說傑克遜總統,他的競選團隊裡有五個最重要的顧問,其中三個就是媒體裡的編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編輯,在傑克遜當選總統以後任命為全國的郵局總長。這時的美國媒體編輯,基本上算是政客的輿論打手。

所以美國在二十世紀之前的媒體,由於無法通過自己實現商業利益,只能依賴政黨,媒體實質上就是屬於黨媒。甚至在大選年,可以冒出來上千家報紙,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幫助候選人當選。

獨立媒體的出現

獨立媒體在19世紀末的時候開始出現了,為什麼?從本質上說還是一個經濟原因,也就是說出現了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能夠讓報紙獨立了,自立了,自負盈虧了。報紙不再需要依賴政黨就可以進行生存。

從19世紀末開始的媒體商業革命,不但讓媒體擺脫了對政黨的需求,進而發展出來更在龐大的商業帝國,甚至出現了媒體集團。


十九世紀末,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強國,伴隨來的就是美國的城市人口開始高度集中,各種新技術發明層出不窮,美國也開始出現了一大批有消費能力的人口。

媒體開始成為人們重要的消費品了。城市人口的集中,使得發行報紙的發行成本在降低,技術革命使得生產報紙的成本在降低,經濟的發展使得受教育的人口越來越多。

但最具有革命性的變化來源於報紙的收入模式發生了改變。原來的媒體收入靠政黨的支出和勝選政府的分肥,媒體作為企業是沒有更多的收入渠道的。

但工商經濟的繁榮帶來的是大量的企業開始有廣告需求了,消費品市場正式開始啟動。這時的媒體開創出來了全新的媒體商業模式,就是發行虧損、廣告賺錢。

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報紙就出現了1美分一張的報紙,並且成為了早報晚報體系,上班的藍領工人都可以上班時買一份,下班時再買一份,報紙迅速成為大眾的精神消費產品。

消費群的擴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商企業投入廣告,形成良性循環。從此,媒體的收入徹底擺脫了政黨,開始成為可以獨立存在並獲得穩定商業利潤的企業。

這時的媒體企業,他們的目標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不斷地獲得消費群,不斷地找到廣告主,就成為媒體的唯一目標。

這一系列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報紙現在迎合的不是政黨了,而是開始要迎合大眾和廣告主。

那這個時候,媒體如果還與政黨保持緊密關係就只會損失客戶,因為客戶的政治意識形態多元,如果一家媒體從屬於某一政黨或是偏好某一政黨,那就不可避免會得罪另一相反意識形態的讀者,使得自己的消費市場變小,進而影響廣告收入。

於是媒體開始淡化黨派立場,反而開始追求一種叫公信力的東西。

所謂公信力,其實就是媒體企業為了在客戶前面樹立不偏不倚形象的一種手段,因為只有不偏不倚才有可能獲得最大數量的客戶。

那如何才能有公信力呢?媒體的總編輯在商業繁榮時代就提出了很多新的準則,成為了媒體行業競爭的新標準。

現代媒體的很多標準操守就在這時開始誕生了,比如說,媒體應該追求獨立客觀,他們不能歸屬於哪一個政治派別;媒體在報導的時候需要試圖區分事實和價值,記者負責事實的採集和核查,需要告訴大眾事實到底是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

而對這個事實應該如何評價,則引進了多套系統。
第一套叫做社論系統,就是報紙的核心編輯人員對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第二套叫做專家系統,就是報紙找到一批知識分子,專門來評論各種熱點事件,並且有多種不同的觀點,這就叫新聞評論系統。

在新的競爭準則下,一個記者報導未經查證的消息,是被媒體和大眾所唾棄的,而新聞評論也有約束,完全違背大眾主流價值觀的評論也會被編輯系統過濾掉。

當然,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所謂這種客觀,其實也是主觀的。這種客觀後面還是必須要迎合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不是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客觀。

這時的大眾媒體,並非是一個真相報導者,他只不過是社會主流觀念與精英編輯共同合作的產物,白人私刑黑人時,媒體照樣倒向白人,種族隔離,媒體照樣支持,碰到戰爭也是一邊倒支持政府。

媒體是商業機構,編輯不可能為了自己的個人觀念去得罪主流的民意。所以客觀這一標準,有很大的進步,但依然被商業所約束、被客戶觀念所約束,其實是要大打折扣的。

從二十世紀初起,媒體企業的總編們,開始意識到,其實一個媒體總編的政治地位其實遠高於那些眾議員和州議員,因為媒體的大規模擴張,讓他擁有了影響大眾的能力,甚至在某些議題上,媒體具備有引領的作用。

這時媒體企業將公信力作為核心競爭力,不斷強化媒體的公信力和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媒體開始反過頭來不斷的修理政客和政府,以建立他在大眾中是一個有責任心和公信力的機構,媒體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成為民間的意見領袖和維權代表。

自此,媒體被稱為作第四權。

媒體的公平原則

二十世紀初的技術革命和商業模式革命迅速讓媒體成為美國社會中重要的觀念勢力,美國政府也開始重視媒體的力量,並出台了相應的法規對媒體進行管控。

1906年12月24日即聖誕節前夕的晚上8點鐘左右,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費森登通過馬薩諸塞州布朗特岩的國家電器公司 128米高的無線電塔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廣播。

廣播的節目有讀聖經路加福音中的聖誕故事,小提琴演奏曲,還播送了德國音樂家韓德爾所作的《舒緩曲》等。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正式的無線電廣播。自此,電信號媒體開始出現。

在廣播媒體出現之初,由於他的開辦成本低,發行成本低,使得大量從業者進入該領域。

又由於廣播媒體的信息載量遠比報紙多且更為豐富,廣播媒體往往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會有著鮮明的立場。這也是由電信號的媒體屬性決定的。

由於開辦成本低,甚至一個人就可以開一個廣播台,當有無數個廣播電台在競爭時,客戶自然是傾向於聽與自己意識形態相近的媒體,甚至極端的媒體觀點也能找到極端的用戶群,這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了媒體極化的先兆。

1934年,美國建立聯邦通訊委員會,並確定了公平原則。公平原則的要求是,廣播電台所有者不能有偏見地報導爭議性問題。

1940 年 FCC提出 「 五月花原則」, 禁止電台所有人在廣播中插入偏向性的編輯意見。 1946年, FCC發布 「 藍皮書 」, 暗示廣播電台有報導社會爭議性主題的積極義務。

隨後, 美國全國廣播協會遊說 FCC推翻 「 五月花原則」, 並確認廣播電台的編輯權。

1949 年, FCC認 可了廣播電台的編輯權, 但是在《關於廣播持照人編輯意見 的報告》中認為電台有義務公平處理爭議性問題,指出:

「 公共利益要求相對立觀點之間自由和公正的充分競爭, 因此委員 會認為該原則適用於所有公眾對重要問題的討論」

這是對 公平原則基本涵義的首次闡述。

1959年, 美國國會修訂 《1934年聯邦通訊法》, 將公平原則寫入法律。在第 315(a)條 中規定:

「 廣播持照人應當為在重要公共事件討論中相互衝 突的觀點的表達提供合理的機會。」

根據 FCC的政策, 公平原則對廣播公司主要施加了兩項積極性的義務。

第一, 它們必 須留出一段合理的時間報導它們的服務區內為公眾所關注 的重大的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第二, 一旦報導了這些問題, 廣播公司必須為圍繞這些問題產生的相互衝突的觀點提供為大眾所知的合理機會。然而, 公平原則的執行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

公平原則被提出並寫入法案後,歷經了數十年的博弈和爭論,最重要的是這一原則是否違背美國憲法,是否侵犯美國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相應條款,這是後話,我們暫且按住不表。

這一原則提出後在市場上的實際後果是什麼呢?

就是媒體發表對爭議性社會議題時,必須要正反兩方觀點進行陳述,單方面的陳述即違背此法。

這就使得小型的媒體根本活不下去,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和資金在每一個爭議性話題上找到相反觀點的專家。

客觀上,這一法規使得小的媒體企業崛起,使得小的媒體企業消亡。

在此法規下,美國早期的廣播電視業基本上被幾大廣播公司壟斷和瓜分,按照成立的時間,依次為全國廣播公司(1926)、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27)和美國廣播公司(1945),美國廣播事業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三家廣播公司明爭暗鬥的 「 三國演義」。

三大廣播公司的誕生標誌著廣播成為大眾傳播媒介,20世紀30~40年代,廣播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

政黨競選、國際時局、戰況消息、企業廣告都靠廣播傳播,三大廣播公司形成的電台網絡使廣播超過報刊覆蓋全國。

廣播的內容更加豐富,囊括娛樂節目、肥皂劇、探險劇、新聞、音樂、體育報導,全家人圍坐在一起收聽廣播節目,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成為美國夢的真實寫照。

應該說,這時的獨立媒體,是大眾媒體編輯、公共知識分子、消費受眾三者觀念的共構產物。

你絕對不會在這些媒體上看到所謂異端的觀點,你也絕對不可以在媒體上挑戰傳統的道德和倫理,因為這一切,都會傷害大型媒體的商業利益,其實主流媒體的概念,也就從此開始正式確立。

其主流之含義,絕不只是指其市場份額的佔比,而是指他的內容、觀點、生活方式的倡導、政治意識形態的統一,完全滿足主流人群的偏好。

比如美國的媒體是不會允許挑戰民主制度的觀點出現,在國家參與戰爭時,不管是一戰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還是當代的伊拉克戰爭,美國主流媒體清一色的迎合主流民意,堅定地站在政府一邊。唯一的一次反戰潮流,不是從媒體發動的,而是自校園發動的。

媒體極化的典型

那我們設想一下,如果美國政府不做出這個管制動作,會發生什麼呢?

台灣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

台灣地下電台產生於上世紀90年代,在國民黨處於媒體絕對優勢地位的情況下,為了在選舉時讓更多的民眾聽到自己的聲音,民進黨等反對黨紛紛設立地下電台,宣傳政見,號召選民投票支持。

在台灣,廣播電台的主管機關為通訊傳播委員會(早年為台灣行政管理機構新聞局)。

早年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時代,廣播電台頻道分佈不均,為掌控媒體而佔有多數的頻率,扼殺媒體自由。

1990年代起因而有地下電台的興起,節目大多以批評時政為主,2000年後,政府開放小功率電台申請設立,部分地下電台因此合法化。

台灣南部是地下電台主要聚集地,據說他們常常是一兩個人,就能架設一家電台,從工程人員、到DJ到導播,還需要外出跑業務,是 「 全能型的選手」。

這些電台DJ說得一口地道的閩南話,遣詞用語通俗易懂,又往往能站在普通民眾立場上考慮問題。

所以儘管每家地下電台的覆蓋範圍都不大,聽眾也多是南部教育水準不高、年齡偏大的農漁民或者計程車司機,但是他們的 「 死忠」程度高,只要喜歡上某一位電台的DJ,他說什麼都是對的、都支持。

台灣的未經批准的小電台在2001年的時候大概可以到達220台左右。那麼合法電台有幾台呢?合法電台是178。這些電台對台灣的政局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早期的地下電台怎麼獲得聽眾的呢?曾經有地下電台的主持人竟然這樣講: 「 你可以當一塊錢的主人。」

什麼叫一塊錢?那時候撥公用電話投進去一塊錢嘛,撥進去,我要跟主持人講話,主持人說 「 你有什麼疑難雜症我可以幫你處理」, 「 我討厭那個什麼官員」, 「 好你等一下,我現在撥給他」。

馬上當場打電話給官員罵三字經給你聽,而且這個聲音是三方通話播音撥出去的。此情此景之下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就是爽!

在民主化剛開始的台灣,對官員的痛恨沒有比這種方式更容易發洩的方式了。地下電台就是用這種立場鮮明、手段粗暴的特色迅速獲得大批受眾。

而這些電台大多獲得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庇護,如果​​有人查抄地下電台,往往在短時間內就會受到多名立委的問責,導致行政部門只能聽之任之。

地下電台最先開始主導的議題是本省人、外省人的議題,製造族群對立,人為將台灣人分為兩類人。

地下電台對外省人的辱罵到了言必三字經的地步,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時間,人為在將一個地區原本和睦相處的一群人分為完全對立、勢不兩立的兩個族群,創造了史上最快的族群分裂。

地下電台在2004年終於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

2004年 「 3·19槍擊案」發生當晚,南部的地下電台幾乎全部出動,一個晚上無休止地聲嘶力竭高喊 「 連宋聯合中共槍殺台灣總統」並極力鼓動聽眾打電話進去所有電視媒體,痛罵泛藍候選人以及支持者,當晚所有媒體節目全部被打爆。

主流媒體受到相關法律約束,一些極端的話不能直接說,但通過接聽電話的方式,將憤怒的情緒展示在所有民眾前面。

第二天選舉藍營大敗,地下電台一戰成名,成為台灣政治中的一股重要的輿論勢力。

2008年陳水扁爆出貪腐弊案而幾乎人人喊打的時候,面對泛藍提出罷免陳水扁時,地下電台就跳了出來,煽動支持者組成 「 敢死隊」刺殺馬英九,甚至有極端者煽動支持者要用炸彈衝擊藍營集會。

如此公然煽動暴力,地下電台的囂張和癲狂再次震驚了島內外。

台灣的地下電台除了在大選年充當政客的打手外,平時靠賣各類假藥和保健品生存,台灣被稱為洗腎之都,台灣現有洗腎中心534家,血液透析機14502台, 59020名病人接受透析治療,大約每百萬人口中有2584人在接受透析治療,高於日本(2309)、美國(1924)。

這其中,大量的病人集中在台灣南部,就與地下電台的藥品生意相關。由於聽信地下電台的藥物推銷,導致大量文化較低的民眾長期服用各種非正規藥物導致腎臟失能。

2008年之後,國民黨重新上台後,開始以藥事法打擊地下電台,地下電台開始逐步減少。

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也繼續打擊地下電台,因為主流媒體已經開始全面綠化,互聯網時代聽電台的人也非常少了。現的台灣的地下電台只有零星的數量了。

除了地下電台的極端攻擊外,台灣在檯面上的媒體也基本極化,各類電視節目、報紙充滿著各種極端言論和反智言論,仇商仇共仇陸情緒爆棚。

大陸人耳熟能詳的有什麼茶葉蛋,榨菜新聞,在台灣還多次發動反商輿論,甚至開展媒體審判,直接將回台投資的頂新打到逃出台灣市場、在反服貿運動中極盡所能、對來台陸客極盡諷刺、煽動所有的陸資港資皆為統戰人士,應該全部驅離等等,人為地製造兩岸民眾對立,成為媒體極化的典型。

從政治角度看,互聯網時代,媒體極化,其實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如果從事過互聯網行業的人就清楚,以互聯網公司的發展歷程來看,門戶網站就是類似於傳統的獨立媒體,最早開創門戶站的YAHOO現在已經涼涼了,就靠著投資阿里股權活著了,國內的新浪搜狐當年是行業頂級企業,現在根本都不入流了,市值都比不上那些專業領域互聯網公司的零頭。

互聯網時代消費者的特徵是,他們不再尋求在一個企業那裡解決信息的需求,他們更喜歡專業的信息網站,不管你對哪一個方面有興趣,總能找到這一個領域的專業信息網站,而不是將你的所有需求試圖在一個網站解決。

由於客戶的搜索成本降低、選擇成本降低,根據長尾理論,非常小規模的需求都可以在互聯網的商業環境下找到供給者。

你會看到無數你在非互聯網時代看不到的微型組織,同性戀通過互聯網形成社區,自殺者都能在互聯網上找到相伴燒炭的伙伴,各種稀有病患者在網上找到病友相互交流經驗。

在政治觀念上,無數人通過各種互聯網企業形成了意識形態或觀念高度統一的社群,人們可以通過關注某一個政治人物的社交媒體,人們可以參與各種觀念相近的群組進行交流。再極端的言論和思想,都不再孤單。

美國有幾大互聯網公司,其中最有影響力社群媒體的就是推特和臉書了。在新媒體時代,個人是可以完全突破傳統媒體的約束,直接自己打造媒體,新媒體時代的一切邏輯都發生了改變。

川普被稱作為推特治國,他個人在社交網站上擁有的粉絲數量超過了一個億,這個數字占美國人口近三分之一了,其實算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了。

他每天發布推特數量非常多,用簡單的語言直接表達他對各類事件的看法和態度。這非常符合脫口秀主持人給用戶簡單結論的傳播邏輯。

將復雜的事簡單化,是新媒體傳播邏輯的關鍵因素,整個互聯網媒體都呈現這種特徵。從時間上來說,互聯網時代人們消費的信息產品是以前的N倍,但對信息的簡潔度要求不斷地提升,越簡單的表達,越容易獲得受眾。這種趨勢在政治上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美國知名脫口秀演員喬治卡林,在論證嫖娼的合理性時,給出了非常簡單的論證,他說,與他人做愛是合法的,送給別人錢是合法的,但做完愛給別人錢卻是非法的。

這一句話,說的非常爽,非常簡潔有力,認同性服務業應該合法化的人覺得他講的非常好,但不認同的人,卻不可能被這種論證所說服。

簡單論述的後果就一定是只能聚集觀念相同的群體,因為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一定是長邏輯鏈條的,不可能在微博推特一百多字的限制中說服對方。更短的媒體其實是直接要刺激用戶的情緒,產生認同感 ,而不是在復雜問題上試圖去說服反對者。

美國在傳統獨立媒體時代,媒體經常引用多方專家的觀點,專家們甚至可以開辦專欄節目,比如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就曾在七十年代開辦電視節目,用經濟學來評點時事,影響力巨大,其被稱作為電視人。

奧地利學派哈耶克也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他也積極參與電視訪談,宣傳經濟學理論,引發巨大反響。這兩位經濟學家在傳統媒體時代成為了網紅專家,在平權運動轟轟烈烈開展的美國扔下了無數深水炸彈,影響改變了無數人的觀念。

他們在媒體上的成功,直接推動了裡根總統的上台,也讓裡根說出那一句著名的政治名言: 「 政府的存在就是問題的本身」。撒切夫人和里根總統成為哈耶克的粉絲,開啟了短暫的反平權運動和鬆綁政府管制的時代。

撒切爾終結了英國工黨推進的私企國有化,而裡根邀請弗里德曼擔任經濟顧問,終結了卡特時代的價格管制。

川普短暫的四年任期,卻讓我們看到媒體極化後政治趨勢。以傳統媒體時代,專家是通過媒體與政府進行溝通,專家影響民意,並藉民意來影響政府的相關政策。

但在川普時代,專家的聲音基本上聽不到了,傳統媒體還試圖組織專家來影響政策,無一戰果。貿易戰美國有上千名經濟學家聯名發文阻止,但無濟於事。因為川普自己有媒體,自己有上億粉絲,他完全可以不用理會傳統媒體與專家共構的輿論系統。

川普還將傳統媒體直接批為fake news,這兩個單詞,應該在川普嘴裡出現數千次了吧,他之所以敢於這麼批評,原因還是在於他手握上億粉絲的推特帳號、擁有一個自建的大媒體。

從某種程度上說,川普批評傳統媒體是站在他的自媒體的角度進行的批評,我的媒體才是事實,你們的才是垃圾。

這一舉動導致傳統媒體劇烈反彈,很多人認為美國媒體全部都是左媒,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次投票,美國共和黨選民投出了七千多萬票支持川普,除去各種原因不能投票或未投票的人員,共和黨在美國擁有的粉絲不會低於一個億。

一個億人群的媒體產品市場,怎麼可能沒有企業去佔領呢?我前面說過,光脫口秀節目,排名前十的全部是保守派的支持者。事實是,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媒體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的,自由派媒體略強一些。

而川普在批評媒體時,除了一個福克斯(最後也鬧翻)外,是將所有的主流媒體一概定義為FAKE NEWS,這時,哪怕他是保守派媒體,他也必須反川,他必須為自己的企業形象而戰。

企業的商譽才是企業競爭下去的唯一本錢,傳統媒體本就受互聯網媒體衝擊而生存艱難,在這個時刻更需要為自己而戰。所以川普四年任期內,主流傳統媒體幾乎全面反川。這背後的商業邏輯其實是自媒體對傳統媒體發起的挑戰。

美國的自媒體的發達程度其實不如中國,看看中國的發展,也許你也可以判斷出美國媒體未來的發展趨勢。

中國自2000年左右開始發展互聯網媒體,起始是門戶網站,然後到論壇,到QQ群,再到現在的微信群,公眾號,頭條、微博。結果是什麼呢?中國傳統媒體基本上處於快速消亡狀態,所有傳統媒體都面臨著巨大的衝擊。

有人說,中國的私營媒體受到這麼多的管制,怎麼可能比美國還要發達呢?原因就是因為管制,中國的私營媒體才迅速崛起。政府管控的媒體根本無法滿足受眾的需求,而政府媒體非企業,他並不會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目標。

中國祇在短暫的時間內出現過傳統媒體的繁榮,比如當年各地的都市報、一些專業性的報紙如南方系,還有一些娛樂為主的衛視如芒果台等。但這些繁榮依然是主編負責制,是輸入性的信息產品,無法滿足長期被壓抑的信息產品需求。

互聯網的出現,迅速刺激了用戶需求,不客氣地說,中國大部分傳統媒體基本接近於死亡狀態,只有互聯網媒體才活著。各地方報紙和電視台在幾年前就在大批裁員了,那些大的政府媒體也只靠著國企的廣告活著了。

政府確實可以直接掌控傳統媒體,但媒體產品的特性是,你可以掌控,但我可以不看。

今天中國人的資訊來源,主要來源於新聞網站、專業資訊網站、社交網絡比如微信微博,還天天看著報紙,守著新聞聯播的,就屬於社會邊緣人了。

智能手機的普及甚至讓老年人也完全依賴新媒體了,刷著抖音,看著微信群裡的保健知識,已經是中國老年人的常態了。

而美國新媒體發展不如中國的原因是,美國傳統媒體是真正的私營企業,他們還在努力創造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他們還在掙扎的過程中。

但新媒體的碎片化能力、IP化能力和社交化屬性,終究會將所有的傳統媒體一一擊垮。

專家們要想獲得輿論陣地,只能下場與網紅同台競技,也不能靠長邏輯論文,也需要開始寫段子,開始變得言辭激烈,立場堅定,否則是無法收穫關注,用行話來說,就是得出圈。

中規中矩的理中客,在互聯網時代是找不到客戶群的,哪怕你是某個領域的大牛,可能最後人家只能記住鳳姐。

那我的結論是什麼呢,就是互聯網媒體時代,在政治上會推動政治意識形態進一步極端化,即使是言論管制嚴重的環境也是如此。

微信群裡是不是形成信息繭房?只傳播自己喜歡和認同的資訊和觀點。微博是不是只關注自己喜歡的大V?抖音是不是只能刷到自己喜歡的視頻?年輕人是不是全部聚集在B站,而成年人則大多對B站一無所知。

互聯網在人工智能和社交分組的加持下,完全消滅了大眾媒體的概念,大V和民間意見領袖成為新媒體時代的信息總編。不管在任何一地,互聯網媒體時代的政治,民粹化就是很難避免的政治現象。

美國互聯網媒體的民粹化的典型就是最近風生水起,聲名赫赫的 「 匿名者Q」了。

2017年10月28日,一個名為Q的發布者在美國著名的匿名論壇4chan上斷言, 「 引渡」希拉里·克林頓 「 已經在行動」,她的被捕迫在眉睫。 Q將自己描述為一名了解川普和 「 深層政府」之間秘密權力鬥爭真相的政府內部人士,還宣稱知道一個由川普主導的秘密計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一篇最新報導將 「 匿名者Q」的陰謀論概括為五個核心理念:一個邪惡的邪教正在統治著這個星球;唐納德·川普是美國英雄;民主黨意圖險惡,整個政黨都被外國的反美勢力所控制;Q的追隨者是團結的且在不斷增長;愛國者掌握著一切,罪犯終將得到判決。

類似於 「 匿名者Q」這樣的陰謀論傾向於在社會危機時刻出現,比如恐怖襲擊、快速的政治變化或經濟危機時期。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人們試圖用簡單的邏輯來理解混亂的世界。

「 匿名者Q」陰謀論的追隨者聲稱,冠狀病毒是由所謂的 「 深層政府」策劃的,並認為這種病毒可以通過飲用漂白劑來預防。

類似的陰謀論,還包括比爾蓋茨是新冠病毒的策劃者,疫苗是其要用來控制美國人的手段,口罩是內含天線,將監控人們的行為等等,這些信息全部來源這個神秘組織。

這種謠言其實無關緊要,但詭異的是,在美國深信不疑的人非常多,甚至在中國,都有很多川粉到現在還相信這個組織發布的言論,比如來源於該組織的謠言美國軍方查抄德國的投票服務器,就在中國微信群組中流行很長時間。

相信這種信息的人非常多,直至今天為止,無數中國川粉還認為川普在下一盤大棋,愛國者們隨時準備將拜登和賀錦麗一網打盡。可見 「 匿名者Q」的影響力有多大。

美國大選活動中,越來越多的 「 Q」字標牌出現在川普的競選活動現場。在目前的選舉週期中,已經有超過50名據稱是 「 匿名者Q」的支持者在競爭國家職位,比如已贏得佐治亞州的第14國會選區初選的瑪喬麗·泰勒·格林,川普曾讚揚她是 「 共和黨的未來之星」。

8月19日,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說, 「 我對這個運動(‘匿名者Q’)並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們非常喜歡我,這一點我很感激。」

正如《紐約時報》所分析的, 「 匿名者Q」可能是川普競選連任 「 最後的同時也是最好的機會」。

這個互聯網神秘的自媒體組織還將他的影響力擴展到了歐洲,在2019年底到2020年初,許多新的 「 匿名者Q」網站、頁面、群組和賬戶出現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並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追隨者。

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似乎越來越多的歐洲人開始相信 「 匿名者Q」的陰謀論。各種陰謀論隨著疫情感染人數的增加而激增,諸如 「 5G傳播新冠」等荒唐說法在歐洲多國流行開來,甚至有人因此破壞當地移動通信基站。

儘管 「 匿名者Q」植根於美國,但它已變成一種無定形的意識形態,不斷挪用和融合其他地方與反精英主張相契合的陰謀論。

歐洲 「 匿名者Q」的故事採用了地方敘事,並開始針對地方政客和精英。 「 法國總統馬克龍是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馬前卒」;德國總理默克爾是 「 深層政府的傀儡」。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採取行動 「 阻止意大利總理孔特的獨裁」……拉貝說, 「 這是一個很容易移植的框架……它在講世界精英有著不可告人的計劃,而世界各國都有精英。」

陰謀論是什麼東西呢?

民粹政治的前兆和先鋒軍,就是陰謀論。陰謀論是一種廣受歡迎的信息消費產品,

人們總以自己能知道他人不知道的內幕為榮,而任何民粹政治必須以陰謀論作為開路先鋒,比如八十年前的四大家族,政客與資本家勾結等等類似的陰謀論,在全世界政治中都是屢見不鮮的,是政黨用於攻擊和煽動民意的最佳工具。

而互聯網媒體+政治=民粹主義的天下。接下來的世界,就是民粹的天下,不必有什麼美好的期待,我們總得面對血淋淋的現實。

公共輿論誤導了很多人,很多人天真地以為,公共輿論放開就一定會促進自由觀念的增長,就一定帶來甚至是革命性的社會進步,我對這種看法很不以為然。

對媒企的管制放鬆會促進媒企的繁榮

減少對一個行業的管制,必然帶來這一行業的繁榮。中國互聯網之所以繁榮,就是因為其管制遠少於很多行業,才讓中國互聯網行業中出現一堆世界級企業。

2F對輿論的管制最主要是通過侵犯媒體企業的產權的手段完成的,比如規定美國出台的公平法案,媒體企業要自我審查,比如直接獲得相關的數據直接介入對個人的審查等等。這些手段首先就侵犯了媒體企業的產權。

我們可以輕易的得出結論,對媒體企業的管制減少或放鬆,也必定會促進媒體企業的繁榮。我們可以想像到會有更多的多元思想的電影、電視劇、媒體大咖,優秀的財經節目等等湧現出來,人們被壓抑的知識類、精神類產品的需求將會暴漲。

任何一個普通人或稍具備經濟學知識的人,都可以推導出以上結論。我們也可以預判,這一行業管制越少,越會吸引更多的投資人進入這一領域,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媒體產品。媒體產品的繁榮,本身就是經濟繁榮的一部分。

但是,媒體行業的繁榮,並不代表著正確的觀念必然戰勝錯誤的觀念。歐洲媒體業開始繁榮時,伴隨而來的是MAX主義大行其道。

美國進入二十世紀後,大部分時候觀念不停地敗壞,偶爾只在一二十年,能有字遊主義的驚鴻一現。

TW媒體足夠開放,你卻很少能聽到正常一點的言論。媒體行業的繁榮與正確觀念的普及並不存在正相關性。

美國政客利用媒體在爭奪權力

美國媒體極化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媒體業更加繁榮的過程。

公平法案的實施,是2F對媒體企業的管制,放鬆後,美國媒體業是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各類創新類的媒體產品層出不窮,脫口秀能戰勝傳統媒體節目的收視率就是典範。

互聯網媒體時代,美國的230法案進一步鬆綁了新媒體的企業管制,極大的促進了美國新媒體業的繁榮。

230法案是克林頓2F時期於1996年互聯網剛興起時制定的《通訊規範法案》其中的一條,該法案的初衷是監管網絡低俗、暴力和色情的內容。

這個法案隔年被美國最高法院全票通過違反了美國constitution第一修正案,但是最高法院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條。

第230條規定,互聯網平台無需為第三方使用者張貼的言論內容負法律責任;同時,允許互聯網平台基於 「 善意原因Blocking 和shielding冒犯性內容」。

這樣一來,互聯網平台、科技公司就有了一道免死金牌,既不必為用戶發布的內容擔責,同時,又有了對內容審查的權限。

在此次美國大選中,媒體即在230法案的允許下,屏蔽很多帳號的發言,甚至美國總統川普的發言都被媒體平台打上標籤。

現在的美國廢除230法案的聲音越來越大,企業沒有審查權其實與2F擁有審查權是一回事,都是侵犯企業產權的手段。

這就等於是報紙編輯不能有審稿權一樣,只不過在傳統媒體時代限定不了,而互聯網媒體的容量無限大,2F才有可能阻止企業行使自主編輯權。

有趣的是,呼籲取消企業自主審查權的是美國兩黨中都有很多的支持者。

川普一向以推特治國,社交媒體開始重視內容審查相當於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

2020年5月28號他下行政令,限制聯邦法律給予社交媒體平台的法律保護,意圖推翻媒體企業的自我內容審查權。好在司法獨立,總統一個人說了也不算。

共和黨人對這三大互聯網平台積怨已久。過去幾年,他們一直指責矽谷互聯網公司存在立場偏見,在言論審查方面持有雙重標準,對保守派的網絡言論限流、刪除甚至封號。

不過,這三大互聯網平台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內容審查 ( Censorship ) ,而稱之為內容審核 ( Moderation ) 。他們也解釋了自己的內容審核標準,包括不得傳遞虛假信息,不得煽動暴力仇恨,不得洩露個人隱私等等。

但放在四年前,2016 年始終佔據民調領先的希拉里最後意外爆冷輸掉大選,民主黨人一直認為社交媒體上肆虐的各種陰謀論和政治謠言是一個重要因素,指責Twitter 和Facebook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8 年Facebook 洩露用戶數據的劍橋分析事件曝光後,扎克伯格在國會兩院參加了總計七個半小時的聽證會,那一次憤怒炮轟社交媒體、哭著喊著要取消230法案的則是民主黨人,而共和黨人則幸災樂禍地在一旁打醬油,甚至還有心情替扎克伯格解圍。

但這個法案非常難破除,因為互聯網媒體是一個龐大的集體,不只是幾家大企業,一個小企業開辦一個論壇,他有沒有權利刪除他認為不喜歡的言論呢?

如果破除此法案,那就和當年的公平法案一樣,只能圖利大企業越來越大,而小的媒體企業而無法通過打造特別的媒體平台來挑戰大企業。

美國兩黨的目的非常清楚,要不要管制互聯網企業的言論審查權,取決於是否有利於他們的政治活動,而不是企業到底應該不應該擁有自已平台的言論審查權。

為什麼媒體企業這麼重要

這個問題其實人人都知道,媒體對於公共權力來說太過重要。希特勒能幹出滔天的罪惡出來,離不開他的媒體機器和對私人媒體的管制,哪怕是古代的皇帝,也非常重視民間的輿論。

中國的士子文化中有上書天聽、聚集商議國事的傳統,表達自己,對公共事件發表看法,是上千年來的士大夫階層參與治理的重要方式。其背後的權力觀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皇權如果加強言論管制,就會被認定破壞了這一共治天下的權力結構,而皇權是需要隨時防範可能的競爭對手,隨時警惕政治對手通過某些範圍的輿論製造來威脅皇權。


歐洲中世紀的君權較少有什麼言論管制的惡性事件,由於是歐洲是君主與貴族共治,君主權力遠小於中國古代,君權是很少受到威脅的。

既然沒有競爭對手,那為何需要管制言論呢?你會看到,對言論管制的惡性事件反而在中世紀神權中有所體現,因為他們面對不同教派、科學的競爭。

哈耶克說,只有觀念才能戰勝觀念,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著歷史發展的進程。

其實政客們比哈耶克更懂這句話的內涵。操縱觀念傳播,就能帶來政治利益,不管是任何一種政權,都將威脅其政權地位的觀念視為生死大敵,欲除之而後快。對媒體的關注就成為所有政客的必然。

美國媒體與政治形成共構關係

美國媒體企業在觀念傳播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有時對政治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影響。只要存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一定會介入媒體,這是媒體企業與其他企業不同之處。

這種共構關係,有強制的結果,也是自願的結果 ,甚至是商業的必然。

美國的媒體人身處政治環境之下,也會產生自己的政治觀點,也會發表政治言論。不管是傳統媒體時代的編輯、專家和新媒體時代的網紅脫口秀演員,他們都是帶著立場來經營媒體的,媒體想要擺脫公權力的影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美國媒體企業客戶,也會被立場切割成不同的族群,滿足他們的立場偏好,也成為媒體企業尋求商業利益的必然結果 。

如果你想通過自媒體創業,又想經營觀念類的產品,又想賺到最多的錢,那滿足受眾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觀念偏好更容易賺到錢,還是去找那些滿足字遊主義的偏好的客戶更容易賺到錢呢?

顯然,這二者的客戶群不是一個數量級的。

互聯網時代將消滅專家媒體系統

傳統媒體與專家是一個共構系統,媒體採取記者採集新聞,不同的專家參與評論新聞,這些專家即為公共知識分子。

長期在媒體開評論專欄的、碰到各類事件受到採訪的各類專家,都是媒體的長期合作對象,這時的媒體,只是新聞的記錄者,評論和觀點來自於專家系統。

專家系統大多由高校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員組成,公權力類的專家系統主要來源於公權力相關專業,而經濟學家則往往只對某些經濟政策發表意見。

所以,你會看到評論國際關係,評論選舉事務,評論政治事件往往由一些political science學者和政客在瞎BB。

而政治學,根本都不是科學,基本就是胡說八道。

政客與專家系統通過媒體形成了合作關係,專家需要舞台,媒體給平台;媒體需要找造公立形象,需要專家這種專業地位;政客需要專家為其代言政策,專家也需要政客採用其政策建議,甚至進入2F擔任職位。

新媒體時代則是一個消滅專家的時代,全球政治都開始了反建制的運動,所謂反建制除了反對傳統老政客外同時也反對傳統的專家和媒體系統。

這次美國大選民眾對主流媒體的摒棄就是新時代民眾對傳統輿論架構的反彈。

TW的輿論發動機則早就是PTT論壇而非傳統媒體了,而中國的很多社會熱點議題,也是先從互聯網發酵再被傳統媒體放大。

民間意見領袖已經取代了傳統的專家系統,傳統的專家系統要佔據影響力也只能進入新媒體,用新媒體重造自己的影響力。

美國新媒體商業模式將改變世界權力格局

新媒體以意見領袖為小圈子,將人群分割成無數個社群,政治類的信息產品分割的尤為明顯,在中國或許你還能看到在微信群裡兩種政治觀點永無休止的撕逼,但在美國,人們更多的選擇不是在群組爭論,而是直接的歸隊。

爭論畢竟不是所有人的偏好,大多數人直接與自己相左的政治意見隔離是更輕鬆的選擇。

而民間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堪比傳統媒體,有些大V的粉絲多達幾千萬甚至上億,極少有報紙和電視媒體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即使在臉書上的談公共事務的小眾作家,你也能看到一篇文章幾十萬、上百萬的閱讀量,遠比一些州級媒體的影響力大。

互聯網碎片化、短小化的信息特徵,讓長邏輯的觀念越來越難以獲得市場。金句和直達人心、一針見血、簡單結論更容易打動人心。西方主要經濟體都呈現出民粹化的特點,因為新媒體將更多的帶動民粹性政見的傳播與影響。

錯誤的思想市場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者科斯提出思想市場的概念,這一概念讓人誤解成思想也是一種商品,只需要讓他自由競爭,最後優秀的正確的思想就能脫穎而出,從而讓公權力傷害減少,讓自由增加,讓社會更加繁榮。


思想是商品嗎?人們接受思想時,是不需要付出金錢的,也是很少去進行代價的選擇的。

思想當然不是商品,他既不由供給者進行銷售,也不受供需理論的製約,也不存在價格,其產品的評價更不會直接反饋於對供給商的行為調整。

他當然不是商品,只是一種觀念的傳播。

而觀念傳播是沒有規律的。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民主黨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在羅斯福四大自由理論指導下,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至70%以上,遺產稅率高達50%以上,同時平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字遊主義者若生活在那個時代,我想應該是絕望的。


此時的蘇聯與美國爭霸表面不落下風,社會主義陣營如鐵桶盤牢固,但也進入了最黑暗的時刻。英國工黨上台大規模把私有企業國有化,歐洲各國紛紛採用大量的社會主義政策,世界看上去一片黑暗。

突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兩位經濟學家就冒出來了,字遊主義的觀念傳播一下就如波瀾壯闊了,不但在英國美國去除了各種政府管制和國有化,還對社會主義的東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在東歐國家地下瘋狂傳抄,成為年輕人的時尚,為後來東歐劇變埋下了觀念的種子。

如果你生活在八十年代,你是個自由主義者,你會感覺到這世界欣欣向榮,中國在改開,最黑暗的時刻過去了,蘇聯東歐瓦解在即,美國里根全面破除各種經濟管制,鐵娘子撒切爾將英國國有化運動終結,世界一天比一天要好,似乎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

四十年過去了,你今天再看看各國台上政客的表現,你會認為未來的世界會越來越好嗎?

那些自由主義大師呢,個個都進了棺材板。提到專家學者,你能想起最近十年二十年成名的歐美學者嗎?學者明星產生的機制都沒有了。

你還記得的專家學者,要不死了,要不呢,成名於二十年前。賀衛方這種公知放在十年前,就是粉絲們不能褻瀆的神。

而在互聯網時代,僅僅因為他反川,就被川粉們打下神壇,再踩上無數腳。建制派、學院派公知的時代結束了。

觀念傳播不存在規律,既然不存在規律,開放媒體就能帶來正確知識的傳播,那就是你天真的想像而已。

公共輿論分析

公共輿論這個概念是在20世紀60年代,才形成具體的理論,哈貝馬斯說:

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於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

公共領域(公共輿論)這個概念是生造出來的,他是在皇權消失後,為新出現的西方政府合法化的一種理論構建,類似的理論還有人民主權論,社會契約論等等。這幾個理論結合起來,就成為西方民主政府合法化的根基。

人民擁有國家主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與政府簽署契約,讓渡權利,政府行使權力,人民通過公共輿論與政府就公共屬性的事物進行討論,只要按上述理念構建政府,那這樣的政府就具備有合法性。

公共輿論這個概念從出生開始,就與公權力緊密相連,就是以追逐公權力為前提的。 politics活動必然對媒體的行為進行扭曲,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

美國的選民,擁有了選舉權,其實屬於權力擁有者,他們通過選票擁有權力系統,或加徵稅收或控制子宮,迎合他們的媒體自然只能是權力的打手。

所以現在的美國媒體和最早的美國媒體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還是屬於黨派媒體。即使是沒有選票的民眾,也一樣通過網上各種評論形成輿論壓力,與2F權力勾結成為權力幫兇。


前面我美國媒體的早期發展史,指明了美國私有媒體在出現時其實就是黨媒。

我們的主題是討論媒體如何極化,但實際上,美國早期的媒體就是非常極化的媒體了,可以說完全站在政黨的角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打擊政治上的競爭對手。

只不過在二十世紀由於經濟的發展,媒體有了造血能力後,才擺脫黨派的控制,成為獨立媒體。

很多人對言論管制深惡痛絕,對開放自由的媒體經營環境羨慕不已。

首先我要表個態,我是自由主義者,反對任何對企業的權力管制,當然也包括媒體企業。

不得不說,很多人對所謂公共輿論的幻想是天真的。

當然我堅定地認為,作為媒體企業,當然是應該免受任何權力干預的。但為何媒體企業會極端化、反智化?原因是什麼,因為政治的扭曲。

政治會扭曲企業的行為

當政府手上握有大量工程和資源時,企業不努力創新產品去搞權力尋租謀求政府工程是一件奇怪的事嗎?當政府開始大搞產業政策,企業變成騙取稅收補貼生產劣質商品的組織,很奇怪嗎?媒體企業一樣會被政治扭曲。

媒體企業是所有企業中的另類,因為對於政治來說,他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塑造工具、他是政治活動中不可缺手的手段。

皇權專制政府將媒體企業壟斷或控制,讓他們成為自己的發聲管道,民主政客一樣將媒體企業當作拉攏的對象,使之成為打擊競爭對手的利器。

而媒體企業擁有企業的逐利性,很難放棄政府和政客這一最有實力的金主,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向政治靠攏,甚至主動成為政治的打手。


媒體企業還受民間的政治氛圍影響,當你普遍的受眾需要政治時,那媒體企業追逐政治,提供偏好性的政治信息產品也是作為企業的必然選擇。

當政客需要媒體企業來幫助重塑民眾價值時,政客會許以金錢利益、會承諾當選後的利益輸送,會給予參與者政治職務分肥.

那這時的媒體企業就將政客當作一個巨大的客戶、一個有能力穩定輸送利益的群體,自然為他們全力效力,甚至不惜採用各種極端的手段進行媒體的經營。

而政治是不存在倫理的,在西方媒體的語境中,只要有人讓你講政治,其實就是在告訴你,這時不能講道理了。

公域之下,是沒有倫理的,是沒有是非標準的,任何所謂極端言論,在政治前面,都可以是正常語言。

當西方政治需要與另一國敵對時,殺死敵對國的軍人和平民的口號也會出現在媒體,既然沒有倫理,何來極端呢?


觀念傳播無規律,並不存在一種確定的路徑,能讓正確的觀念成為主流的觀念。如果有人提出這種路徑,那就與馬克思提出的社會規律是一回事,是一種純粹的烏托邦思想。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也是能通過邏輯辨析的知識系統,他只是在解決目的與手段的因果關係認知問題。

一個擁有正確經濟學知識的西方政客,照樣可以運用該知識來構建權力來反市場。

群在西方民主權力結構中擁有特權地位的西方民眾,不管其有沒有學習經濟學知識,他一樣可以出於自己利益,繼續維護特權的存在。

哈耶克的政治思想,多少有些烏托邦的成分,好像只要人們明白這個體係是可行的(相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之不可行),並且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換句話說,只要人們接受這個理論為真,自由市場的烏托邦就會實現。

人類社會觀念的進步無比緩慢,這與關於人的行為知識的普及難度相關,也與身處權力社會中人的利益依賴相關。

我們無法找出一條確實的路徑達成更自由的市場,我們只能捍衛知識,而很難捍衛市場,這不是掌握了知識就能做到的事。

也許幾百年後,會有人會評價現在的世界政治皆為暴政。正如我們現在站在二十一世紀,絕大部分人會認為一千年以前的世界皆為暴政一樣。

越美好的社會一定是管制越少的社會,一個理想社會肯定不會對媒體企業進行任何管制。

我當然反對任何對企業的管制,但我絕不會對充滿政治氛圍的社會中的媒體開放帶來的觀念進步抱有任何美好的期望,畢竟構建錯誤觀念的理論汗牛充棟,畢竟權力社會數千來形成的利益結構無比牢固,你只能寄希望於你的運氣。 (全篇完)

 

來源   古三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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