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〇年:十六顆頭顱背後的「認知閉環」

文: 言九林  

一、迫於民意的「 口供」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養的嬰兒也未能倖免,約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天主堂神甫與修女「 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遂大範圍流傳開來。

據時任天津知府的張廣藻說,流言是這樣冒出來的:

「 有人於黑早見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東關義塚地內殆非一次,偶為群犬刨出,見有一棺數尸者,於是津民嘩然,謂此必洋人殺害小兒取其心眼,為端午節合藥之用,否則奚為一棺而有數屍也。」[1]

當時的天津,拐賣兒童之事時有發生。天主教仁慈堂建於1869年,為收養孤兒,常向孤兒的掌控者支付一定的費用——那時節,鮮少有父母或掌控人,願意主動、免費將孩子送給慈善機構撫養,更遑論送至洋人主持的慈善機構。此外,仁慈堂還會收養垂死的兒童,旨在為他們做宗教洗禮以拯救靈魂。

這種做法,既刺激了不法之徒迷拐兒童送往仁慈堂,也給流言的產生提供了捕風捉影的依據。

不久後,有兩名人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裡暗示說,他們的行為可能「 受人囑託」。民間組織「 水火會」受到煽動,四出抓捕嫌疑人。群眾公審之下,一名叫做武蘭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 民意」,供稱他作案所用的迷藥,正是仁慈堂提供[2]。

曾國藩後來給朝廷的奏摺,武蘭珍「 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3]。亦即事實是:武蘭珍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他口供中的案發地,因為他的口供,是迫於「 民意」不得不胡亂編造出來的。

但在武蘭珍招供的當下,民意感受到的,卻是「 鐵證」如山。於是民情沸騰,鄉紳們集會於孔廟,書院亦停課聲討。號稱萬餘人之多的憤怒民眾,群聚教堂之外,或與教民口角相爭,或向教堂拋擲磚石。

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請民眾選派代表,進入堂內調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大業不願與憤怒的民眾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門與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張光藻調兵彈壓民眾。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豐於爭論中開槍恫嚇,射死了劉傑的家人劉七。

於是,民憤被徹底點燃。

百姓們先是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然後又衝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共計20人(包括13名法國人、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國人)、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縱火焚燒瞭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驚中外的「 天津教案」。

江西巡撫沈葆楨1862年呈遞給總理衙門的一份情報,頗有助於理解底層民眾為何會對天主教堂懷有如此深重的疑慮和敵意。

當時,江西境內一再發生民眾與教堂之間的糾紛。沈想知道這些反教百姓究竟是怎麼想的,遂命人喬裝成平民去到基層,與反教百姓面對面聊天,以探聽消息。

下文是探子與反教民眾部分對話的原文照錄: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拼命何故?

答:他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何不與他拼命。

問:我等從上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豈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才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藉此採生折割耶?而且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們必定要在城內,及近城地方傳教。譬如勾引長毛進來,我們身家性命不都休了?

問: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紳士總是依他。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都不要他管。我們止做我們的事。

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與他打仗麼?

答:目下受從教的欺凌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奪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長毛來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炮火利害,我們都拼著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只要打不完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

問:你們各位貴姓?

答:我們看你是老實人,與你閒談。連日官府都在各處訪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姓名,不能對你說的。 [4]

從這段對話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可知,1860年代的江西民眾,之所以普遍反教,主要是受到瞭如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1)天主教育嬰堂與本土育嬰堂之間存在衝突,即所謂的「 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

(2)教民與非教民之間存在衝突,因「 官府紳士總是依他」,非教民在衝突(官司)中居於不利地位。

(3)教堂的行為模式與中國傳統慈善組織大不相同,民眾無法理解時,就會傾向於將其與「 採生折割」這種恐怖的民間傳說聯繫在一起。

(4)太平軍(長毛)在江西的所作所為,讓當地百姓心有餘悸。天主教拜上帝,太平軍也號稱「 拜上帝教」,民眾分辨不了二者的區別,於是產生了一種籠統的認知——「 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認定傳教士會「 勾引長毛進來」。

顯然,底層民眾的反教行為,是一種集合了經濟衝突、文化衝突與製度衝突的複雜產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簡單指斥。

就沈葆楨提供的情報而言:經濟衝突指的是爭育嬰堂與賠銀子;文化衝突指的是民眾不能理解教堂的慈善模式,也不能理解傳教士和太平天國的區別;制度衝突指的是傳教士的治外法權,會對地方官府造成壓力,使其出於保烏紗帽的利益考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治理上出現偏袒教民的傾向。

當然,愚昧與不開化這個問題也確實存在,比如民眾很願意相信「 採生折割」這種事情。

二、「 盡戮在京夷酋」

回到天津教案。

事發後,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發出照會抗議。法國軍艦更開往大沽口鳴炮27響示威。如何處理此案,成了擺在清廷高層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歲的同治皇帝,沒見識過真正的近代軍隊。他對自己的老師李鴻藻說:越將就洋人,就會越出亂子,「 若得僧格林沁三數人把截海口,不難盡殲此輩」。這種雄心勃勃與「 詞氣甚壯」,似乎讓他的老師、同樣沒見識過近代軍隊的翁同龢也深感欣慰,所以將之載入了自己的日記之中。 [5]

小皇帝顯然並不了解,在10年前的八里橋之戰中,僧格林沁的「 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甚至連給英法聯軍造成有影響的創傷也力所難及。

同樣激情澎湃的,還有內閣中書李如松。

他告訴小皇帝,此次事件,錯全在洋人,始於「 教匪迷拐幼孩」,激化於「 豐大業向官長開槍」。他還說,國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眾的愛官愛朝廷之心全部激發了出來,「 不期而集者萬餘人」,這些百姓「 知衛官而不知畏夷」——只知道保衛自己的父母官,絲毫不害怕洋人;「 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卹罪戾」——只知道為朝廷效忠,絲毫不顧及自身安危。這充分說明,我們對洋人強硬時機已經成熟:

「 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6]

即便不能殺光京城裡的洋人,燒盡他們的房屋,也要對法國實施正式斷交,來作為懲罰。

另一位監察御史長潤,也表示完全贊同李如鬆的意見。

他上奏朝廷說:這次天津出這樣的事,「 實乃天奪其魄,神降之災」,實在是蒼天要懲罰這些邪惡的洋人。我們「 正可假民之憤」,借助民眾的憤怒,將允許洋人入華傳教這一規定徹底廢除。對傳教士「 迷拐幼孩」以眼煉銀之說,長潤深信不疑。他從小道消息裡聽說天津百姓曾從教堂內搜出「 人眼人心等物」,且交給了通商大臣崇厚,但崇厚的奏報中沒有這些內容。長潤於是懷疑有人(自然是指崇厚,儘管長潤沒有點明)消滅了罪證,要求朝廷下旨讓曾國藩「 認真詳查」,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崇厚是恭親王奕䜣的心腹,攻擊崇厚消滅洋人的罪證,其實是將矛頭暗暗指向奕䜣和總理衙門袒護洋人。 [7]

「 慷慨激昂派」裡,影響力最大者,要數醇王奕譞。

他在給小皇帝的奏摺裡說,這一次「 該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站在我們這邊,「 雖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勵我百姓」,雖然沒法和外國狗羊們講道理,但正好可以藉此鼓舞極力我大清百姓,「 民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民知捍衛官長,豈非國家之福」——對參與打殺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問罪誅殺,百姓懂得保衛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 [8]

在給總理衙門的密函裡,左宗棠也說,不要害怕事態擴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歡「 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最愛玩威脅中國地方官、由中國地方官來箝制中國民眾這種把戲,反倒是不太敢直接做那些「 拂輿情,犯眾怒」的事情。

他還說,此次事件,是由「 迷拐」而起,雖然用迷藥拐賣小孩之事沒有證據,但「 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總不會是毫無來由吧? 「 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洋人迷拐孩童之事決不能說肯定就沒有。如果洋人「 志在索賠了結」,那還不妨答應他們,如果他們要求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那是萬萬不可的,因為這些人是「 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拿他們給洋人抵命,會失了天下人心。保護住這些百姓,正是大清走向強盛的一個好機會:

「 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9]

三、恭親王的憂慮

閉目塞聽者們的慷慨陳詞,讓見識過近代化軍隊厲害的恭親王奕䜣深感憂慮。他在奏摺裡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目下的首要之務是安法國之心,「 以力遏兵船為第一要義」,要將消弭戰爭爆發的危險放在第一位。

奕䜣說:

總理衙門連日來與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磋商。羅的回復是此案事關重大,必須向國內請示。此人素來「 暴躁異常」,此次反而「 不甚著急」,也許是因為他早有定謀,這定謀有可能給大清帶來不測之禍。據羅淑亞的翻譯官說,此案有四件重大情節,一是毀壞了法國的國旗;二是打死了法國官員;三是殺傷了許多法國民眾;四是焚毀了法國教堂。所以羅淑亞做不了主。總理衙門又去與其他國家的駐華使臣接觸,以法國若對大清用兵,必然有損各國在華貿易利益為由,希望他們能從中斡旋。各國使臣的回復是他們也知道中法開戰會損害各國對華貿易,但如果中方拿不出處理案件的妥善辦法,他們想要斡旋也無從著手。他們給出的建議,是由大清皇帝派人前往法國,就此事道歉並重申兩國友誼。總理衙門調查分析後認為,「 殺斃領事」對西方國家來說確實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法國可能對華用兵的說法「 似非虛聲恫嚇」。而且,還有一件事情需要特別考量,那就是各國之間平日里的聯絡,遠較他們與大清的交往密切。如果這樁案子處理不當,「 各國受損,將來勢必協以謀我」,日後他們很可能會聯合起來對付大清,那情況就更嚴重了。總理衙門「 再四商酌」也沒想到更好的處理辦法,只能奏請朝廷派遣一名大臣,帶上國書前往法國「 相機辦理」。總之,一切以消弭戰事為最緊要。 [10]

七國照會抗議、法國軍艦在大沽口鳴炮示威的現實,讓奕䜣對是否能夠避免戰爭缺乏信心,他在奏摺的末尾說,「 是否彌釁尚無十分把握」,但事總得一點點先做起來,也許派大臣去法國這些舉措,就是「 豫遏兵船之一端也」。

與奕䜣最關心如何消弭戰爭不同,朝中的「 慷慨激昂派」更在意如何維繫和激發民心。

內閣學士宋晉說,「 百姓一動義憤,每每一發難收……若因有礙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變,其患有更甚於法國者」[11]——如果因為害怕引來戰爭,就對民眾和官員實施懲處,壓制他們的愛父母官愛朝廷之心,造成的災禍,恐怕會遠遠大於法國的入侵。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賈瑚,似乎是嫌事情鬧到七國問罪的程度還不夠大,居然又奏稱說京城中也有「 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12]的匪徒,要求步軍統領衙門全員出動全城搜捕。賈瑚的主張,得到了李鴻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總理衙門與「 慷慨激昂派」之間的分歧,代表了清廷內部處理天津教案的兩種不同意見。一者以恭親王奕䜣和總理衙門為核心,主張與洋人和平相處;一者以醇王奕譞和朝中理學清流之臣為核心,主張將洋人盡數驅逐出境。曾國藩將這兩派分別稱作「 論勢者」與「 論理者」:

「 論理者以為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伐,以雪先皇之恥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為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仇。能御之於一口,不能御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13]

大意是:「 論理者」主張據「 理」而行,要抓住機會將洋人們趕出大清,以雪先皇(也就是鹹豐皇帝)被英法兩軍從京城趕跑逃亡熱河的恥辱。 「 論勢者」主張順「 勢」而為,現在與法國開戰,等同於和各國同時為敵。清廷軍隊的戰鬥力,可以抵禦洋人於一地,不能抵禦洋人於七省;可以與洋人相持一兩年,不能與洋人相持幾十年上百年。結果一定是洋人們不斷武力尋仇,直到再現咸豐皇帝逃亡的恥辱。

再往深處審視,「 論勢者」與「 論理者」之爭,究其實質,乃是晚清改革兩條路線之爭的一個縮影。儘管以奕䜣、文祥等為核心的總理衙門及下屬洋務官員,和以奕譞、倭仁等為核心的理學清流之臣,都同意清廷需要通過改革來謀求自強,但他們在改革內容和改革目標上,是存在巨大分歧的。

改革內容方面的衝突,見於奕䜣與倭仁在「 開設天文算術館」一事上的正面對壘[14](傳送門)。改革目的方面的衝突,則見於1868年中英修約談判期間,醇郡王奕譞所呈遞的《謹陳管見折》及《驅逐洋人之法六條》。

在這份奏摺裡,奕譞通過攻擊奕䜣的心腹崇厚,公開在對外政策上與總理衙門唱起了反調。崇厚草擬的修約意見裡,提到天主教與佛教道教並無區別,大清包容萬象,也不妨包容洋教。奕譞以一種尖銳的態度將這種主張定性為「 袒護洋人」,說崇厚是想通過討好洋人來穩固自己的地位和謀取自己的利益。繼而,奕譞批判總理衙門,說「 洋務」一事從最開始就走錯了路——「 溯查洋務之興,首誤於苟且依違,繼誤於剿撫無定」,意即朝廷對洋人究竟是剿滅還是安撫,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繼而就是「 秉政者既無定見,疆吏將帥亦無所適從」,上面的執政者沒有明確的說法,下面的將軍督撫們也就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麼辦。 [15]


奕譞

按奕譞的主張,洋務改革是為了自強;自強之後要做的,是像大唐消滅東突厥一樣將其盡數驅逐出中國。為此,他向朝廷提供了六條策略:(1)向地方督撫垂詢徵集改革意見;(2)秘密飭令王大臣發表改革意見;(3)收民心以固國本;(4)將「 擯斥異物」(也就是拋棄洋人的東西)的態度展示給天下人;(5)召見資深將領以防備不測之事;(6)下令讓總理衙門「 詳查夷人入城數目」,切實掌控京城裡的洋人數量和分佈,以免將來驅逐洋人時變生肘腋。 [16]

很顯然,這樣的「 自強理想」,與總理衙門的改革目標——引入洋人的「 長技」實現自強,通過翻譯《萬國公法》、向歐美派駐使臣、與各國修約談判來探求和平的相處之道,完全是兩個方向。

四、鍋甩到曾國藩頭上

「 論勢者奕䜣」與「 論理者奕譞」之間的這種衝突,讓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在1870年進退失據。

曾國藩自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是在1868年。彼時,這次調動帶給曾國藩的最大感受,是朝廷對他顯露出了一種強烈的猜忌之心——太平軍與捻軍俱已平定,湘軍與淮軍已成為一種讓清廷如鯁在喉的存在。

親信幕僚趙烈文曾問他:兩江滿目瘡痍,民氣反側不安,朝廷卻將他這樣一位「 人心膠固之重臣」突然調往直隸這樣的「 閒地」,究竟是怎麼考量的?曾國藩先以一段長久的沉默回應,然後才說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惶恐:「 去年年終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動,知聖眷已差,懼不能始終,奈何?」[17 ]——我去年底奉命秘密推薦和秘密彈劾的人,一個都沒有動,我很擔憂自己與愛新覺羅氏的君臣關係不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的感受沒有錯。將他從兩江調往直隸,相當於強迫他離開被湘軍親信環繞的狀態,去到一個朝廷的監控觸手可及的地方。但這種防範猜忌還遠沒有到鳥盡弓藏的地步——太平軍與捻軍是基本沒了,但洋人還在,且更為強大。清廷將曾國藩調來直隸,有一項重要任務交給他:為朝廷編練一支新的軍隊。

晚清的軍隊改革,也就是所謂的「 練軍」,始於咸豐晚期。從主持「 練軍」的機構是總理衙門,兵部只起到參與協助的作用,就不難看出這一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想要通過向洋人學習來增強中央掌控的軍事力量。

但學習洋人的過程並不順利,到了1868年,朝野內外因中英修約人心惶惶——咸豐當年逃亡熱河即肇端於英法兩國要求修約,這是許多人記憶猶新的事情。清廷此刻將曾國藩調為直隸總督,固然有就近控制曾的用心,但也有借湘軍領袖坐鎮京畿以安定人心、預防戰端的目的。這也是為什麼曾國藩入京後,慈禧三次召見,其中就有兩次當面囑咐他在直隸好好練兵。曾國藩1869年初離京前往保定就職,臨行前去向慈禧辭行,慈禧的問話裡也全是練兵和設防,曾國藩則回應說自己到了保定後,第一件要抓緊做的事就是練兵。 [18]

孰料,上任僅數月,兵遠未練成,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就發生了。

原本,天津教案的頭號當事人,是時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朝中的「 慷慨激昂派」的攻擊對象,也主要是崇厚。但崇厚是奕䜣的心腹,攻擊崇厚實際上就是攻擊奕䜣;崇厚若被扳倒,也就意味著奕䜣失勢。故此,崇厚在教案發生後,即給總理衙門呈遞了一份情況匯報,敦請朝廷派直隸最高長官曾國藩前來主持大局。隨即便有諭旨曾國藩前往天津。

曾明白此中玄機,遂給崇厚去了一封信,表示願意協助他辦理此案,二人「 禍則同當,謗則同分」[19]。但奕䜣和崇厚要的,不是「 曾國藩前來協助」,而是「 曾國藩前來主持」。

於是乎,在奕䜣的運作下,崇厚很快被任命為赴法欽差離開了天津。教案的處理,全壓到了曾國藩的頭上。 [20]

1870年的曾國藩已經59歲,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長期經受著眩暈病症的折磨。這一年,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說自己「 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21],在日記中又說自己時常感到「 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22]。

天津教案發生前夕,曾國藩似乎已經覺察到了自己大限將近。他讓李鴻章幫自己運來建昌花板木材做棺材,以備後事。結果花板與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保定。

同期,朝廷在諭旨裡殷切關懷他身體如何,又意味深長地問他是否能夠處理此次的教案。這種詢問,其實是一種提醒:教案發生在直隸境內,曾國藩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曾深感此案難以善了,不會有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所以他給長子曾紀澤寫了遺書,裡面說:自己反复思考此案,「 殊無善策」,只能抱著「 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23]的心態去處理。

五、朝廷的算計

7月8日,曾抵達天津。十多天后,7月21日,他的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輿論。曾本人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為了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 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城湖南會館懸掛的曾國藩官爵匾額「 悉被擊毀」,會館還將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24]

這位中興名將與曠代功臣,瞬間成了「 謗譏紛紛,舉國欲殺」[25]的漢奸,「 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26]。

這種結局,一半來自現實的無可奈何,一半來自朝廷的刻意算計。

所謂「 來自現實的無可奈何」,指的是此案無法遵循曾國藩的內心去處理。曾雖然是一位洋務派,但他的思想旨趣其實介於倭仁與奕䜣之間。這從他對二人的評價中既能看出:他評價奕䜣是「 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意思是說奕䜣有手腕有見識,但欠缺安身立命的理學修養;評價倭仁則是「 朝中有特立之操者……然才薄識短」,意思是說倭仁的理學功底深厚,但對時事洋務所知甚少。 [27]顯然,曾國藩對自己的期許,是要兼二人之長,既要懂時事洋務(也就是聰明),又要有理學修養(用來立足)。

但這種自我期許,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中是無法共存的。比如,他那非常在意「 夷夏之防」的理學修養告訴他,不應該嚴厲處分天津道周家勳、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和天津縣知縣劉傑,他們都是為朝廷「 抗夷」的志士良吏。但迫於洋人勢大的現實,他最終又不得不採納崇厚的建議將這三人撤職交給刑部治罪。簡言之,往往是「 迫於勢」的決定剛剛做完,他那「 基於理」的良知又開始糾結。

比如,他先是在奏摺裡說根據自己的調查,洋人不曾挖眼也不曾剖心,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的事。然後又在日記裡說,自己奏摺裡的那些話雖然是事實,但「 語太偏徇」,仍會被人指責偏袒洋人(畢竟主流意見是要對洋人做驅逐與打殺),「 將來必為清議所譏」[28]。他很後悔自己在奏摺中寫下了「 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29]這樣的句子。因為他清楚這些句子是在挑戰朝野的既定認知(慈禧倭仁宋晉等均傾向於相信挖眼剖心製藥之類的流言)。而冒犯眾人的既定認知,一定會激起輿論的激烈反彈。

所謂「 來自朝廷的刻意算計」,則是指朝廷在公佈教案相關情況時,有意刪減了曾國藩的奏摺內容。

1870年是慈禧垂簾的第九個年頭。天津教案,必然會使她想起10年前發生過的事情。那一年,英法聯軍以使節被扣遭受虐待為由前來問罪,攻陷了北京城,又燒掉了圓明園,咸豐皇帝只得帶著慈禧等一眾人,倉皇逃去了承德,然後死在了那裡。而此番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國領事在內的五國之人;前來問罪的是七國而非兩國。昔日的切身體驗,為慈禧提供了一個基本認知,那就是:慷慨激昂的話不妨多說,但與洋人開戰這種事,卻輕易做不得。

儘管在7月25日召集群臣商議對策時,慈禧說的是「 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30],但她自始至終都是有主意的。她的主意之一,是在言語上支持奕譞這些「 慷慨激昂派」,不斷說你們講的很有道理,以維護自己的形象;然後將反駁的任務留給政敵奕䜣。她的主意之二,是讓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來為朝廷的「 軟弱」背鍋——為達成效果,朝廷在公佈曾國藩關於案情事實調查的奏摺時,刻意刪去了他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這種刪減,讓曾的奏摺,從「 論說持平」變成了「 袒護夷人」。

曾在奏摺裡說,根據自己的調查,所謂教堂「 挖眼剖心」之說是荒謬的,所謂賣迷藥給教堂的證人,也是靠不住的。但天津民眾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具體來說就是:

(1)仁慈堂「 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里」,還設有地窖,當地民眾難免生疑。

(2)有些中國人到仁慈堂裡治病,然後留在堂內工作,有些民眾不理解,懷疑這些人是被藥物「 迷喪本心」。

(3)仁慈堂常收留病重的孩童,在他們去世前,給他們做洗禮。民眾不理解這種宗教行為,「 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於是就揣測教堂在殘害兒童。

(4)仁慈堂的院落廣闊,孩子們在前院集體撫養,母親多住在後院;還有些母親住在仁慈堂,孩子卻住在河樓教堂。民眾也不能理解這種習俗,於是就往一些其他的方面猜想。

(5)1870年4、5月間,天津城內發生過拐賣人口的案件,當時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兒童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亡率自然就高。再加上教堂平日與民眾不睦,為免生事端,於是選擇在夜間掩埋屍體, 棺材不夠,於是有兩屍三尸埋在一棺的情況。屍體被野狗拖出後,民眾遂為之嘩然,將之前的猜想全視作事實。 [31]

這些為鬧事民眾辯護的文字,基本符合事實。但邸報與官報房公佈這份奏摺時,將這些辯護文字略掉了。略掉的用意之一,自然是打擊曾國藩如日中天的聲望——如前文所說,曾送出這份奏摺時,已感覺即便是完整的奏摺,也會引來朝野清議的不滿。經過這樣一番刪減,其結果只會更慘,只會是「 謗譏紛紛,舉國欲殺」。

但更要的用意還在於:朝廷需要一個嚴重偏袒洋人的曾國藩。派曾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其實就已定下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刪減曾奏摺中為民眾辯護的內容,然後將其公開披露,給曾國藩戴上「 賣國賊」的帽子,等同於給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間——輿論對事情的道德評判,往往生成於對比之中。有曾國藩惡劣的「 賣國行徑」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將會很自然地變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讚美。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如下耐人尋味的情節:

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於7月25日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再次召集會議,就如何處理教案進行辯論,慈禧在會上表態說,「 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日,慈禧在以同治皇帝的名義發給曾國藩的諭旨裡,對處理事件的具體方案一字未提,但卻一再強調朝廷的期望是:「 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32 ],不能和洋人開戰,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這一天,朝廷刪減了曾國藩「 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公開披露。隨後,曾國藩被朝野輿論打成了「 賣國賊」。

自稱「 不得主意」的慈禧,其實早已打定了主意。 「 和局固宜保全」,高調的口號不妨多喊喊,但與洋人開戰是萬萬不行的;「 民心尤不可失」,朝廷不能直接表態說要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但這個事要做,且不妨交給曾國藩來做。

進退失據的曾國藩,既承認「 天津士民皆好義」,是愛地方官愛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們「 徒憑紛紛謠言」,搞出打殺洋人的事端,給朝廷添亂[33];既承認天津的一干地方官以「 風聞」煽動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以送出天津避風頭的方式保全他們,又不得不在朝廷與列強的壓力下將他們弄回來再度流放。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官員方面,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流放黑龍江;民眾方面,馮瘸子、劉二等20人被判處死刑,小錐子、王五等25人被判處充軍(李鴻章接手後尋得機會,將4名被判死刑者改成了流放)。

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曾國藩說,這樣的處置結果並不符合自己修習的理學本心,可謂「 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然而形格勢禁,必須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 但使彼族不再挑斥,雖一身叢毀,而大局尚得保全,即屬厚幸,孱軀暮齒,實難久點高位」——只要能消弭戰爭,使和局得到維持,我這衰老殘軀成為眾矢之的,也算值得。 [34]

六、十六名百姓的頭顱

針對民眾的死刑,是在1870年10月19日的凌晨五點鐘左右執行的。

法國駐天津的軍隊本計劃派一名艦長攜帶翻譯,前去刑場充當監督者。新任天津知府馬繩武告訴法國駐天津領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英國領事兼法國領事),「 由於情緒激動的居民有可能滋事,總督希望在今天日出以前處死已判處死刑者」,他建議法方的監督者「 夜間乘小轎子由他派遣的五十名警衛士兵護送下前往刑場」,以免引起民眾注意。李蔚海反對這樣做。但鑑於天津知府「 在他自己的衙門裡感到如此忐忑不安」,甚至一度要求轉移至法國領事館去討論死刑的執行事宜,李蔚海也只好做出讓步,不再堅持派法國軍官前往刑場,而改為要求知府衙門「 提供一些確實執行死刑的證據」,同時讓領事館裡的一個信差去刑場觀看執行情況。 [35]

這名信差從縣衙監獄一路跟隨到刑場,目睹了死刑執行的全部過程,還帶回了「 系在那些囚犯屍身上的死刑執行令」。他向李蔚海報告說:

「 大約二百名巡勇和兵丁從監獄將囚犯護送到知縣的公堂,在那裡他們被依次排列,一共是十六名。沒有一個肯下跪就縛,儘管被喝令這樣做。……在前往刑場途中,儘管是凌晨,群眾早已雲集。犯人們向一批批群眾高聲叫喊,問:’我們面可改色?’大夥立刻齊聲回答:’沒有!沒有!’他們控訴當官的把他們的頭出賣給洋人,叫人們用’好漢’的稱呼來表示對他們的尊敬,人們當即同聲高呼。被判死罪的這些人的親友一路跟隨前進,放聲慟哭,淚流如注。到達西門外刑場時,罪犯們開始拉長了嗓音高唱,聽到這歌唱聲,執法官協台下令將他們斬首。罪犯們伸頸就戮,毫無懼色。劊子手共五六個人,都是南方的兵勇,行刑很快結束。」[36]

在給法國方面的匯報中,李蔚海還說,據他聽聞到的信息,對這些民眾的處刑無助於改善法國傳教士在清朝的境遇,「 反而有可能加深他們(清朝民眾)對洋人的敵對情緒。這些被置於死地的人,無疑在民眾眼中被視為烈士。我擔心,恐怕在當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37]

死刑執行完畢後的第六天,1870年10月25日,一支由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的使團,也自京城出發,踏上了前往法國的路程。

這是清廷自入主中原以來,首次派遣欽差使節前往海外向「 夷人」致歉。當然,崇厚攜帶的國書以外交詞彙為裝飾,內中並無「 致歉」字樣:先是「 大清國大皇帝」向「 大法國大伯里璽天德」問好;然後說天津教案已將「 辦理不善之地方官」流放治罪,與案民眾「 正法者二十犯,問軍徒者二十五犯」;再然後說此次沖突「 變生民間」,是民間百姓鬧出來的,「 朕與貴國和好有年,毫無芥蒂」,完全不能代表皇帝和朝廷的意志,派崇厚前往法國正是為了傳遞這樣一種「 衷曲」,以求兩國之間的「 真心和好」。 [38]

但裝飾歸裝飾,清廷上下人人皆知崇厚此行乃是前去向法國致歉。醇王奕譞自是明確反對。李鴻章擔憂崇厚是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被洋人視為教案的當事人和罪魁禍首之一,他的道歉很可能不會被接受。內閣中書李如松則說,這種做法「 徒損國體」,於事無補,崇厚還有被法國扣留變成人質的危險,只會助長「 夷人要挾之風」。 [39]慈禧與總理衙門不顧反對聲浪,仍堅持要實施這樣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則足見十年前的鹹豐逃亡熱河,帶給了他們極其沉痛的心理陰影。他們確實非常擔憂教案會引發戰爭,會讓舊事重演。

1871年1月25日,崇厚一行抵達法國馬賽。

此時正值普法戰爭。使團抵達馬賽時,巴黎正炮火連天,法國政府也已名存實亡。無處呈遞國書的崇厚,只好在法國接待人員的安排下先去參觀肥皂廠、榨油廠和兵器製造局。拖到3月份,崇厚決定派張德彝等人去巴黎租房子。張德彝到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革命爆發。使團只好在月底改道前往凡爾賽,與那裡的法國政府官員聊作接觸。這樣一直等到6月份,使團才得以正式進入巴黎。然後又遭遇了兩個問題:(1)法國政府堅持要重開談判,與崇厚談賠償事宜,崇厚則堅持此案已經了結,自己此行並無重開談判的權限;(2)法國政府拒絕安排崇厚覲見呈遞國書,理由是清廷皇帝仍未允許外國公使覲見。

崇厚在巴黎不得其門而入之際,北京的總理衙門也正受到來自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的強大壓力。羅派人來總理衙門「 代要全權」,要求清廷授權崇厚與法國政府在巴黎重啟談判。總理衙門自然不能也不敢同意——若允許崇厚在巴黎與法國重啟談判,使團懸處海外勢單力孤,必然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如此這般僵持到8月下旬,崇厚決定離開巴黎前往英美國,給法國政府也施加一點壓力。 [40]

1871年10月3日,在法國駐美公使的邀請下,崇厚使團一行再度返回法國。 11月23日,法國總統梯也爾接見了使團一行。崇厚呈遞國書後,梯也爾在致辭中說,希望清廷的執政者「 明白傳教士實係行善有功之人」,也希望大清皇帝下旨告訴百姓「 傳教士實在是有德行之人」,改變一下「 貴國人民不懂得事」的狀況,進而在以後不要再發生此類慘劇。 [41]梯也爾還建議清廷在巴黎設立一個公使館,他對崇厚說:

「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在巴黎設一個公使館,於中國很有好處。」[42]

梯也爾的願望是好的。但事情並不會因皇帝的一道諭旨就得到解決。

晚清教案表面上看是傳教士(包括教民)與民眾之間的衝突,但究其實質,如前文所言是一種囊括了利益衝突、文化衝突和製度衝突的複雜產物。即以最淺顯的「 民眾素質」而論,也應該注意到,一個時代底層民眾的愚昧,往往並不僅僅是底層民眾本身的問題。回溯天津教案,民眾之所以堅信教堂在搞挖眼剖心的殘忍行徑,既與他們自身無知識容易被謠言所惑有關,也有知識分子和官府同聲附和的因素在其中——魏源的《海國圖誌》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書中就言之鑿鑿記載有洋人用藥將中國人迷了、然後挖眼煉銀的內容。 《海國圖誌》在讀書人中流行,大大擴散了「 迷拐兒童挖眼剖心製藥」之類的謠言[43]。天津知府衙門在教案發生前夕貼出的告示裡,也有「 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44]這樣的句子,相當於是用官府的權威來給民間謠言蓋章認證。

民間謠言、知識分子專著和朝廷告示如此這般互相「 印證」,形成了一個閉環,造成的認知共振往往非常可怕。這種共振的結果,便是無論曾國藩如何調查取證,如何指出「 迷拐挖眼剖心」均是子虛烏有(比如有人指證教堂中有兩個玻璃瓶子,裡面裝滿了嬰兒的眼珠;調查者入內搜查找到瓶子,打開來看卻是醃製的洋蔥),他都沒有辦法將自己從「 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朝野輿論在所謂的「 證據閉環」裡堅定地相信著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這絕非曾國藩那區區數千字的調查報告所能撼動——事實上,據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說,曾一開始也信了「 挖眼剖心」之說。 1891年,已是出使英法比義四國大臣的薛福成,在給朝廷的奏摺里羅列自己在歐洲的親身見聞,力證「 挖眼剖心」並不存在時,曾如此這般回憶往事:

「 猶憶同治九年天津案起,前大學士曾國藩初聞挖眼盈壇之說,亦欲悉心查辦。比入津境,攔輿禀訴者紛陳此事,詢以有無實據,則辭多惝恍,迨嚴加訊究,而其事益虛,所以專疏特辯此說之誣。臣於當日列在幕僚,頗知梗概。」[45]

對事物的正確認知,來自正確的邏輯和充足的資料。前者提供思維工具,後者提供思維原料。在1870年代,能提供這兩項東西的,不是皇帝的聖旨,而是更深層次的改革。時代的轉型,需要讓更多的人走出國門接觸到近代文明,見識到更廣闊的現實世界。

註釋
[1]張光藻:《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北戍草》「 附錄」。
[2]張光藻:《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北戍草》「 附錄」。
[3]《曾國藩全集(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77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十二。
[5]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98頁。
[6]《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
[7]《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
[8]《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
[9]《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99頁。
[10]《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
[11]《清末教案》第一冊,第801-802頁。
[1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
[13]《曾國藩全集(三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40頁。
[14]參見本書前文《1862年:同文館步履維艱》的第三小節「 奕䜣大戰倭仁」。
[1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四。
[16]《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四。
[17]朱尚文:《清趙惠甫先生烈文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9-70頁。
[18]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04-105頁。
[19]《曾國藩全集(三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285頁。
[20]王學斌:《「 於理勢牴牾中躑躅而行」——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前後心態之變》,《書屋》2016年第6期。
[21]《曾國藩全集(二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21頁。
[22]《曾國藩全集(十九)》,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15頁。
[23]《曾國藩全集(二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24頁。
[24]《凌霄一士隨筆》,載《國聞周報》卷6第83期。
[25]《清末教案》第五冊,第43頁。
[26]《凌霄一士隨筆》,載《國聞周報》卷8第50期。
[27]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三冊,730-731頁。
[28]《曾國藩全集(十九)》,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30頁。
[29]《曾國藩全集(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994頁。
[30]《一八七0年天津教案》,《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5頁。
[31]《曾國藩全集(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93-496頁。
[32]《曾國藩全集(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11頁。
[33]《曾國藩全集(十四)》,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89頁。
[34]《曾國藩全集(三十一)》,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78頁。
[35]解成編:《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78頁。
[36]解成編:《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頁。
[37]解成編:《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頁。
[38]《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八。
[39]《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
[40]崇厚使團的行踪,參見湯仁澤《經世悲歡:崇厚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83頁。
[41]《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五。
[42]黎東方:《細說清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頁。
[43]魏源:《海國圖誌二(卷13-36)》,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882頁。
[44]《基督教入華百七十週年紀念冊》,第213頁。
[45]《清季外交史料·4》,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1頁。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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