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雖早已辭世，但他仍是我們的同代人

文：王楠 

「塵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輩再無君。」這句話出自歌德的《浮士德》，亦被作為墓志銘陪伴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安息。

這個思想家就是馬克斯·韋伯，他既是一個偉大學者，是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曾代表德國出席凡爾賽會議，並參與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與設計。時至今日，韋伯已然成為了一塊人們無法輕易繞過的現代性界碑，他能讓讀者在對歷史的觀察與閱讀中，看到歷史人物、研究者和自己，面臨同樣的普遍時代問題、位於同樣的人性處境。

如今，他已逝世近一個世紀。然而在今天，我們依然沒有跨過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那道歷史的門檻，他也繼續為我們在十字路口守望著。

在社會日益碎片化的時代
探討重建社會倫理的可能性

韋伯身處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正處於極為困難的轉型重建時期。

1871年，俾斯麥領導的普魯士憑借武力和外交手腕，實現了德意志的強力統一。但更為艱巨的任務，是面對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的沖擊，建立能夠有效應對現代社會的組織和團體，在精神和倫理的層面，完成民族的內在統一。https://www.xiaxiaoqiang.net

統一後的德國，由多個不同的邦國組成，它們原本風俗各異、傳統有別。有的是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市民文化深厚；有的則是森林地區，有著鄉村自耕農和天主教的傳統；有的地區城鄉分界不分明，新教人文主義與地方市鎮自治相得益彰。要將這樣彼此差異極大的地區，融匯為具統一語言、文化和政治結構的民族國家，談何容易！

但受統一大業的激勵，又懷抱躋身世界諸強之志，德國在普魯士的主導下，一方面在國內的城市鄉村積極發展農工商各類資本主義經營，一方面又以武力傳統自傲，在國際上推行軍國主義色彩的殖民擴張政策。

韋伯支持統一德國作為民族國家而崛起，但他決非庸俗民族主義狂熱與對外擴張的支持者，而是清楚地看到，統一和強大的德國，能夠作為德意志民族文化傳統和倫理品質的載體，為人類的文明貢獻自身的力量。

但是，德國自身轉型未穩、內修不足，又急於追求財富和權力地位，在世界諸國面前炫耀自己，導致它喪失了原有的優良品質，落入現代社會的陷阱。

韋伯清楚地看到，原本依附於地主的莊園農民，受波蘭更為廉價的勞工排擠，帶著對自由的渴望，來到大城市加入工人的隊伍，成為無產階級大軍的一員。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日益瓦解，整個社會被階級分化與斗爭徹底撕裂。

主導政治的保守階層，只能一面開動官僚行政機器，依靠兢兢業業的普魯士官員進行社會治理，一面狂熱地宣傳無真正社會組織和倫理基礎的民族神話和帝國主義。許多大學教授和文化界的文人墨客，厭惡資本主義的世俗經營、背過身去懷念消逝的過去者有之，在形而上沉思和自我陶醉體驗中自詡發現了新世界。

社會日益碎片化、平面化，完全依賴於官僚行政的巨大機器來治理和維持穩定，用物質福利和廉價的幸福主義來喂養大眾。這正是「無靈魂的專家」與「無心的享樂人」攜手共居「鐵籠」的虛無年代。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探索了在這樣的時代重建倫理與社會的可能性。

虛空與焦慮的狀態
促成了世人的積極行動

韋伯給「資本主義」冠以「精神」之名，正如他在本書第1卷第2章的開頭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之舉。

一方面，自馬克思以降，許多資本主義的解釋者都將資本主義斥為貪婪、狡詐與奢侈的淵藪，最好也不過是無精神的功利算計。另一方面，「精神」的概念在德國思想傳統中堪稱「高貴」。從黑格爾的到狄爾泰，「精神」無不表達的是社會與歷史中具統領意義、引人接近神聖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

正如韋伯所言，德國文化精英面對現代潮流，背過身去拒絕合作，不願參與建設新的社會，正反映了「資本主義」與「精神」之間的矛盾。 https://www.xiaxiaoqiang.net

但韋伯的勇氣就在於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只是被動地容忍資本主義，在理念與實踐中都抱著認定它邪惡的態度，那就無法真正超越它的惡。

如果用國家代替一切私人企業，將國家當成公司來經營，再怎麼用意識形態來粉刷，也只是拿表面的精神亢奮來掩蓋真正的貧瘠和虛無，淪落為膚淺功利的幸福觀和私下的蠅營狗苟而已。這才是「資本主義」對「精神」的腐蝕。

所以，一味逃避和排斥是沒有出路的。真正的出路在於，能否用「精神」真正駕馭「資本主義」，令機械化的經營計算重受倫理的駕馭，服從人格的支配，令其重獲靈魂。這正是為什麼韋伯要一反尋常論調地指出，無止境的營利欲決非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反倒是對這種非理性沖動的抑制與調節。

證明資本主義也可以有「精神」，正是韋伯要在這部著作裡完成的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始於本傑明· 富蘭克林這位美國國父，公開發表的一段對年輕生意人如何致富的「忠告」：

記住，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將錢存放在我這裡超過該交還的日期，那麼他等於是把利息或在這期間借著這筆錢我所能賺得的都贈送給我。這總計起來會是相當可觀的數目，如果一個人的信用既好又大並且善加利用的話。

乍看起來，這樣赤裸裸的「致富經」，把一切換算成金錢的「庸俗」立場，似乎令證明資本主義具有精神的任務，變得更不可能了。有人認為，韋伯未能理解富蘭克林的幽默感，將他善意的調侃當成了嚴肅的教誨。

但，充分理解富蘭克林「無宗無派的自然神論」信仰的韋伯，倒未必不能理解富蘭克林的幽默。只不過面對德國人視美國人為「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榨錢」的一般看法，韋伯有必要結合自己民族深厚的宗教傳統，來嚴肅討論這個問題。

對商業經營的一般批評在於認為，任何計算的根本目的，不過是賺錢用於個人享受，甚至服務於無止境的貪欲。但韋伯正是要指出，富蘭克林的經營，恰恰指向的不是個人的享受和佔有。

實際上，金錢換算只是一種表象。富蘭克林在其《自傳》中，對於嚴格自律與勤儉的堅持，對於經營倫理品質的真誠告白，正表明在他的生活中，日常的經營計算不是自利的手段，而是一種具倫理色彩的生活之道的表現。

不是為了賺錢享樂而不得不經營計算，而是經營計算本身成為了一種修身實踐的方式。不是縱容利己，反倒是持敬克己。

是什麼力量使利己轉變為克己呢？在韋伯看來，必須有一種超出於己身之外的更高的力量，對自己提出倫理的要求，方能令人在經營計算中消除被動的機械性，使之轉變為一種具倫理色彩的「修行」。

這裡的關鍵在於，只有內在保持一種具有超越性的心態，令人整體從庸俗的日常中超拔出來，才能不再被自身的欲望或工具支配，才是人做事而非事役人。

現代社會的根本
是民眾擁有正當的生活之道

韋伯十分清楚，社會倫理的巨大變革，決不可能只靠一個個孤獨的個體來實現，必須依靠成員之間緊密團結的道德共同體。

所以，雖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已經討論了教派問題，韋伯仍然在1906 年撰寫了一篇新的文章《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開始，韋伯講述了他在游歷美國期間，親身經歷的美國教派生活的場景。在一場洗禮派的入教儀式上，新成員必須忍受冰冷刺骨的湖水和山間的寒風，將自己全身浸沒在水塘之中，用這樣的「受洗」來表明自己已是「新人」。

正當韋伯饒有興致地觀禮之時，旁邊的親戚卻跟他「揭底」：水中一位新入會的年輕人，只不過是想在當地開家銀行，為確保客戶上門而入教。表面上看，這似乎又極類似富蘭克林的「致富經」：信仰告白和道德教誨都是為了獲取利益，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偽。

但是，結合自己先前在美國有關教派的經驗，深具洞察力的韋伯敏銳地看到，教派對於入會成員的資格審查，並未放在曖昧不明的「信仰心」上，而是重在倫理品質上，要對其既往的言行舉止、為人處事細加探詢。只有確認此人一貫誠實勤勉、作風正派，在社區中廣受好評，才能准許入教。

因此，即使入教者只是為了商業目的加入教派，想要獲得人們給予教派成員的高度商業信用評價，這樣做也不是虛偽。他不是為了利益而「裝得」誠實可靠，而是要用自己的良好品行，去贏得作為商業信用「證明」的教派身份。 https://www.xiaxiaoqiang.net

和富蘭克林的情形類似，貌似倫理只是利益的手段，可如果只有具備倫理才能獲得利益，倫理反倒會成為利益的前提，約束著個人去追求利益。

在韋伯這裡，《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兩篇文章，想要表達的共同主題是，什麼樣的倫理人格與品質、社會組織和共同體，能夠真正駕馭資本主義。

作為人群焦點的韋伯

韋伯強調的不是新教的信仰和教義本身，而是能駕馭資本主義、具倫理風格的生活之道，它才構成了現代社會「民主」的真正底色。韋伯清醒地看到，現代社會能依靠的根本，既不是滿足大眾的物質欲望，也不是運用國家機器，將人當成抽象的數字來治理。

真正的關鍵在於，民眾能不能提升到具備普遍倫理品質的層次，擁有現代人正當的生活之道。這是令資本主義超越貪婪虛偽和麻木不仁而能夠有「精神」的根本。

社會科學中真正的「普遍」
是讀者能看到歷史裡相同的問題

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有一種常見的批評，認為它對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太「窄」。人們覺得韋伯的歷史解釋過於「精神化」，太強調宗教和觀念層面的作用，相比於唯物主義的歷史解釋，似乎有些矯枉過正。

不過這恰恰不是韋伯的立場，有這種誤解，是不理解韋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故。與通常的社會科學方法不同，韋伯不是通過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和概括性描述，或對宏觀歷史趨勢的總體抽象把握，去直接發現某種「必然而普遍的規律」。

相反，韋伯將社會演變和歷史潮流視為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織雜糅的結果，好比多股不同顏色絲線扭結而成的彩索。研究者在文化和歷史現象的「彩索」中，選擇自己關注的「絲線」，以之統領自己研究的視角與方向。

舉例說明。在常被當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前言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序言」中，韋伯定義了自己的資本主義概念：基於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而建立的市民經營的資本主義。

它由以下幾方面要素共同構成：以交易的方式，實現形式上和平的營利機會；以形式上的自由勞動為基礎的理性組織；依賴於西方科學技術精確理性的可計算性；法律與行政的理性結構。

這些全部都屬於物質性或社會現實條件的方面，包含在「資本主義」的概念之中。但韋伯更為關注的，是人們出於什麼樣的「心態」和實踐方式，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經營，也就是其「精神」方面的因素。

他完全清楚，如果沒有物質和社會現實方面的那些因素，資本主義決不能單單依靠「心態」而存在。那些因素也各有其根源，不能籠統歸因於某種「精神」的作用。所以，韋伯對社會和歷史整體的基本理解，是一種多因素的視角，包含著不同因素的復雜關聯以及各自的因果聯系。

韋伯所運用的方法，與其說是「社會學」的，倒不如用他自己的講法，稱為文化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方法更為合適。當然在他看來，社會學的本質，正是研究人類社會包含著種種文化意涵的文明傳統的歷史。

與自然科學式的抽象普遍不同，這樣的人文科學方法，主張以小見大、以實破虛、經驗為本，在差異和比較中建立「類型」和「范式」，以求充分尊重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

但是，如果社會學研究只是為了建立各具特色的「理想型」，那又如何不墮入無限的特殊性和相對主義呢？這就要說到韋伯方法論立場的另一面。在他看來，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的「普遍」，不是形式上包容一切的抽象概括。

而是研究者能夠在對文化和歷史的思考和書寫中，將人性的普遍處境、自己時代的普遍問題融入其中，令讀者看到，歷史人物、研究者和自己，面對的其實是相似的處境、共同的問題。

只有依靠研究者的作品，在今人與古人、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之間，建立起心靈的感通、精神的觸動，才是真正的「普遍」。這正是這部著作能夠成為經典，擁有超越社會和時代局限的生命力的根本。

在韋伯的筆下，面對預定論嚴酷命運的清教徒，也是他同時代精神痛苦的德國人，甚至是現代人的某種普遍形象。

在現實背叛理想的同時
也要盡力成為平常意義下的英雄

韋伯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系的考察，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好古癖。借助對歷史人物的同情理解，感同身受的「價值關聯」，人文科學能夠幫助我們在傳統中尋找資源，面對今天的困難。

當然，這也同樣不意味著將古人的道路等同於今天的出路，無視時代的差異、歷史的變遷。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尾的著名段落，韋伯業已向我們指出，基於超越性信念與價值的倫理，在當今的時代，本身面臨著什麼樣的挑戰。雖然信念本身只是促成倫理的條件，但假如沒有信念，相應的倫理實踐也不可能長久維持。

一方面，現世行動成果的不斷積累，日益引誘著人們忘懷自己的初心，貪圖現世的享受。伴隨著現代科學發展更徹底地「祛除巫魅」，以及資本主義日益成為人們生活面對的日常，也就產生越來越多的「無靈魂的專家」與「無心的享樂人」。 https://www.xiaxiaoqiang.net

但另一方面，物極必反。伴隨著此種功利理性和物質性客觀主義，追求非理性體驗和極度內在主觀性的潮流也越來越強。韋伯早就清楚地看到，在他身處的時代，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沉迷於用世界各地收集來的小神像裝點私人的禮拜堂，或陶醉於在講台上扮演造夢的小先知去自欺欺人地煽動大眾。

更危險的是，沉浸在主觀幻想中的人，渴求無限權力去實現夢中的烏托邦，或想要通過暴力手段來徹底推翻現實。而真正的現實生活，又往往在科學的名義下被化約為虛假的抽象物，為各種技術的支配肆意蹂躪。天使與魔鬼、天國與地獄不斷對抗的兩端，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一切皆為出自人心的無根幻象而已。

如何面對這樣的世界？真實即真理。韋伯臨終前的這句遺言，正是他一生信仰的告白：反對一切想要支配或逃離現實的虛假幻象。

他不是主張只有清教徒才能拯救世界，而是要告誡世人，只有打破物質與精神、主觀與客觀的虛假二元對立，投身於日常生活的現實，在思考與行動中往復前行，尋找並踐行有實質倫理內涵的生活之道，才有希望沖破現代社會的種種困局與迷思。

因此，在完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後，韋伯從這一研究確立的出發點起航，繼續思考現代世界的倫理可能性。他去追尋在世界的各大文明傳統中，理性與非理性、思想觀念與現實條件如何交織糅合在一起，演變出各具特色的生活之道，在倫理生活的歷史畫卷中彰顯人性的尊嚴。

他去評估在這個「祛除巫魅」和諸價值領域分化的時代，激活形形色色的倫理人格、構建新的社會組織和信仰團體的可能性，判斷現代社會未來可能的趨勢和去向。

他提醒滿懷革命熱情的年輕人，不要用自己的理想遮蔽了現實，在狂熱中走向不惜一切代價的不擇手段；而應該在清醒看到現實總是背叛理想的同時，還能依然勇敢面對，去做「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盡力成為「平常意義下的英雄」。

馬克斯·韋伯墓

韋伯反對沉溺幻想、勇於直面現實的精神氣質，他堅持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修養、磨礪人格與品質的倫理主張，他在矛盾和張力之中努力維持平衡與中道的態度，他雖具精神貴族的文化教養卻對默默奮斗和追求著的普通人始終不變的關懷與信任，與我們自己的文明傳統有著深層次的感通與共鳴，令我們在內心中早已將他引為師友和同道。

韋伯面對的時代困境，今日依然是中國乃至全人類面對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他仍然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也許這才是為什麼，在這迷失錯亂的時代，我們會繼續閱讀韋伯，為自己也為人類文明探尋未來的命運、道路與希望。

韋伯是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裡程碑。他標志著現代思想的成年，因為他完成了兩個任務：看清現代，真正理解現代社會運作的底層機制；反思現代，指出現代性最深層的缺陷。

他不是一個象牙塔中遠離大眾的學究，而是一位廣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會和現實，更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